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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三彩与素三彩的比较——对一件误定“辽三彩”的更正

 徐宏空间 2014-01-25

 

 

欧阳希君

[摘要]

一件明末清初漳州窑素三彩,被误定为“辽三彩”或“金三彩”,并见于部分权威著录。不少学者著作或著文中作为“辽三彩”或“金三彩”加以引用。至今,无人细辨。本文通过大量实物标本的对比、研究,确认它是我国福建漳州平和田坑窑的素三彩,纠正以往的谬误。

关键词:辽三彩  金三彩 明清素三彩

一、引言

    辽代陶瓷系指辽代(916~1125年)所辖广大疆域内古窑所烧制的陶瓷产品,辽代主要窑口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林东辽上京南山窑、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1]、林东白音戈勒窑,辽宁辽阳冮官屯窑,山西界庄窑[2],北京龙泉务窑等。辽代陶瓷在烧造工艺技术上学习中原,但在造型及装饰艺术以及使用中,因生活方式的差异明显别于中原,表现出契丹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辽代瓷器以白瓷为主,亦见黑釉、褐(酱)釉、青釉、茶末釉、绿釉瓷(据冯永谦称:“辽上京故城窑的绿釉器的烧成特点与釉陶有别,应属瓷器范畴”)[3]等。辽代低温釉陶有白釉、黄釉、绿釉、三彩釉,关于辽代陶瓷的书刊、文章虽不算多,亦不算太少,这里不一一介绍。

二、对一件所谓“辽(金)三彩”器的质疑

    本文仅就一件误定时代的所谓“辽(金)三彩”器提出质疑,并加以分析比较,拟归属其窑口。

    这件著名的“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图1)为故宫博物院1954年购藏,并被作为“辽(金)三彩”收入众多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4]、《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5]、《中国陶瓷全集》[6]、《宋辽陶瓷鉴定》[7]等书中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8]等报刊上。时至2006年,还见有学者不加细辨,《中国陶瓷综述》[9]还承袭旧说,将这件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作为辽三彩介绍。因是故宫藏品,窑口及年代均经著名专家审定,至今无人提出疑议。

                著名的“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图1)

 

笔者经认真研究,确认它不是辽(金)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而是明代素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这件“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高2.2、口径18.2、足径10.7㎝。盘为折沿,九瓣菱花口,浅底坦平,圈足。内底纹饰荷塘立鹤为尖利器细划。日本亦见同类器,图2为日本所藏定名“华南三彩”的刻划花菱花口盘[10],高2.1、口径17.6、足径9.9㎝,造型、纹饰一致,尺寸也相仿。

           图2a为日本所藏定名“华南三彩”的刻划花菱花口盘

          图2b为日本所藏定名“华南三彩”的刻划花菱花口盘

 

    所谓“华南三彩”,在日本指的就是以前尚未找到烧造窑口时,估计是中国广东等华南地区生产的,这种素三彩器以往也被称为“交趾器”,这是因为不少该类器物是从越南(即交趾)输入日本的。日本学者楢崎彰一指出:“华南三彩”的窑口可能是田坑窑及其附近的窑口烧造的,因为田坑窑中出土物中有华南三彩相同的施釉技法[11]。日本所藏的另一件折沿花鸟纹盘(图3)的施釉技法与装饰风格均与此同类。

                          图3a日本所藏的另一件折沿花鸟纹盘 

                              图3b日本所藏的另一件折沿花鸟纹盘

     另外还有《宋辽陶瓷鉴定》[12]等书中还见部分图片,从造型、纹饰题材、釉色等观察,与辽代绿釉陶完全另类,应为明代南方窑场产品,疑是漳州窑产品,具体窑口可能是平和县田坑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不是辽代产品。

三、辽三彩的窑口分布及工艺特征

    据目前资料所知,辽三彩窑口仅发现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林东辽上京南山窑和北京龙泉务窑3处。近年见有文章指出“辽三彩的窑址主要有四处”[13],将辽阳冮官屯窑列入辽三彩窑址。关于辽阳冮官屯窑是否烧造三彩器,最早开始系统研究辽代陶瓷的李文信先生50年代文章虽然曾提到:冮官屯窑起于辽代,金代很兴盛,产品以仿定窑白瓷和仿磁州窑黑花白瓷为多,黑釉多大器,三彩琉璃器极少[14]。以后再不见该窑三彩器文字,辽代陶瓷研究学者冯永谦在“辽窑陶瓷种类表”也仅有3处,而表内“冮官屯窑”种类也只有白瓷、黑釉瓷及酱釉瓷[15]。而部分文章将辽阳冮官屯窑列入“辽三彩窑址”的全部依据正是李文信先生50年代的一句“三彩琉璃器极少”。所以本文不将冮官屯窑列入辽三彩窑,也不应该列入。

    我们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各窑址辽三彩器的主要工艺特征。

    缸瓦窑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60公里的瓦窑屯,窑场规模较大,遗物分布面积约2万平方米,除生产瓷器外,窑场中有专烧釉陶的窑炉,烧制单色白釉、黄釉、绿釉陶,而三彩釉亦由以上三色组成。胎质粗软,火候稍高,胎体呈色为淡粉和黄白。先施白陶衣后施釉,釉色光艳鲜明。入窑烧制时用三爪形支足入匣,故器中都有三个小圆钉痕。三彩器多印花盘、印花砚、小佛塔等[16]。

    南山窑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故城西南约1.5公里,此窑规模不大,烧造时间不长,遗物分布面积也不大,是一处专烧釉陶的窑场,除生产单色釉陶外,三彩釉也是白、黄、绿三色并施。胎质细软,硬度稍小,胎体淡红色。施釉前先挂白色陶衣,釉色欠鲜艳,釉层易脫落。器物多盘碟类小件器。此窑特点是在部分白色釉或黄色釉面上加绿彩。窑具中不见匣钵等障火器物,仅发现爪状垫烧具,形如鸟足,故器皿中心每有三个痕疤,器底圈足上也往往有支垫痕迹[17]。

龙泉务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村北面,制瓷种类较多,但三彩釉制品不是很多。在出土大量瓷片的同时,伴随有三彩菩萨像、彩绘佛像、三彩俑等出土[18]。从大量的残片及三叉支烧工具可以看出,当时曾大量烧造,色彩以绿、黄两色为主,其中黄色中泛赭红,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除佛像及与佛教有关的莲花座外,实用器物中的方盘、灯、炉、盒、枕也较常见,还见建筑构件产品[19]。所有产品均采用叠烧法,圆器内底都有3~4个支痕。花纹装饰有刻花、印花,多属莲瓣纹[20]。

    辽三彩的成型方法有轮制与模制等数种,原料处理都不太精细,胎中颗粒稍粗,胎骨普遍疏松,烧成温度较低。装饰方法以印花为主,就明确出土品而言,绝大部分为印花三彩器或塑贴三彩,与唐三彩系统有关[21]。辽墓中迄今从未出土过划花三彩盘碟,偶尔见过白釉绿彩的划花器和一部分黄或绿的单色釉划花器,然与上述划花三彩器截然不同[22]。目前未见有划花填色的,虽在著录中偶有所见,但经鉴别研究,实为金元三彩器。辽三彩装饰题材明显觉得单调,仅为人们习见的花卉、唐草、鱼、蝶和流云、水波纹等几种题材。纹饰繁缛,往往是在器物上饰满花纹,且常常采用多层次或对称的表现方法构图。所饰花卉有成株的,亦有采用“一整二破”构图法,将一带叶花朵一破二半,形成半叶半花[23]。辽三彩只见黄、绿、白色,无蓝、紫、红等色。赵文军先生著文[24]支持并引用《中国陶瓷史》[25]“红色说”。所谓红色实为黄色偏深近红褐。釉不流淌、不交溶,为印花填色。海棠花式长盘、方斗盘、八方八角盘等均具有很强烈的契丹民族风格。辽三彩与其他辽瓷圆器一样均为支钉垫烧,器内普遍见3~4个支烧痕迹,而部分书刊所见內底刮釉涩圈叠烧“辽三彩”实为金元。其原料、成型、挂釉、窑具、装烧等工艺均与北方的传统制瓷工艺有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辽代陶瓷是在继承契丹族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吸取了北方陶瓷技法,辽三彩则受唐三彩影响,而又与同时期的宋三彩明显不同。其纹饰、造型等均具有浓郁游牧民族生活气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件所谓“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与辽代三彩器特征明显不符,主要有五。一是造型,辽器中不见这种菱花口圆器,两宋时几不见,元代渐出现,至明清习见;二是釉色浅淡,与浓艳的辽三彩釉色判若天涯;三是纹饰题材属南方小景,与北方粗旷的纹饰风格和题材不符,且辽三彩以对称、繁缛而著称;四是盘内不见支钉痕迹,因为装烧方式为支钉叠烧,故盘内及足底应该有支钉迹;五是辽金三彩中多为施釉不及底的“半釉”器,不见圈足满釉的先例,此盘足底满釉与田坑窑采集标本相同;考古资料已证实,辽三彩不见划花填彩器。因此,它不是辽器。倘若以上证据仍不足以定谳,那么,我们再从它的时代、窑口等问题进一步加以比较说明,似为最佳定论佐证。

    随着福建漳州地区古陶瓷考古调查的不断深入,对明清重点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与考古发掘。如1994年11月~1995年1月发掘了平和县南胜花仔楼窑址,1997年秋又对南胜田坑窑进行了科学发掘。花仔楼以青花瓷为主,兼烧低温素三彩。田坑窑以素三彩器为主,兼及青花器。笔者也数十次调查了平和县的数十处明清窑址,采集了不少标本。青花菱花口盘较常见,青花“荷塘立鹤”(图4)题材纹饰亦习见。

                          图4青花“荷塘立鹤”

田坑窑素三彩器虽以香盒居多,但也见盘碟(图5)类圆器,多见绿、黄、紫三色。

                    图5田坑窑素三彩盘碟

笔者采集的标本(图6~9)中彩釉极似“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

                                         图6笔者采集的标本

                       图7笔者采集的标本

                       图8笔者采集的标本

                     图9笔者采集的标本

    据《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介绍:辽三彩陶器以黄、绿、白几色釉常见,而紫色釉彩殊为少见,此盘荷叶施葡萄紫色实属弥足珍贵。而这种紫色在田坑窑较多见。综此,可认定这件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为福建平和窑明末素三彩。最大可能是田坑窑产品,或许是花仔楼窑产品,随着平和窑址调查的不断深入,也许会再次发现素三彩窑场。笔者曾在五寨粮库附近村民手中购得一件素三彩素烧残件,村民言:是从附近窑址捡到。

四、“辽三彩”中的金元三彩

    另外也见国内外著录中[26],将金、元三彩(包括单色低温釉陶)归于辽三彩器中。对于这个问题,李文信、朱子方先生早在1962年出版的《辽瓷选集》中就开始质疑,认为这些划花三彩盘碟与一般辽三彩器不同,通常定为辽代器物,但无出土器物可佐证,是否是时代抑或地区不同,尚无法证明[27]。如被定为辽代的三彩刻划花梅纹盘(图10)、三彩刻划花鱼纹盘(图11)、三彩刻划花龙纹盘(图12)、三彩刻划花兔纹盘(图13)等均为金元物。

              图10被误定为辽代的三彩刻划花梅纹盘

            图11被误定为辽代的三彩刻划花鱼纹盘

             图12被误定为辽代的三彩刻划花龙纹盘

                图13被误定为辽代的三彩刻划花兔纹盘

日本原帝室博物馆藏有一件有“至元六年…”纪年墨书的三彩刻划花梅纹盘[28],至元六年(1269年)为元初忽必烈年号,因此可以肯定这类类似装饰器物为金元时期的产物。李红军先生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29],这里不一。笔者仅补充一点看法,辽三彩中没有划花填彩器,也不见涩圈器。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2号墓虽出土“辽三彩陶盆”(图14),它应称为“白釉划花填彩盆”,不能称之为“三彩”。至于辽三彩与金三彩的区分、宋三彩和金三彩的分辨、金三彩及元三彩的鉴别等问题,过去一般将宋、金生产的三彩器划入宋三彩范畴[30],海内外古陶瓷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但所下气力还很不够,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图14辽墓出土“辽三彩陶盆”

五、赘语

    以上文字只是笔者所做的实事求是分析和探索,是否与事实相符,相信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及长期研究辽代陶瓷的地方文物工作者最有发言权,并祈教于众专家。

注:本文完成后,2007年初笔者在对平和县明末至清初古窑址调查中,于田坑窑址发现了一块素烧刻花莲瓣口盘残片,听老乡说:“犁田时,捡到一件这样的完整盘。”经打探,终于见到这件出土于田坑窑的素烧荷塘立鹤刻花莲瓣口盘(图15),高2.5、口径16.6、底径9.6㎝。同时还在平和县五寨乡新发现一处烧造素三彩的窑场——洞口窑,也采到这种素烧荷塘立鹤刻花莲瓣口盘残件,纹饰、造型等与田坑窑相同,不同处为外壁施有高温白釉(也见外壁不施高温白釉的标本),圈足内无釉。如果以上还嫌证据不充分,标本的出土即最好实证。事实胜于雄辩,笔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图15a田坑窑的素烧荷塘立鹤刻花莲瓣口盘

                           图15b田坑窑的素烧荷塘立鹤刻花莲瓣口盘

注释: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认为该窑是辽亡后才建窑烧瓷,笔者赞同,详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山西雁北地区从五代晋时至北宋属辽的统辖。

[3]冯永谦:《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

[4]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5]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6]冯永谦主编:《中国陶瓷全集·9·辽、西夏、金》定为金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7][11]铁源主编:《宋辽陶瓷鉴定》,华龄出版社,2001年。

[8]视听室:《中国陶瓷之美》,《故宫文物月刊》(台北)1980年7卷11期总83期。

[9]朱裕平:《中国陶瓷综述》,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

[10]日本根津美术馆:《华南のセきもの》,根津美术馆,1998年。

[11]楢崎彰一:《漳州窑陶瓷和美浓桃山陶瓷》,《福建文博》1999年特刊。

[12]铁源主编:《宋辽陶瓷鉴定》,华龄出版社,2001年。

[13]a.苏东:《内蒙古赤峰缸瓦窑烧造的辽三彩器》,《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期。b.戴鸿文:《辽代三彩器研究》,《故宫文物月刊》(台北)2000年总212期。

[14]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15]冯永谦:《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

[16]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17]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2期。

[18]赵光林、马希桂:《北京地区古窑址调查综述》,《首都博物馆文集》第7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19]刘兰华:《龙泉务瓷窑的文化特征及其窑址性质初探》,《文物季刊》1995年4期。

[2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154页“窑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21]王仁波:《陕西省唐墓出土的三彩器综述》,《文物资料丛刊》第6期,文物出版社,1982年。

[22]李红军:《关于辽三彩和金元三彩器鉴别问题的初步探索》,《辽宁文物》1983年总第4期。

[23]李红军:《试论辽宁出土的唐三彩与辽三彩器及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24]赵文军:《河南唐三彩、宋三彩与辽三彩》,《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2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26]a.黑田原次、杉村勇造:《陶瓷全集14·辽の陶瓷》,平凡社1974年。b.杉村勇造:《陶磁大系·辽の陶瓷》,平凡社1974年。C.铁源主编:《宋辽陶瓷鉴定》,华龄出版社,2001年等。

[27]李文信、朱子方:《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

[28]《陶器图录第七卷·支那篇》(上)102页135图,日本东京雄山阁株式会社,昭和十三年一月(1938年)。

[29]李红军:《关于辽三彩和金元三彩器鉴别问题的初步探索》,《辽宁文物》1983年总第4期。

[30]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原文发表于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及《收藏》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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