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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秋时的商人，一点也不安分，常常逾越“在商言商”的边界，尤好参与外交，颇有“自干五”的风范。 最为典型的，大约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  端木是富豪，却并不甘心仅仅做个富家翁，当然，更不甘心仅仅做个躲在象牙塔内的公知。他的志向，在孔门诸弟子中极为另类：“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子贡之名）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老师因此评价他：“辩士哉！”（《韩诗外传》卷七） 有着如此宏大的志向，孔老师仅仅夸奖他是“辩士”，实在有点小看了外交工作，或者小看了端木同学。虽然专业吃外交饭的人中，向来不缺耍嘴皮子的酒囊饭袋，但“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而要去“壮士列阵”的前线“解两国之难”，显然是不能仅仅依靠嘴皮子的，还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2 在春秋时期的商人“自干五”中，端木大约是外交成就最大的，以至于惜字如金的司马迁居然在《史记》中居然为此花费了1500字以上，浓墨重彩。 那是一连串的穿梭外交，为的是解救鲁国。 齐国的权臣田常，“欲作乱于齐”，为了铲除国内几家政敌们的势力，发动了伐鲁战争，拿鲁国当磨刀石，消耗政敌们的军事力量。 端木先找到田常，做了一番分析，认为攻打鲁国并不能实现消耗政敌力量的主要目的，因为鲁国实在太弱小了。比鲁国更合适的磨刀石，应该是强大的吴国。齐国出兵攻打吴国，即便不能获胜，也能够消耗政敌力量。 田常唯一担心的，是伐吴缺乏理由。端木自告奋勇去说服吴国主动援鲁攻齐，以为齐国伐吴提供借口。 在这场游戏的第二轮，端木告诉吴王夫差，齐国表面上攻击鲁国，实质上却是为了与吴争霸，吴国应该主动应战。 吴王心动，却担心自己出兵攻齐时，一心报仇雪恨的越王勾践，会在背后偷袭自己。他认为应该先平定越国，再攻击齐国。端木表示，机不可失，若待齐国吞灭鲁国，则强弱之势已变，对吴国不利。于是，他再度自告奋勇，告诉吴王说自己可以前往越国，说服勾践派兵，随同吴国攻打齐国。 游戏进入了第三轮。端木说服越王勾践，倘或吴国伐齐失败，越国当然可以获利；而即便吴国伐齐胜利，吴国必然会乘势攻打晋国，那时再与晋国携手，两面夹攻吴国，则越国大仇可报。越王勾践大悦，言听计从。 游戏的第四轮，终于动真格的了。吴国果然出兵攻打齐国，端木则悄悄去了晋国，提醒晋国加强战备，随时防备吴军。 吴军在战场上大败齐军，挟胜利之势转而攻击晋国。早有准备的晋国迎战，击败吴军。越王勾践乘机出兵伐吴，并最终杀了夫差，灭了吴国，成就一番霸业。 对于这番复杂的合纵连横，司马迁将其总结为：“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儒门弟子端木赐，因此也成为纵横家一代宗师。 3 对于端木的才华和斤两，孔子是相当清楚的。 这位自己混得相当不如意的老师，知人之明还是有的。当初齐国出兵伐鲁的消息传来时，孔子的多名弟子都慷慨请行，以保卫鲁国，孔子单单选中了端木，不仅拯救了鲁国，还彻底改变当时的“国际”均势。 孔老师本人，也曾大大受惠于端木的外交才干。当年他“厄于陈蔡之间”时，正是依靠端木出使楚国，居然成功说服了“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孔门虽然俊采星驰，但与其他同学相比，端木同学有两个长处，令其在同侪、甚至同时代中，鹤立鸡群： 一是“达”。这是孔老师的评价，就是通达而不迂腐。作为在官商学三界都玩得转、吃得开的通才，端木真正做到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俱文章”，绝非那种憋在书斋里闷骚，一无所长却还常常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怨妇型腐儒。 二是“富”。春秋时有所谓“素封”之说，指的就是“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即富豪们凭借自己的财富，而获得了与官员及贵族们相当的地位。端木就是“素封”的典型，司马迁形容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能够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得到各地高级领导的礼遇，靠的当然不是孔老师的牌头——何况彼时老师的知名度还有待端木等人的炒作呢。 当然，财富并不直接导致“素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链条，是构建“影响力”。在一个光有钱不行的、没有钱万万不行的社会，拥有财富是营建影响力的必要条件，而影响力正是权力的本质所在。 若干年后，到了苏秦、张仪那代人接着玩纵横家的游戏时，毕竟缺乏自有财富的支撑，只好择木而栖，为人打工，也就成了附庸，落了俗套。哪里能如端木这般，即便在商不言商，去言政、乃至从政，依然是一杆独立挺拔的“木”，一个独立自主的真正“自干五”。 4 春秋战国时，商人越界充当“自干五”，为国家主动进行外交斡旋，并不少。《左传》中就有不少记载。 楚昭王当年被吴军追捕，逃到随国。小小的随国居然敢藐视强大的吴军，给予楚昭王政治避难，其勇气远远超过庇护斯诺登的俄罗斯。其中的原因，据说就是一位名为“炉金”的商人，曾在楚昭王兄长子期家做过家臣，主动出面斡旋。楚王脱难后，为了酬谢“炉金”，甚至考虑过请他出任特使。 晋国亦有一位大夫荀罃，被楚国俘获。一位在楚经商的郑国商人，居然想将他偷运出境，虽然被发现，楚国却并未处罚这位越界的商人，最后也把荀罃放回晋国。 另一名郑国商人弦高退师的故事，则更是脍炙人口。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前来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为了拖延秦军，争取报警时间，急中生智，将自己所贩卖的牛送给秦军，假托是郑国国君犒劳秦军之用。秦军将领以为郑国有备，转而攻击滑国，郑国因此夺过一劫。 到了吕不韦将政治当作期货进行投资时，更是将“自干”发挥到了极限。 千年前的商人，如此热衷于充当“自干五”，莫非因为那时的“国”，真是商人们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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