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后斯诺登时代的两种选择

后斯诺登时代，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最简单的一种，照常生活，假装国家安全局对数据的贪婪欲望只是个小小的过失，对现有技术-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稍加修补就能纠正。为此，我们可以收紧流氓数据协议，在通信网络里进行更多加密，通过新的法律来监督国家安全局。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更具挑战性的一种：斯诺登泄密事件代表的不仅仅是少数官僚失控导致的系统化行政过度扩张。从这个角度来看，泄密事件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基本上无人承认的新形式威胁，它有害民主精神，而且，随着收集、记录、分析更多数据的途径越来越普遍，它会愈发恶化。

为什么我们难以承认这种威胁呢？原因很简单：这样的结论有违信息经济的美好叙事，而这种叙事一贯假设增长可以永远持续下去。Google、Facebook和硅谷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全都采纳如下经营前提：生产、收集、交易和分享的数据是没有限制的。信息永远是越多越好，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让我们来看看尚未归拢到“信息”大伞下的经济领域，有些类似的地方可提供一定的启示。很长时间以来，无限增长的假设——并以GDP为评估政府政策的唯一标杆——也是至高无上的。20世纪7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市场口号很快淹没了第一波的批评之声，但过去10年，随着全球变暖的趋势加剧，人们重新开始审视以发展为经济活动唯一焦点的做法。

“去增长”运动的追随者们就秉持这一立场，该运动在欧洲很流行，在美国却乏人参与。这场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审视现行促增长模式对环境生态是否明智，也希望在评估和制定公共政策时淡化GDP等指标的重要性。加拿大社会学家、去发展运动的倡导者伊芙-玛丽·亚拉伯罕（Yves-MarieAbraham）说：“不是要让GDP下降，而是要不再用GDP和其他量化指标来评估人类的福祉。”

本文无意在此评估评价“去增长”运动对经济的好坏影响。但很难否认，它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有趣的智力挑战。要为现行促增长政策提出站得住脚的辩护，就必须解决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情绪。而且，增长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个事实又怎么解释？如果更多的增长并不会带给人们更多的幸福，为什么还要把增长放在经济政策的中心呢？

“去增长”为安排生产活动提出另一种模式，带来了有关政治和经济的一些挑衅性新思路。可信息领域尚未出现这样的替代模式。围绕技术和信息，现在的努力方向是采用私人化和先验论解决方案，从个人而非集体层面上出发：我们如今鼓励探索“数字排毒”，重振个人的现实感，比如在安装应用程序时更为“警觉”，以及参加禁止使用电子小玩意儿的户外野营。

没有一种解决方案为现在“信息越多就越好”的模式提供知性上连贯如一的替代方案。原因很简单：“去增长”理论家们可以很方便地援引全球变暖的趋势，认为这会导致终极灾难，藉此调动我们对现行模式重新思考。通过提醒人这是在缓慢毁灭文明，来敦促人采取行动，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

（德国民众在柏林游行支持斯诺登。）

然而，信息辩论里并没有类似的灾难预见。我们只关心个人健康问题，注意力跨度缩短，注意力分散等等。这些担忧都着眼于个人而非集体。这也就难怪它们带来的解决办法会是用另一些应用程序来恢复人的注意力了。

可就算不是天才，也该看得出，这种情况下有类似全球变暖的危险存在：我们政治制度里的民主精神在逐渐蒸发。对大数据的天真信念关闭了从前开放给公众讨论的空间：既然已经有了可供挑选最佳途径的数据，谁还需要这些混乱的辩论呢？这就使得厌烦了现代官僚制度不停踢皮球的公民，把政治进程交到了技术官僚手里，技术官僚们只喜欢微观层面上的推推搡搡和修修补补，对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性变革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民主精神的蒸发也就很自然了。

与其在具体细节上挑战硅谷，何不干脆承认：无尽的信息尽管带来了真实的好处，但它的害处多过了益处呢——就跟耗油的SUV和始终开着的空调一样？是的，搜索个性化带给了我们美妙的结果，两秒钟就能给我们指出最近的披萨店在哪儿。但为了节约几秒钟时间，却需要我们把数据存储在Google的某台服务器上，在斯诺登事件发生后，没人真正清楚这些数据会发生些什么，而滥用数据的方法又多种多样。

让我们别再围绕细节争吵不休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硅谷的确提供了一种伟大而便利的产品。但如果这种伟大的产品最终将扼杀民主制度，那么，我们或许该降低期待，接受多花两秒时间进行搜索的现实，为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额外的两秒钟时间可能是个很合理的代价——一如买一辆小一点、慢一点的汽车，对环境有好处。

某些批评现行制度的人针对隐私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以市场为基础。比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主张，应当在强大的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下，允许人持有、交易自己的数据。但用这种办法制衡对民主的缓慢侵蚀，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这就跟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全球变暖解决方案一样。记得欧盟曾大肆庆祝的碳排放交易计划吗？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事实上，掌握了如此丰富的数据，现代政治制度似乎认为不妨将它们分发给公民；而公民们，快乐地享受着数字“内容”聚宝盆，简直恨不得放弃政治领域。在这样的条件下创造个人数据市场，只会加速民主制度的溃败。

不管是应用“去增长”设想，还是接受另一种挑战了“信息越多越好”理念的知性模式，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模型，为斯诺登泄密事件揭露的民主缺失想到出路。黑客或者律师都救不了我们：斯诺登事件造成的辩论，需要同时熟悉计算机代码和宪法，又懂得经济和政治的思想家。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