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扶不扶》的马年春晚小品，勾描世相，意味深长。当“扶老人反被讹”由最初的新闻事件变成了一个略显沉重的社会命题，小品的结尾一语点睛——“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这句话道出了一种道德重建的普遍焦虑，但今天的道德重建也许要从道德之外着眼。谈及“世风”，必经长久涵养；论及“人心”，必有长期的教化，一旦话题进入浩浩荡荡的国民素质、民族性格讨论，所谓的“重建”肯定会变得无的放矢。重建的关键，也许不是将“扶”与“不扶”的问题放置在个人道德抉择的层面讨论，而是把问题本身取消掉。
比如，借助“好人免责立法”。近年来，随着“扶不扶”的社会讨论，好人免责也成为舆论共同的呼声。继深圳率先出台“雷锋法”（《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后，其他地方也多有探索。在日前召开的江苏省两会上，又有十多名省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建议，旨在让更多人敢于做好事。“扶不扶”由道德话题进入立法议程，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一点：社会生态的改变有赖于社会建制的完善，主流价值的光大则立足于法治建设的水平。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里，明确提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不但要在具体政策措施中“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而且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实践中。还特别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这一阐述，其实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性所在——不仅关乎意识形态，也关乎制度建设，不仅有“务虚”的性质，更是一项“务实”的工程。
观察一个地方的市场，如果大店不欺客、小贩不偷秤，其背后必有着严格、成熟的市场经济规范；观察一个城市的公交站，如果从无抢上抢下、一贯秩序井然，其背后必有着成功的公共治理，以及在这种治理中形成的群己规则。有法治昭彰的社会建制，才有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有风清气正的吏治，才有崇德尚礼的民俗。哪怕是零星的文明、点滴的修养，其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滋养，都依托于整个社会制度建设与治理水平。
同样的道理，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这一宏大的命题，也需要我们有点“功夫在诗外”的思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指向需要有法治社会和市场伦理作为载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需要一定的制度导向。核心价值观若是九层之台，制度建设与规则意识则是一层一层的“垒土”，也许在夯实这些社会地基的过程中，类似“扶不扶”的问题就会自动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