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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次在外地开会，喝水的纸杯上有一首诗：自汲清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绿阴天气闲庭院，卧听黄鹂报晚衙。在我看来，与其说这首诗表达的是古代的茶文化，倒不如说它显示的是一种无所挂碍的闲情逸致。一尊石鼎，几许清烟，飘来的是茶香，充满精神的身体可以自由支配，在浓阴下品茶一直浓睡到傍晚，这不正是现代人汲汲以求的充满诗意的安居吗？
有时候我总被古人的那种情怀带入怀疑的境地，比如“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车书。独有西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那种清幽自在的读书生活，在我求学的二十余年里偶尔有过体验。无论何等阶段，总有考试压头，而考试成绩的好坏可能直接关涉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质量。所以，虽然有时也体会到那种心如止水、澄净明澈的境界，但许多时候难以达到，每一本教科书都是前进的鞭子。但可笑的是，也正是那些偶尔一现的清净境界，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提高我们的悟性。知识的积累不必然导致智慧的增进和思维的完善，但那种类似开悟的清净却正好能做到这一点。
直到我读过李翱的《复性书》，知道他的“觅得幽居契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时，才算是明白了这种境界的得来之由。闲居野处也好，留恋红尘也罢，不管是古人科场蹉跎，还是今人的考试折磨，早已经把人磨炼成不折不扣的社会动物，要想真正超绝人世，是极难的事。是故在“终年无送亦无迎”的长期苦闷之后，便有了“月下披云啸一声”的难堪场面，他们啸出的是不得志、不得意与不为所用的苦闷。
于是，一个艰难但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出现了：闲情逸致，其基何在？
无论境界如何高绝，无论理念如何澄澈，无论抱负如何圣洁，在现实的泥土里它却不能生长，甚至还有可能被污浊的现实所染之危险。绝对的善竟然没有抗御恶的能力，而且有可能为魔所侵，于是一般圣洁的实行者不得不远遁，以逃避的方式来维护本体的清洁存在。
我在想，他们到底缺少点什么呢？为什么在历史书里面经常是恶不抵善、善不敌恶呢？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为善的能量=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大力大勇。不但要有慈悲的心境，还要有知道如何去慈悲的知识，更要有实行慈悲的力量与勇气。对此观之，清静闲幽的基础除了本体的充实、现实的准备外，似乎还需要一个策略性的环节，此即谓大力大勇的因素。
毋庸讳言，知识分子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并以这种使命而自豪，但是，除了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这一切外，似乎没有找到别的办法。杨炯、李翱等人自不为当朝所用，所以牢骚满腹，反过来说，即使用他们，在当时国事不振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处理政事以振国威还真是个疑问。除了在朝为官，他们缺少其他的专业知识，因此，只认为振兴的力量在自己手里而完全忽略了其他人的力量。自己品德高尚的隐当然是要以别人品德不那么高尚的显为前提和映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