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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修衙”，一直延续到皇朝结束。古代的官衙都很破败。苏轼在1072年担任杭州通判时，看到杭州的衙门“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十多年后的1089年他担任杭州知州时，屋宇仍然那样破旧：“见使宅栖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 为什么古代官员不愿意大兴土木，给自己一个气派的办公场所？ 原因有好几条。官员任期只有三五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没有必要修建豪华衙门，根本原因是财政经费紧张，并无专项经费。 清朝一般情况下，官衙维修费用要向民间征税，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后，维修经费就包含在官员的养廉银中，朝廷不会在之外另行划拨。州县官员需要维修，可以动用州县衙门的闲钱，但必须从官员三年的养廉银中扣除。修建衙门与自己的收入挂钩，当然没有官员乐于修建了。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以该省一些官衙地处边隅、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维修经费固定下来，按照衙署大小，每年发给固定银两，但乾隆拒绝了，认为修葺工费有多有少，历年不一，如果作为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为额外进项。 不可否认的是，“官不修衙”非常有效地制约了地方官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冲动，减轻了百姓负担，给百姓树立了一个简朴为民的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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