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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文化 碣石文化是发源于秦皇岛地域内的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和帝王文化密切相关的地方文化。碣石文化前期主要以探海、求仙的神秘文化为主，后期主要以观海、明志的帝王文化为主。碣石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沿海地区最显著的地理坐标，“碣石”之名接连见于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史记·天官书》也有类似记述。碣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成为渤海北部沿岸一个较大地域的代称。 《战国策·燕策》就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之言，《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之语。此外，“碣石”入诗，也颇神奇，如汉朝梁竦的《悼骚赋》有“临众渎之神林兮，东敕职于蓬碣”句，晋朝左思的《魏都赋》中有“嵁崿于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句，唐朝诗人杜甫的《昔游》中有“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送舍弟频赴齐州三首》有“莫作俱流落，长瞻碣石鸿”句，白居易的《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中有“海神移碣石，画障簇天台”句，韦应物的《弹棋歌》中有“岂如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有“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句，等等。由此可知，在古人心目中，碣石与蓬莱仙岛一样成为神奇的众水朝宗之地。 秦始皇和汉武帝等帝王当年为何要到碣石一带刻石纪功、观海求仙呢？这与碣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有关。碣石在战国时成为燕国之“望”，燕昭王为创“五德始终”说的著名思想家、阴阳家驺衍在都城修筑碣石宫。碣石是搞神秘文化和信奉神秘文化的人仰重的圣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远古时产生的长生不死的观念被发展成修炼成仙的思想，出现很多笃信“神仙”说的方士。当时，拥有颇具神奇色彩的碣石和宽阔海域的燕国，成了方士们最活跃的地区，相传或自称成仙的人接连在这一带出现。到了战国后期，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士》一书中的话说，“仙人”几乎成了“燕国的特产”。当时那些“仙人”和方士的足迹极可能遍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甚至更远的一些地方。及秦始皇、汉武帝搞的求仙活动，在客观上起到推动开辟中国与日本、朝鲜等岛国的海上交通作用。 “碣石”作为一个古代地名，在当代中国分外引人注目起来，是与毛泽东于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滨吟出《浪淘沙·北戴河》一词有着密切的关系的。1954年春天，毛泽东到包括山海关、北戴河在内的秦皇岛市视察、观光以后，对在历史上曾经“东临碣石”的曹操发生了浓郁的兴趣，他不仅对曹操的功过是非进行深深的思索，还找到曹操的一些诗文反复阅读，尤其是曹操的《碣石篇》。1954年7月26日，毛泽东在到北戴河海滨避暑临行的前3天，特意给先期到达北戴河海滨的女儿李敏、李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当时，毛泽东还用草书书写了曹操《碣石篇》中的《观沧海》、《龟虽寿》这两首诗。是年，毛泽东写下《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碣石在何处？史地学界对此一直探寻争论。从公元6世纪的郦道元，到清朝的胡渭、杨守敬等大学问家都有关于碣石的著述。随着毛主席这首词的问世，学术界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国内学者纷纷发表文章。主要说法有：碣石是石；碣石是山；碣石沦于海；碣石没于陆；碣石是金山嘴；碣石是碣石山等。 1984年，秦皇岛市碣石研究会成立之后，对碣石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文历史进行大量学术探讨。王岳辰、康群、郭继汾、董宝瑞等研究会的学者，一方面撰写有见地、有说服力的论文；另一方面又对北戴河金山嘴、绥中墙子里村等秦汉文化遗址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和秦汉瓦当、空心砖、陶井、炊灶等遗存实物，引起国家和河北省文物界和史学界的重视。 1986年7月，河北省文物局长李晓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鉴定会。国家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俞伟超教授等一批著名学者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重要意见，认定北戴河金山嘴是秦皇行宫遗址。1986年9月，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地方一些报刊对此都进行报道，认为这是中国秦汉考古的重大收获。 研究成果。碣石沦于海说，源于六朝时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对《水经注》有关碣石山记述的一些解释。但“碣石沦海”说形成定论，却是在近几百年间，肇始于清朝初期的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清朝末年，近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著《水经注疏》时，也基本因袭了胡渭的说法。 昌黎碣石山说，首创此说的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发表学术论文《碣石考》，断然否定传统的“碣石沦海”说，认为，古碣石山就是指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 北戴河海滨金山嘴说，最先提出者是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院、河南大学等院校教授、著名学者、词家邵瑞彭（1888～1938）。他说“按北戴河今属临榆县西鄙，窃谓即古之碣石也。 碣石地域说，此说最早提出者是北京秦文研究所专家宗仲曲。在其论文《碣石苑—北方文化的摇篮》中，他提出：“从山海关经莲蓬山至碣石山，构成一条轴心风景线，总称碣石苑。” 主要文章。《碣石考》，谭其骧，发表于1976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 《沧海桑田话碣石》，孙寿荫，发表于1974年第2期《地理知识》。 《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陈可畏，发表于《考古》1979年第2期。 《碣石新辨》，王育民，发表于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 《碣石之谜》，郭来喜，发表于1982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旅游地理组编印的《旅游地理文集》。 《碣石考》，董宝瑞、高洪章，发表于1983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地理》丛刊第3辑。 《也谈〈碣石考〉问题》，于祥，发表于1984年第3期《地名知识》。 《碣石辨正》，张成栋，发表于1985年第3期《河北地方志通讯》。 《碣石山考略》，邓加荣，发表于1985年第8期《百科知识》。 《碣石是山不是石》，郭继汾，发表于1986年第2期《地名丛刊》。 《读〈禹贡〉辨碣石》，梁守让，发表于1987年第3期《河北师大学报》。 《碣石考》，刘起釪，发表于1984年第5期《江海学刊》。 《郦氏笔下之碣石》、《“禹贡”中记载的“碣石”》，董宝瑞，发表于1986年第6期、1987年第3期《地名丛刊》。 《“东临碣石”的碣石在那里？》，冯君实，发表于1978年第3期《吉林师大学报》。 《碣石考辨》，黄盛璋，发表于1979年第6期《文史哲》。 《碣石辨》，高尚志，发表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秦汉史论丛》第2辑。 《秦皇与碣石》，苏秉琦，发表于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编辑的《碣石文集》。 《秦汉宫殿遗迹的出土与碣石考辩》，高尚志、冯君实，发表于《秦皇岛市志通讯》1987年第2期。 《碣石苑—北方文化的摇篮》，宗仲曲，发表于1981年11月24日出版的香港《新晚报》。 《金山嘴秦皇行宫与碣石》，岳辰，发表于1988年第3期《秦皇岛地方志》。 《浅谈古碣石与古碣石海港》，黄景海，发表于1989年第2期《秦皇岛地方志》。 其他文章。《碣石变迁考辩》，孔繁德，发表于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编辑的《碣石文集》。 《碣石研究中的几个地貌》，吉羊，发表于1986年第4期《地名丛刊》。 秦皇岛市碣石学术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隶属于秦皇岛市政协,参加人员主要是全市的文史工作者及政协委员中的文史爱好者,有会员46人。其宗旨是研究秦皇岛地区的历史地理,重点是“碣石”和“长城”及“秦始皇求仙活动”,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大对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研究会章程规定：碣石学术研究会是党领导下的业余学会爱好者结合的学术研究团体，它将组织和团结全市碣石学术爱好者，就碣石的位置，碣石地区地质地貌、经济资源、人文历史、文物古迹、风景名胜、民俗民情等进行研究，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参考资料，为我区地方志提供历史资料，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依据，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宣传教育。入会条件是承认本会章程,积极参加研究工作和热心支持学会工作。第一届会长王岳臣，副会长康群,秘书长沈树武。第二届会长郭继汾,副会长刘镇琦,秘书长卜冬莲。
长城文化 秦皇岛长城文化是中国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长城物质有形文化和长城精神无形文化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种紧密结合的文化。 在物质文化方面，秦皇岛市境内不但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万里长城的精萃部分，而且还有清晰可见的北朝长城。 北朝长城在秦皇岛地区的大致走向据沈朝阳主编的《秦皇岛长城》所述：“东端起于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的墙子里村，西至抚宁县石门寨镇车厂村西南，全长约47.4公里。从其走向看，东段（7公里）现属绥中县，中段（21.5公里）属山海关区，西段（19.2公里）属抚宁县。”而郭泽民著的《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认为，北朝长城的入海处在今山海关区境内而非辽宁绥中县境内（谨按，北齐“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的长城入海处可从《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而北周“西至雁门，东至碣石”的长城东端入海处可从《秦皇岛长城》）。北朝（北齐和北周）东端长城现只有在秦皇岛境内清晰可寻。 秦皇岛市境内明代万里长城大部分是在北朝长城的走向上修建的（只有山海关区和抚宁县的一部分长城是除离北朝长城的走向新修筑的）。它东自山海关南海边老龙头，西至青龙满族自治县杏树岭叉楼，全长250公里左右。其气势之雄伟、风光之奇丽、建筑之壮美、文物之丰富、敌楼关隘之众多为万里长城其它地段所少有。 秦皇岛长城出山入海，扼控山海关走廊，气势雄伟：老龙头石城拨浪弄潮，气吞海岳；山海关雄关两京（奉天盛京和北京）锁钥，举世无双；三道关隘口三道设防，易守难攻；老岭背牛顶长城以崖为墙，万夫莫开。 秦皇岛长城沿线有很多历史悠久的风景名胜：老龙头自建以来就成观海胜地；“天下第一关”久负盛名；角山长城上不仅可见“佛光”和“瑞莲捧日”的景观，还可以俯视燕塞湖；长城穿越的老岭（祖山）被誉为“塞北黄山”；近年开发的“董家口长城”、“板厂峪长城”、“桃林口长城”等长城旅游景观也都各具特色。 秦皇岛长城建筑保存较好。长城把山、海、关连成一体，即是古代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建筑上又有很高价值。明长城建筑的战墙、障墙等奇妙之处，在这里均有发现。以山海关长城为例，多种形式的建筑，构成“主体两翼、左辅右弼”的科学格局，结构分明，造型美观，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秦皇岛长城文物丰富。境内长城中有许多印有各种文字的城砖，例如山海关东罗城城墙上就有12种印有制砖年代和单位的铭文砖。不少敌台的台门石卷上刻有精巧图案和文字。长城上和散落在长城两边有许多石炮、礌石、碑碣和守城士兵的生活用具，以及明代火器、火药和大炮。近年在板厂峪长城内侧发掘出全国规模最大的长城砖窑群。 秦皇岛长城敌楼关隘众多。据《秦皇岛长城》记载，秦皇岛市长城上有700余座敌台，其密集程度为其它长城沿线城市所少有。秦皇岛长城关隘多，从老龙头到九门口26公里的长城线上，就建有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三道关、寺儿峪关、滥水关、九门口10个关口，还有山海关关城和宁海城、南翼城、北翼城3个卫城。 在非物质文化方面，秦皇岛长城文化主要表现在历代大量的长城诗文和以孟姜女传说故事为主的长城民间传说故事，而发生在秦皇岛长城上的历史故事所反映的长城精神和象征意义，更是一笔特殊的宝贵财富。 秦皇岛地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关长城的诗文很多。特别是自建立山海关后，有关的长城诗文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它关口很难相比的。在众多诗作者中，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还有英雄豪杰。诗文中反映长城与大海相连雄姿的是秦皇岛长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 孟姜女传说为中国四大著名民间传说之一（其它3个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以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和深入人心见称，由于故事涉及了长城，因此又成为长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海关是孟姜女故事流传深远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广为流传的孟姜女故事的主要蓝本地。这个蓝本早就成型，并遵照民间故事的流传发展方式不断完善，具备独特的完整性、艺术性和人民性。历史上中国有很多地方建过孟姜女庙，但仅存山海关孟姜女庙，且香火不断。与孟姜女传说有关的遗迹还有望夫石和姜女坟及孟姜镇、望夫石村等地名。山海关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孟姜女文化之乡”。 秦皇岛地区关于长城的民间传说很多，关于“萧显写匾”和“媳妇楼”的故事就有好几种说法。这些民间故事也是秦皇岛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普查与考察活动。秦皇岛市境内的明代长城,各县区都进行过多次考察活动,主要有1978年前后的县区考察活动及1997年以后的长城普查活动。1980年后,市文化局会同公安部门对市区境内东起老龙头,西至山海关北侧的三道关段长城进行考察活动。同时，对长城的附属建筑,姜女庙、三清观等也进行普查。摸清市区境内26华里长城被毁坏情况。经查全线尚有5华里保存较好,14华里外墙尚好,内墙拥塌严重。山海关区文物保管所于1978年开始对沿线长城进行大面积普查,在原有资料基础上建立完整的长城档案资料。尤其是角山至九门口段9华里长城作详细普查。接着又对古营盘、水雷营、火药库等附属建筑进行查访,制作《长城现状图》2册、《长城现状照片集》2册,撰写《山海关长城志》初稿,划定长城两侧的保护范围,报请市政府审批。 1978年4月,文教局组成5人考察小组,初步调查县内长城走向,所在村庄长城保护现状及敌台分布情况,建立简单的档案资料。1981年10月～1982年4月, 抚宁县文教局又组织人员对县内长城进行详细普查。绘制《抚宁县长城资料图册》,将长城具体走向、方位、敌台位置作详细标志。初步建全长城档案资料。 卢龙县于1978年5月组成长城普查小组,对县境长城进行全面普查。实测县境长城全长为44.6华里,普查中对每座敌台、墙台、便门及部分城墙拍摄照片,并对其所在乡村、方位、大小等作详细记录,敌台都进行统一编号。全县85座敌台中保存较好的有34座,残破的20座,全毁的31座。普查结束后,相继完成长城档案的建立工作,又制作28块永久性长城保护标志树立于长城上。 青龙满族自治县于1978年起对全县365华里长城进行全面普查,经4个多月工作,共查全县11个公社24个大队。拍摄长城照片300幅,绘制图表97幅,装订成图册。每幅照片、图表都作了相应文字说明。长城所经公社建立相应保护组织10余个。 全市长城普查。1997年下半年开始,为配合编写《河北省长城志》,市文物处抽调县区力量对全市范围内长城进行全面普查。参加这次普查的有市文物处沈朝阳、沈章兴,山海关区郭泽民,抚宁县袁秉成、赵紫英,昌黎县王恩林、徐永江,卢龙县赵全民,青龙满族自治县傅奇、郭守利。历经两年半时间,普查市境内由老龙头起至青龙满族自治县凉水河乡杏树岭村段的长城。全境主线全长为250公里,其中附线长28.3公里,有敌台710座,墙台218座,烽火台72座,关、营、堡64座,并绘图100余幅,拍照片1000余张。摸清长城在市境内走向,敌台、烽火台及墙体的位置、大小、结构形式。1999年8月,市文物处组队详细普查全市境内由山海关“边墙子”至抚宁县车厂的古长城。参加调查的有市文物处闫乐耕,山海关区郭泽民、王雪农、李亚中,昌黎县徐永江等。经20余天工作,摸清古长城的走向、修筑年代和内部结构。 华夏子徒步考察明代长城。1984年5月4日,秦皇岛市电业局董耀会、市工业技术玻璃厂吴德玉与长春市东北光学仪器厂张元华3人,从山海关老龙头起步,经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8省、市、自治区,于1985年9月24日到达甘肃省嘉峪关市。又于1985年10月16日～12月14日,徒步考察了海关至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边的长城。华夏子是他们3人的集体笔名。在华夏子动身前,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给予他们热情帮助,考察中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黄华和全国政协常委魏传统、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侯仁之及有关部门领导的接见和鼎力帮助。考察活动结束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一些领导分别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赞扬他们的壮举,为研究、保护、开发长城和发展长城学做出重大贡献。华夏子的此次考察活动,历时2年多,行程7000余公里,撰写300万字的考察报告,拍摄7000幅长城照片,且掌握了前人及史书未记载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进一步研究长城提供难得的宝贵资料。考察结束后,他们编辑出版《明长城考实》一书。 长城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山海关长城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9月,是中国第一个研究万里长城和古代城堡的民间团体。研究会是由秦皇岛市代市长顾二熊、中国老年文物研究会会长金紫光和长城专家罗哲文等联合发起的。由山海关区政府负责,办事机构设在山海关区文物旅游局内。有会员78人。其宗旨是本着“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精神,以“古为今用”原则,遵循“百家争鸣”方针,研究长城的历史作用、建筑构造、人文历史、民族关系、内陆与边隘的交通、农牧业生产与民族文化的影响、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等。研究范围除中国境内长城有关专题外,还可本着“洋为中用”原则,有选择地研究外国的城堡建筑,古代军事工程,以便借鉴。研究长城的目的是:保护长城,维护长城,开发长城,为创建《长城博物馆》提供依据,做出贡献。研究会第一届会长金紫光,副会长市长顾二熊、山海关区区长张立辉,秘书长山海关区文化局局长周振舫。 秦皇岛市长城学会。成立于1989年9月25日，挂靠在市政协文史办公室，是专门从事长城研究、宣传、保护的社团组织。市委书记顾二熊，市政协主席赵铭、副主席孙学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局、民政局领导出席成立大会。选举董耀会为会长，齐庆昌、吴启昌、孙志升、吴德玉为副会长，吴德玉兼秘书长，康力为副秘书长。做出贡献的老前辈郭述祖、王岳臣、郭继汾、康群被推举为秦皇岛市长城学会顾问。学会以研究、保护、维修、宣传秦皇岛长城，弘扬以长城的伟大精神为宗旨。通过组织各种考察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开展各项宣传活动，实现学会的宗旨。 长城研究学术活动。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1990年10月6～8日, 由市政协和山海关区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在山海关举行。来自长城沿线8个省、市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研讨会。会上收到学术论文28篇。中国长城学会会长黄华出席研讨会,并就长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长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发表讲话。到会学者、专家分别就长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长城在中国民族融合中的纽带作用,长城修复中的文物意识及培养长城研究人员等方面的问题交流了观点。并就改革开放后长城如何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服务,为精神文明服务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长城学会长城工作研讨会。1991年5月,中国长城学会在北戴河举行中国长城学会长城工作研讨会。长城沿线8省、市、自治区的40余名文物工作者,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秘书长张振,《长城学刊》主编朱希元,办公室主任刘玉礼,《长城学刊》副主编董耀会参加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维修、宣传和开发利用问题。同时还研究翌年召开国际长城研讨会问题。 山海关长城保护工作研讨会。1997年12月16～17日,由中国长城学会主办、市文化局和山海关区政府协办的山海关长城保护工作研讨会在山海关举行。中国长城学会的专家吕济民、杜仙洲、朱希元、成大林、董耀会、吴梦麟、韩光辉等和市党政领导杨玉忠、冯首生、范怀良、高兰栓及工作人员60余人参加研讨会。专家们听取区政府关于长城保护的情况汇报,并实地考察老龙头、角山、长寿山、第一关、孟姜女庙和长城博物馆。专家们就长城保护问题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 中国山海关国际长城节长城评研会。2000年8月18日下午,在中国山海关国际长城节期间,参加长城节的长城研究专家、学者在山海关海盛花园举行长城主题论文评研会。会上经民主评议,季羡林的《长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罗哲文的《山海关长城的布局与建筑勘察》、曾祥铎(台湾)的《万里长城的历史作用与价值》、董耀会的《对长城研究中民族问题的认识》、孔繁德的《中国长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孙志升的《长城与长城文化》等13篇论文获奖。 学术著作。《山海关长城志》，作者郭述祖,1984年5月由河北省地名办公室出版,为内部出版物。全书共9编,其中1～2编介绍长城的历史沿革、地理概述;3～7编介绍山海关长城的城池关隘、名胜古迹、武备防御及历年来保护维修和长城现状;第8编为长城大事记;第9编附录了发生在山海关的明清之际的山海关战役、孟姜女故事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长城诗词选等。 《明长城考实》，作者华夏子,1988年7月，由档案出版社出版,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是董耀会、吴德玉、张元华3位青年历时2年时间,徒步由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边起路经秦皇岛市,西至嘉峪关,行程万余里后写出的考察纪录。此书前半部分介绍明朝以前历代修筑长城概况,后半部分重点介绍明代修筑长城的历史背景,明代长城的建置沿革,以长城走向为序,分省、市、自治区详细记述长城的形锐、结构、位置、布局及有关遗物。并结合正史、方志中记录,记述该地曾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实、战事等。书中附有大量实地拍摄的照片、长城碑文等。 《长城万里行》，作者董耀会, 1994年8月，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书中主要记述1984年5月开始以董耀会、吴德玉、张元华3人考察东起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边,西至甘肃省嘉峪关市的明代万里长城后,以亲身经历,结合历史事实,“查阅有关地理、历史、传说、建筑等资料,参以风土人情,山川风貌的观察”,系统介绍长城的历史和现状,较详细地记述长城沿线各地段及重要关口的地理位置、建筑特点,并对长城沿线的城镇古迹及风土人情作扼要介绍。 《山海关长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作者张立辉。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重点介绍山海关长城概史,将明代修建山海关始末,屯田制度在巩固关城中作用,山海关关城的布局及山海关段长城作详细介绍；下篇主要从旅游角度较系统地介绍燕山风景区、老龙头风景区及古城内重点游览区等。书中附50余幅照片及30多幅图表作为补充资料。 《山海关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市政协、《长城学刊》编辑部于1992年8月编辑出版,属内部刊物。此书由1990年10月在山海关中国长城学术研究会上收到的学术论文27篇汇集而成。书中文章除考证长城遗址、遗迹外,还涉及到长城沿线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地理、建筑等。此外,有长城修复、保护和开发、利用等,反映长城研究已向纵深和综合方向发展,为长城研究提出很多新的课题。 《万里长城入海处老龙头》，孙志升、刘学勇编著。1996年7月，由天津出版社出版。全书分5部分，记录老龙头的沧桑岁月，反映再铸老龙头辉煌的山海关长城儿女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秦皇岛长城》，沈朝阳主编，方志出版社2002年出版。全书共设5编16章，全面记述秦皇岛市有关长城的情况。 《长城古诗二百首》，孙志升选著。2000年5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主要描写长城的修筑与故事，系统地反映长城的历史容貌和风韵。 主要文章。《长城，伟大祖国的象征》，岳辰（王岳辰）著，发表于《秦皇岛市志通讯》1987年第2期。 《长城，中国社会发展的象征》，岳辰（王岳辰）著，发表于《秦皇岛地方志》1990年第3期。 《秦皇岛境内长城考》，康群著，发表于《秦皇岛地方志》1990年第1期。 《谈谈长城文化》，孙志升著，发表于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8月出版的《龙吟——中华文化之光》一书。 孤竹文化 孤竹文化是在孤竹国地域内产生的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一种地方文化。 孤竹国诞生于商朝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是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孤竹”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和辽宁西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的器身上铸有“孤竹”铭文。孤竹国的历史记载还散见于《国语》、《管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公元前664年，北方山戎侵燕，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北伐，打垮山戎，击溃令支，斩孤竹君侯之首。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立国约944年（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664年）。 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12里，统治范围以今卢龙县为中心的滦河入海处小盆地及其附近区域，包括今卢龙、抚宁、迁安、迁西、滦县连片地区。在今卢龙一带，有许多关于伯夷、叔齐的传说与遗迹，如“夷齐故里”、“夷齐井”、“夷齐庙”、“清风台”、“夷齐读书处”等。民谣中有“滦水之北夷齐里，滦水之东孤竹城”之句。 孤竹国前期是商朝的诸侯国，有自己的职官和军队，是独立性较大的政治实体，为商王室承担戍边、纳贡等义务。孤竹国君侯又在商朝朝庭任官。经考证，有商一代，孤竹国君共传十一世。第九世君侯竹离大，在商朝先后任贞人和司卜，是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第十世君侯亚微（伯夷、叔齐之父）、第十一世君侯亚凭，在商朝朝廷先后担任过亚卿，是卿史一类官职。 孤竹国在殷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加快。到商朝中晚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具有国家的规模。孤竹国的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手工业均相当可观，卢龙县曾出土相当于商代晚期成组的青铜器鼎、簋、弓形器和金臂钏；多数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还有大量夹红褐陶器。迁安、滦县也出土了晚商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畜牧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距虚（驴骡之属）大量饲养，是孤竹国的特产。西周时期，对孤竹国采取既怀柔又防范的政策。周王继续分封孤竹国成为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其内部结构没有触动，君侯的地位保留。同时，周王分封同姓诸侯国燕国，镇守北方，监督孤竹国等原商族势力，抑制山戎、东胡等部族，共同拱卫周朝。在商朝时，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商亡后“以国为氏”，称“孤竹氏”，或省称为“竹氏”。后来孤竹国为逐渐强大的山戎所逼，国势日益衰落。至春秋时期，孤竹国地被山戎占领，成为山戎的盟国和附属国。 孤竹国传国近千年，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诸侯国之一。在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孤竹族人善于开发土地，进行垦殖，把野生植物培植为农作物，栽培大豆、冬葱成功，传布天下。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和青铜手工业文化，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表现开拓进取和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孤竹国促进南方农耕文化和北方牧猎文化的交融，促进夷狄族的华夏化和各族的融合。孤竹文化呈多元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燕国和秦汉以后，在这里有移民、驻军、设郡县、修长城等。其后，这种类型的文化不断影响南下到这里的乌桓、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和满族等族，对其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是商朝的北部屏障，维护商朝北疆的安定，为商朝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春秋时期，提升了冀东地区的文明程度。孤竹国产生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伟大爱国者和廉让节义的楷模，表现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精神，构成燕赵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伯夷、叔齐的节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历代流传不绝，包括《论语》、《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都有评述，称他俩为：“贤人”、“义人”、“圣人”、“百世之师”……。历代帝王对他们也很尊崇，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明宪宗派大臣专程去夷齐庙祭祀二贤；清朝乾隆皇帝亲自去了两次，并留诗赞扬。他们的事迹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受到海外人的赞颂。主要理论文章有宋坤撰写的《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与孔子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王士立撰写的《夷齐精神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冯庆茹撰写的《夷齐精神与求圣之道》、董宝瑞撰写的《孤竹考》、冯庆茹撰写的《玄水.商族图腾与孤竹渊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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