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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洋务派热衷于军工的现代化，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实，不惟军工上，在其他工商领域，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聘请了相当数量的洋雇员。 1884年6月18日《申报》发表了《税务司德璀琳禀总理衙门请开铁路条陈》一文，积极怂恿清政府造铁路。文廷式在《知过轩随笔》中写道：李鸿章欲设银行，阎敬铭亦颇为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鸿章云：“若不用洋人，人却不信你户部。”可见，在当时，连李鸿章这样有见识的高官都认为办银行一定不能少外国人。再如1909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枏聘用比利时人毕德生在新疆创设邮政邮局等等，晚清所有的先进工商业领域无疑都少不了洋人的影子。  晚清外交：本国官员怕担责，外人乐做“领头羊” 为何晚清常用外国人代表中国办外交事宜?原因无外乎两大方面：一是客观原因，清朝官员不懂近代外交规则，使得谈判无法顺利进行，只好借助洋人;二是主观原因，清朝大臣们都把与洋人打交道看作苦差事、累差事，一不小心，吃不了兜着走，一个字“怕”。 1875年任命的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最初的使命是为“马嘉理案件”向英国道歉。郭嵩焘开始也以年老多病不想去，慈禧太后亲自召见，他这才勉强接受。同年8月，清廷正式加授他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出国后，郭嵩焘在日记和报告中对西方有些肯定的描述，遭到了国内保守官员的群起攻击。甚至还有人告发郭嵩焘“崇洋媚外”、“有失国体”，有“私通洋人之嫌”，最后任期未满就被清政府召回，他的《使西纪程》一书也被禁止发行并毁版。有此先例，故晚清官员对于洋差事，常常是推之唯恐不及。于是，晚清政治最爱用的所谓“以夷制夷”策略就顺理成章地用到了外交上，许多外国“替代品”应运而生，最有名的是蒲安臣。 1868年2月出访的蒲安臣使团是清朝历史上向海外派遣的第一个肩负外交使命的正式外交使团，负责人却是个外国人——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被授予“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为了维护面子，使团成员包括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两名章京，为了平衡列强关系，任命了两位副团长，一个是英国人柏卓安，一个是法国人德善。使团在历时两年八个月的出访中，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蒲安臣手里，他四处包揽交涉、谈判事宜，甚至擅自与外国缔约，而中国使臣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 其实在蒲安臣使团之前，还有个斌椿使团。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英国结婚，总理衙门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与其子广英以及凤仪、德明、彦慧等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洲观光游历，这是晚清中国官员走出国门、游历海外的第一次尝试。使团人员在英、法、荷、德等9国游历了7个月，所写的游记《乘槎笔记》《航海述奇》等，记录了晚清官员对欧洲最初的见闻，实际上是赫德借着回家结婚的机会带着他们到欧洲几个国家“公费旅游”了一次。 晚清历史上，英国人赫德极其风光，除了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还曾多次“是中国和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重大谈判的外交代表”。 1894年，天津海关的德国税务司璀琳为李鸿章所看中，被清廷派遣出使日本商谈中日甲午战争停战条件。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美国外交大臣福世德也受清政府聘请，与侍郎张荫桓等共赴日本商订停战合约。可想而知，当时的满清政府赋予洋人多大的外交权力，把国家存亡都押在了外国人身上。 洋员的待遇相当优厚 晚清乃多事之秋，正逢用人之际，于洋员的政治待遇格外优厚。譬如华尔、戈登、德克碑、汉纳根，在本国军队中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下级军官，一被清政府聘用后，立即破格提拔为高级军官，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再如赫德这个28岁的外国青年，却掌控了晚清的重要经济命脉。赫德29岁被授予按察使衔(正三品，相当于副省级)，46岁被授予头品顶戴，1911年9月病故，清政府追封他为太子太保。他是有清一代官爵最得宠的外国人。 同时，洋雇员是绝对的金领。在清人所编的《普天忠愤集》卷七中记载：“当世每闻‘洋人’二字，则目为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则二三百金。”以当时五品京官(相当于副厅级)为例，俸禄1年80两银子，支米80斛，加上恩俸，总共不及200两，而一个最低等级的洋雇员的薪水也是他的10多倍，这让本国官员羡慕不已。 截止1874年，福州船政局每月的经营费用在5万两到8万两之间，其中就包括了几十名法国雇员的薪水1.2万两白银，属于其中最大的开支项目，而其他2000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总额约为1万两白银，150名中方管理人员的总薪水额为1200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外悬殊如此之大，也难怪老外都愿意来中国打工。 晚清洋雇员薪水拿得最高的是中方短期雇员美国外交大臣福世德，一场谈判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给美员福世德酬劳十五万圆。”(《东方兵事纪略》) 清朝上下对于洋员的态度 1860年，西方军队的火力以及英法军队协同清军守卫上海的情形给清朝当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甚至认为，只要有几艘像英军那样的炮舰，一下子就可以拿下太平天国的天京。皇室成员中最“洋化”的恭亲王还设想借用外国军事力量来熄灭国内起义的烽火，但曾国藩等地方大员极力反对。 当时，一批长时间避难上海的江苏社会名流对于清军剿灭太平军缺乏信心，他们说服江苏巡抚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向皇帝投递了“借”洋人军队助剿的请愿书，而负责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却对雇佣洋人军队心存戒备，他的观点是利用西方的办法而不是非得雇佣外国军队，譬如他很赞成创办中国的兵工厂来制造西式武器弹药。在是否雇佣洋员问题上，李鸿章则把曾国藩信用和舍弃的两方面都灵活采用了，显然，他比他的老师更讲求实用，更务实。 据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卷十六记载：张之洞的下属有时一天都难见到他，而对于洋雇员则恰好相反。外国人跟张之洞相约3点钟见面，他两点半就在餐厅等候，即便很困倦也硬撑着，对待外国人可谓诚意十足。 “何人能届横流决，今日真怜大厦倾”。文廷式在1900年发出了如此感慨。虽然清朝上下搞了洋务，也雇用了众多外国人，但清朝这个庞大的躯体已腐烂不堪，回天无力。 撰文/李晓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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