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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杨树山
敖幼祥拿着正版书和盗版书自拍，额上布条写着“盗版必死”。
今年8月，广州土华村查缴盗版书，运了十货车的盗版。
警察正在查缴北京一家合法经营书店中的盗版书籍。 八月，俨然进入了“书展时间”，上海书展和羊城书展相继抢在暑期开幕。不过，盗版书商们却有自己的节目。盗版书商张明(化名)说，盗版书商的黄金季节来得稍晚一点，“他们现在也许正在某处避暑，享受着悠闲的暑假生活。只有到了九月开学，那才是他们大干一把的时候”。 张明是一位盗版书批发商，主营教辅，在他眼中，盗版行业充满了暴富的神话。出版人沈浩波说，仅在《盗墓笔记》上，他就因为盗版损失了200万元，在山东演讲的马未都，甚至发现了比自己的正版书还贵10元的盗版书。与此同时，关于作家打击盗版、作家维权的新闻也越来越多，权益受损的作家也开始了对盗版的围剿。这些都让人猜想，盗版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业？ “实际上进去后，并不是那么回事，利润没那么夸张”。张明说，做盗版书生意，“现在只有教辅，才是最后的一条生命线”。不难想见的是，在开学以后，印刷厂里的机器充分运转后，一个地下的图书帝国才会恢复它的勃勃生机。 1 “考试书上市的当天夜间，某城市的所有盗版商都在忙碌” 张明入行不到两年，在此之前，他在一家图书公司做人事工作，现在已经是一家图书公司的地区销售代表。张明穿着一件六成新的白色T恤，说话时，有浓厚的南方口音，接到的电话，内容也大多和“发货”、“收货”有关。张明说，现在并不是他最忙的时候，他目前还能保证每天的午休。 张明的业务，要等到开学以后才正式开始，他所在公司的主要客户是中小学校，他会带着样书到有业务往来的学校逐一跑个遍，这是销售员所惯用的“洗楼”，“吃饭喝酒的应酬，自然是少不了”，“如果能够在吃喝中，在原有的学校基础上再拓展几所，固然很好，但也非常有难度。”张明说，盗版书行当里，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大多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真要侵吞别人的市场，必须下狠手，去吃黑或者举报他。在张明看来，同行们在这点上，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 张明的书主要从郑州、山东拿货，这两地的教辅集中，品种多，价钱低，地处中原的郑州是“中国盗版书的集散中心”，郑州的市场表现，被称之为中国盗版行业的风向标，郑州有事，全国则会闻风而变。郑州作为发货地，可以直接向学校发货，张明只是作为中间人，货不经手。 教辅领域有一个最为理想的盈利模式，就是在盗版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很多盗版书都当作正版卖，正版一般都是在7折和7.5折之间，而盗版书2折或3折就能获取高额利润了，印得好的盗版当正版卖，在5折到6折之间，印刷的效果学生和教育部门的人都不可能看出来。张明坦承，高真版的B版书(相对正版为”A版“而言)和正版完全一样，有时连他也弄假成真。实际操作中的利润不会像“理想模式”那么高，但出货量大，收益情况还是不错，“比做畅销书强”，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 在广州的书商、诗人符马活看来，今年的书市惨淡，除了争议之作《中国不高兴》成为话题热门外，并没有一本真正的畅销书，曾经如日中天的百家讲坛书系，在今年也表现得并不是太抢眼，“次贷危机对图书业的影响，已经是相当明显了，书业的冬天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过去”。符马活也注意到，这样的形势丝毫没有波及到教材、教辅的销售，它们是真正的长销和畅销书，依然坚挺，其中丰厚的利润让外人为之羡慕。曾经策划推出过孙睿的《草样年华》、春树的《北京娃娃》等畅销书的幕后推手符马活说，盗版行业在教辅上的高利润，和正版行业垄断该领域的教育出版机构，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实际上，考试类图书也属于盗版利润丰厚的“品种”，比如考研公共课、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注册会计师、公务员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卖这一类书，是张明起家时获得的第一桶金。当时刚从学校毕业的张明，从图书批发市场拿货，发给各所大学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一般也是大学生，然后通过这些大学生代理人分销给学生们。大学生是销售的最终端，“做得好的代理人，一个月可以最高月入过万”。 让张明印象深刻的是司法考试期间的疯狂。当时还是新手的他，从一位前辈那里知道了司法考试书的出炉过程，工作效率之高，让人瞠目。“在某一年，司法考试书上市的当天夜间，北方某城市的所有盗版商和绝大部分印刷厂都在为它的盗版而忙碌。为了抢时间，一本书的盗版由几个盗版商分工，每人负责录入、校对、印刷一部分，最后统一装订，一两天后，全国的很多书店里就可以看到司法考试书的盗版了，速度之快、分工之细，令人咂舌。”张明说，因为所有的盗版商都知道，这种书最赚钱，几天时间赚个十几万不成问题，最大的好处是不愁卖，而且是货到付款，钱来得很容易。尽管他只是从销售环节中赚到了一小笔，但足够他买一台价位在20万左右的轿车“终于免去了挤公交车之苦”。 2 盗版暴利堪比军火商 张明进入盗版行业开展工作，有一定的“研究”意味，他注重收集出版资讯，都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更新及时，分类清晰。他的博客是行业信息的集散中心，访问量超过16万。不过，张明极少贴自己写的文章，在不多见的原创文字中，张明提供了一份类似于“入门秘笈”的文章。批发商张明对于进货渠道，有着自己独到的分析和总结，他在文章中提供了“‘B版’书批发商到底在何方”的具体指南，堪称“中国盗版书地理”。 “中小学教辅类，主要的‘产地’是山东、河北、河南、内蒙古和北京。考试类用书，主要来源于河南、山东，而尤以河南版最便宜，质量最差、品种也比较全。山东、北京批发商经销的质量最好、品种做得比较精，但折扣偏高。教材类批发商是以山东、河南、河北、北京为主，各地方的也有，主要是印定数，送学校的较多，质量都较好，基本都分普通版、好版和高防版。” 尽管这篇文章有颇为实用的指南作用，但张明将它转贴到多处后，获得的反馈和交流却很少。在和盗版书相关的论坛上，“盗友”们的交易目的非常明显而直接，根本没有心思读超过一百字以上的帖。 在张明看来，网络的B2B模式，使交易非常方便。要找到盗版书供货商，也一点都不难，随便网上一搜，联系电话一大堆，百度盗版书吧最为著名，信息也最集中。其中，一家在盗版论坛多次发帖拉生意的印刷厂，宣称“拥有世界上先进的全新海德堡对开四色三台、全新海德堡八开四色、对开单色机各一台等设备”，并承诺“价值合理，质优价廉，为您提供满意服务”。这家印刷厂规模不小，在北京、天津、河北等设有办事处，设备堪称一流，甚至优于很多专印正版书的工厂。 网络成为了盗版书商最为迅捷的联络平台，不过，网上骗子太多，张明在进货时，一般会选本地区的供货商，“这样更为保险”。进入盗版书行业已有两年的张明，深切地知道其中的游戏规则，其中有一点，尤其重要，“你可以找到供货商，但是要找到所谓的第一手、第二手，就有点难度了，甚至去找这个行为，也会引起别人的警惕”。 盗版书商的身份隐秘，以幕后操纵的方法发货，是他们普通采用的方式。“有实力的盗版商都雇有一些马仔，他们极少亲自发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丢下马仔，逃之夭夭”。即使印刷厂，也将安全问题视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曹东(化名)是北京南部一家中型印刷厂的经理，从业十余年，“因为周围都是做盗版的朋友，对盗版是”再熟悉不过了“。曹东说，印刷厂是盗版流程中的重要基地，严防陌生人进入，”一般来说，印刷厂会离市中心较远，位置比较隐蔽的印刷厂占有地理的优势，不容易成为执法部门突击的对象。印刷厂最好还能有一个独立小院，方便作业，晚上开工，也不至于扰民，引起不必要的投诉，暴露了目标“。不过，要从根本上保障安全，“还是印刷厂老板的社会关系，公关工作做得好的印刷厂无论印什么都不会出事，即便有执法部门去查，也只是做个样子，是不会动真格的”。 高度隐秘，背后伴随的是高利润。“盗版行业是一个充满暴利而极为神秘的行业”，张明说，入行不久，便买房买车，并不是稀罕事，更用不说那些自八十年代就从事盗版的“前辈们”了，他们通过盗金庸、古龙、琼瑶的书，身价甚至都过亿了。 不过，竞争导致利润下降的经济学原理，也在盗版行业适用，“书越来越不好做了，利润太低了”成为基本事实。“以前司法考试辅导书每套能赚十五块左右，现在只赚七八块。有些考试试卷，每套只赚几毛钱。盗版商为争夺市场，也打起了价格战。” 即使是这样，由于盗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不用上缴税收，它的成本只包括三部分：制版费、纸张、印刷费。相比正版书而言，依然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和市场竞争力。 在盗版书行业，有一道著名的算术题。曾经在盗版行业混过一段时间的张国忠，以成君忆的《渔夫与管理学》单本盗版书进行成本核算，以印刷5000册为前提，成本价仅为3 .56元，而该书定价28元，即使该书以2折的价格批发出售，则可获得57.3%的收益率，张国忠发现，“这样的收益率比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F-22猛禽的收益率还高”。 正是盗版行业的暴利，吸引了从大学毕业的张国忠，他希望“通过违法途径赚钱，然后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再全身而退，再做一个合法的文化人”。最终以生意失败而退出的张国忠，将失败归结于自己太注重规则。“在一个合法的行当，规则无可厚非，但对于干非法勾当的人来说，遵守规则未免显得过于老实了。”张国忠总结经验的帖子在网上很有影响，曹东后来对本报记者的叙述，也印证了张国忠揭露的盗版行业的秘闻完全属实。 3 山寨版发行大会每年开 张国忠像一个揭竿起义者，他撰写的长达一万多字的长文，成为目前第一位大曝盗版行业内幕的从业者。张国忠说，文章发出来，肯定会有成千上百的人骂我恨我，包括盗版商、书店老板、印刷厂老板等。“但我不会后悔。当我看到我最喜欢的作家王小波的作品被盗版的时候，当我看到大量的经典著作被当白菜一样叫卖的时候，我寒心了，当时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这个行当。” 在印刷行业工作10多年的曹东，更愿意将这视之为这个行业的自我革命。曹东说，盗版行业的疯狂，让他为之胆颤。曹东周围的朋友们在赚上一笔钱后，大多会全身而退，或是完全转行，“甚至有为数不少的盗版书商，都会不约而同地到云南买套物业，用做盗版赚来的钱，好好地安度晚年”。 “盗版行业可谓是发展惊人，真假难辨，市场全乱。”曹东说，特别是当前市场上的扫版技术，可以和原版内容完全一样，程序简洁、方便快速、成本低廉，并能保持盗版与原版内容一致。“假如一本16开、400页的书，如果没有太多图片和表格的话，扫描制版至多五个小时，在稍微有点规模的印刷厂里，一天能印五千册，按照这个速度，盗版上市的时间仅仅比正版晚一天到两天”。 印刷出来的盗版书，发行渠道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不然任何一个印刷厂都能印书了，他们能不能掌握渠道，把书销出去，成为这个行业的专业门槛。”这一点也得到了张明的证实，真正把盗版生意做大的人，往往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区域发行商，他们掌握的渠道能迅速地把货铺到门店。 现金交易是盗版书业最为普遍的、也是最能吸引印刷厂参与“游戏”的关键的方式。交易时，以样书为蓝本验货，确认质量过关后，当即付款提货。“一般情况下，印刷厂会提供送货服务，并承诺保证路上的安全。在交货地点上，盗版商为保证自己仓库的绝对保密，一般会采取车车交货的办法，也就是要求印刷厂将货送到某个隐蔽的地方，在夜色的掩护下卸到自己的车上。” 在发货方式上，他们一般会走物流，而不会选择邮政。“在常人看来，最容易出现盗版书的物流公司，多在图书批发市场附近，因为这里是图书出货量最大、最集中的地方。但聪明的盗版商为逃避检查，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例如选择其他商品批发市场附近的物流公司，像建材批发市场、服装批发市场等。”当然，图书交易市场也是盗版书的大本营，问题是你能否获得他们的信任。 “盗版书的发行工作，也可谓是有序开展，甚至比正规出版社的发行更为专业，更有纪律性。”曹东说，每年在山东都会召开发行大会，盗版书商汇集一堂，对上一年的发行情况进行总结，对发行好的分销商进行重奖，局外人根本不可能分辨出来这是一次山寨版的、非法的发行大会。“由于这一产业对当地的贡献，甚至也会有政府官员出席，相当隆重！”曹东说。 每年的图书订货会以及全国书展，作为出版商与经销商的大聚会，各个出版机构展示其新产品，是出版行业的晴雨表。但是，依然有不少盗版书商居然敢混在其中借势做生意。“盗版商花上几百块钱，聘用临时的兼职人员在样书出版商展台附近，大量散发名片和宣传资料，气势丝毫不逊于正规出版商。” 作家与盗版书商的暗战 马未都的盗版还比正版卖得贵 新书的原版到底是怎样流出去的？“排版的地方、出菲林的地方、印刷厂等很多环节都有可能流转出去，出版社很难监控，可谓防不胜防。”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阳继波说，“有的重点书，出版社采取的办法是一次性把货铺足，迅速占领卖场，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遏制一下。” 即使是这样，单个的出版社和盗版书商之间的抗争，完全是杯水车薪。曹东谈起盗版书商之间的夺版风波，富有情节，极为生动。“众盗版商之间争夺样书的‘战争’，催生了一批兼职‘拿手’。这些‘拿手’多为来往北京与本地之间的客车司机，他们利用工作之便，第一时间内拿到样书，然后以高昂的价格卖给盗版商。比如每年4月份司法考试辅导样书，在郑州的最高价每套(三本)卖到五千元，即便如此，购买者仍趋之若鹜。制版公司、印刷厂都可以外泄原版。”曹东说，制版商通过种种手段第一时间拿到样书，然后制版，这样的一条龙服务受到许多盗版商的欢迎，只要能保证及时性，他们宁愿出高价购买样书的胶片。 退出盗版游戏的张国忠，在长文中详尽地介绍了一本书从选择样书、制版印刷、交货、选择物流公司、发货的六大流程。张国忠说，“对时间性要求不强的样书，只需到书店里购买即可。真正令盗版商头疼的是时间性较强的样书，因为他需要和竞争对手争分夺秒，这意味着谁的书最先印刷出来，谁就能抢占市场。相反，迟到者将面临巨大的风险，除有可能亏钱之外，更严峻的在于存货有可能被执法部门查到。因此，为率先拿到样书，各盗版商无所不用其极，有的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购买，从而展开了一场盗版样书争夺的‘生死时速’”。 不过，出版社在抢出新书时，也有穿帮的时候。《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就曾遭遇在正式出版前被盗版的情况，正版图书售价29元，而盗版图书售价39元，整整贵了10元钱。马未都曾在采访中称，自己在小摊上掏钱买了5本，山寨版《家具篇》与正版并无二样，印制精美，用纸讲究。马未都说，他以前见过很多盗版书，大多是在小摊上，粗制滥造，卖得也很便宜，5元10元一本，他倒从未见过盗版卖得比正版贵的。 地摊是盗版书销售的最后一节链条。符马活感叹说，“书展一年才一次，但盗版书巨头们控制的盗版书展销，早已送书进社区了。”就在最近，符马活和盗版书商“过上了一招”，见识了他们惊人的工作效率。符马活在上月推出的新书《妖孽，妖孽》，在上市前，就被盗版书商盯上了，并抢在了他之前“面市”。对猖獗的盗版已经习以为常的符马活，没想到盗版书商下手那么快，眼光如此之准，符马活因此断言：“这本书一定能火”。 盗版书商向作者求签名 因《盗墓笔记》走红的网络作家南派三叔，有一次去北京，和他的出版人沈浩波以及编辑们吃饭。吃完饭回出版公司的路上，就在磨铁文化的楼下，看到一个流动的盗版书摊，里面有《盗墓笔记》全集、《诛仙》全集、《明朝那些事儿》全集等磨铁出版的招牌书，沈浩波看到后，大怒。南派三叔感叹，“书摊摆到出版公司楼下，真是太讽刺了，当时我们表明身份后，满以为摊主会落荒而逃，没想到摊主愕然半晌，突然满脸堆笑，拿出一本砖头厚的《盗墓笔记》全集说：‘那您给我签个名吧’”。 谈起被盗经历，沈浩波说，《盗墓笔记》是他们出版的书籍当中，被盗版数量最多的一种，因为盗版，他们亏损了200万左右。 早前，沈浩波也曾因淘宝网上有众多网店以低于批发价3至6元的价格大量销售盗版的《盗墓笔记4》，将淘宝诉诸法庭，最终一审胜诉。这成为国内因网站注册卖家通过互联网销售盗版产品，网站承担赔偿责任的首个案例。不过，淘宝仅仅赔了2000元。沈浩波认为，法律不保护书商，对盗版打击不严厉，这是法律的一个缺失。作家和盗版书之间的较量，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哪一个畅销书作者能够逃脱被盗的命运。郑渊洁说，杜绝盗版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作品写差，卖不动，盗版自然会绝迹。 童话大王“打”盗版 在和盗版的斗争中，郑渊洁更像一个善于打持久战的战士，盗版缠身，每逢盗版，必定出击。郑渊洁说，最初他只是自己查盗版发现了舒克和贝塔连环画被盗版，他就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举报，后来设置的防伪标识，是受到鲁迅的启发。 “上世纪30年代出版商李晓峰在出版鲁迅作品时与鲁迅发生纠纷，于是，鲁迅在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他的《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时，就在每本书上贴上鲁迅自己设计的印书证。”郑渊洁效仿鲁迅，所有在图书市场销售的正版书，都贴有“郑渊洁授权”防伪标识。当使用验钞灯照射防伪标识后，里面会显示水印，而没有防伪标识或者有防伪标识而无水印的，即为盗版书。 郑渊洁在打盗版中发现，盗版分为盗版书商的盗印、出版社隐瞒印数以及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强行拉入某一套丛书。“隐瞒印数这种盗版比个体书商对作家的伤害更大。那个是属于偷，这个就属于骗了。偷和被诈骗的感觉不一样，诈骗让人感觉自己像傻子一样，非常不舒服。” 有此遭遇的作家不在少数，石康、赵凝等几位作家就曾遭遇到被收编出版的情况。2005年，盗版书商策划并冠名了“新新人类边缘丛书”，以大型文学丛书的形式出版了包括他们在内十几位作者的小说作品，无计可施的作家们只有以公开信的形式申诉他们的被盗经历。 在信中，他们不无愤慨而又无奈地说：“现在中国的出版界，居然已经混乱到了随便是个人，随便拿一本其他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书，再随便‘借’用某家出版社的名称就可以出书的地步！甚至连书号都照搬不误！这样猖獗的违法行为究竟有没有人来管？究竟有没有人来维护我们作者的权益和尊严？如果有，在哪里？"就在近日举行的上海书展上，李承鹏刚出版的小说卖了满堂红，他却称自己终于明白了出版圈的“黑”，爆料说：“有时，有些书商告诉作者，他印了5万册书，其实他印了8万册，但他就给你5万册的稿费。” 郑渊洁认为，作家一旦发现盗版，就要有所行动。因为打击盗印《皮皮鲁总动员》，共抓8人，收缴盗版书320万本，盗版金额两千多万元，《新闻联播》对该事件予以关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说，该案震慑了盗版分子，力挫盗版书商。 不过，曹东认为，在行业内有一条“有所盗，有所不盗”不成文的规则：政治类图书一律不要碰，“谁碰是傻瓜”。曹东说，在他身边，最近就有一个朋友盗印港版“文革”题材的图书被抓了进去，尽管这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但也意味着有很高的政治风险。 追逐利润依然是盗版书商的唯一目的，有利可图，又怎样才能杜绝他们不去求利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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