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玄宰书画

                                      《董其昌造像》萧平作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一作上海人(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清属松江府。华亭、云间、松江、上海、娄县俱为一地)。万历十六年(158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

 

董玄宰秋山萧寺图

    董其昌出身在一个只有二十亩贫瘠之田的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像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他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却屡屡名落孙山，一度以教书谋生。他当初并没有注目书画艺术，也没有从小习书，与书画的结缘始于一次不大不小的人生刺激——十六岁那年，他参加府学考试，文章写得漂亮，理应第一，但主考官认为他字写得实在太蹩脚，而把他降为第二名。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制艺要求按破题、承题、起讲等八部分阐明所论，同时也要求以乌黑、方正、光洁的楷书书写，是为“台阁体”。这种字体虽谈不上什么艺术，但还是中规中矩的。董其昌的名次因此被降级，可见他当时确实写得不能入眼。对自尊心极强的董其昌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从此他发愤临帖摹碑，在书法上下功夫。人生需要动力和刺激，有自尊心和事业心的人，别人的一个举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会成为助推器，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与元代的书法大家赵孟頫五岁入小学学书相比，董其昌十六岁才开始练字，显然已经错过了习书的最好时光，他却以此起步，十几年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终使书法功夫精进，山水画也入得其门。

 

董其昌《秋間帖》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这时，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从而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

    明末江南，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而这些有钱人很少有不学坏的，在董其昌之前、之后，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



    董其昌，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董其昌的贪婪也的确不比他的同乡前辈逊色。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在贪鄙、横暴、无耻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更可恶的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张言批评。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事情发生后，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民今后得反之也”，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朝野为之震动。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的事情，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事件爆发前，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无比愤怒的檄文，张榜公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说他是“兽宦”、“枭孽”，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十七日，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老百姓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大叫：“碎杀董其昌也。”董其昌被吓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就这一事件，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毛祥麟说得好，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



    这事件看起来仅仅是冲着董其昌一家来的，实质上它是一根导火索，也是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大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

    万历十六年秋天，董其昌第三次秋闱及第，次年京城春闱高中。董其昌跃入龙门，跨进仕宦阶层的初始时，社会知名度还没有大到足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依旧小心谨慎，低姿态地在翰林院供职，与同事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商讨、切磋、钻研翰墨艺术。然而京城丰富的书画资源让他有了浏览、揣摩、比较和临摹学习的机会。随着书、画成就，特别是鉴赏能力的空前提高，他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知名度，有了“三百年来一巨眼”的自豪。这期间，他担任了皇长子的讲官，两度持节外出，代表皇帝宣示，格外受人尊重。万历二十六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按察司副使。但是，他却决定不去赴任，而是回家乡松江，在书画艺术的海洋里再练身手。这一去就是六年之久，让这位有相当领悟力的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不断提高自己书画艺术的水准。



    万历三十二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仅仅七个月，就拜疏求去。原因呢？按照《明史》的说法是：“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从文字上看，责任似乎不在董其昌，但细究一下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个为贤者讳的含而糊之的说法。不徇请嘱，只能是个别人的私下举动，肯定不合法不合理，否则就用不着托关系走门子，找到上任不久的新官门上。一个“势家”竟然能因为董其昌的不理睬，寻隙报仇，能鼓动“生儒”数百人闹事，并有破坏公共财物的违法举动，就仅仅是因为“不徇请嘱”的缘故？



    万历皇帝去世后，董其昌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他没有丝毫的迟疑，立马上任，全然不在乎朝廷之中的明争暗斗。他需要政治上的突破，也需要用政治影响消除“民抄董宅”事件的后遗症，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在政治博弈中，他首先是首辅叶向高的好友，同时也与魏忠贤等交谊莫浅：“当魏珰盛时，尝延玄宰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政治的跷跷板玩得极其娴熟，两边讨好的武器就是他的艺术才华，即用书、画艺术和鉴赏本领开出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政治之道。

    天启五年（1625年），七十高龄的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人称大宗伯。有了这个偌大的政治头衔，他立刻回家寄兴笔墨，陶情于山水之间，没有人敢再找他的麻烦了。明思宗朱由检登基，魏忠贤彻底完蛋，东林党全面获胜之时，也是董其昌与东林故旧的关系迅速升温之际。他毫不迟疑地为东林党人题写牌坊、著文、书写像赞、撰写传记等等，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走上了政治的巅峰。他为自己刻了一方纪念章“宗伯学士”，大有踌躇满怀之态。宗伯府上，每日祈请翰墨的达官士绅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也使其声名如日中天。《明史》也说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纵观有明一代，没有哪位书画艺术家能与董其昌的官衔相比，也没有哪位官员在宦海生涯之外的书画艺术上如他董其昌这样开宗立派。他就是在反复运用“书画—仕途—书画—仕途”的策略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到仕途和艺术名望的最高峰的。他的好朋友陈继儒在《尼姑录》和《太平清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

    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这十四个字，出于他朋友之口，看来不是出于对他的攻击，而是将董其昌的官与画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也一语道破了他的人生玄机。



    董其昌在内阁中有两位朋友，一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二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郑以伟。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这两人一个被罢官一个死于任上。惟此，当自己的政治处境再次出现窘困和艰难，加上已是耄耋之年，多种慢性病缠身，于是董其昌便一再上疏请求退休。崇祯皇帝则特诏赐其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的荣誉头衔，“特准致仕驰驿归里”。他安全着陆了！

解读董其昌现象，评读他的人生态度、处世准则和人格境界，真是意味深长。声名可能会掩饰人的诸多缺点甚至罪恶，但不能从本性上改变一个人。一旦有适合表演的舞台或滋冒生长的气候、环境，他的本来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董其昌就是这样的人。

    社会的势利在于：权势者为了附庸风雅，往往用高雅文化的社会姿态博取儒雅之名，怀柔广大民众，会对所谓的文化名人制定比较宽容的道德标准，有的干脆就以权谋私，许以名人特权，方便自己索拿卡要名人作品；而平民百姓出于对文化名人这些高雅职业者的仰慕心理和盲目崇拜情结，则无形中滋长了这些高雅职业者们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追捧，《历代画史汇传》称颂他：“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当时第一。”

    董其昌死后葬于吴县濒临太湖东岸的渔洋湾董氏坟茔。据《吴县文物》一书记载，董其昌的墓据传有两处：一处规模极小，位于阳家湾，在胥口乡渔洋林场宿舍门口；另一处在渔洋山湾里，墓葬规制很大，石翁仲高三点四米，墓前有石龟、石狮、石马、翁仲及石碑等，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考定，这座墓葬可能是董其昌的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