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方法论问题】
公共讨论之所以难，是因为讨论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全都没有共识，所以难免鸡同鸭讲。例如在到大城市去还是到中小城市去这个话题上，新世纪都过去十几年了，《大家》作者们的探讨仅停留于情绪渲染层面，这当然是令人失望的。但这些情绪化的作者当然照旧可以指责我后面要说的这种“实证主义”方法。
我在《中国小城镇往何处去——重读费孝通》一文里提到过，在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你的论证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抽样，二是因果，三是一般化。
先说抽样问题，比如《大家》里讨论大小城市问题的水平没有提高，主要的原因是都选取了自己的极为个别和有限的样本，这样当然会有人说小城市的好处或者坏处。但“你自己”这个样本具有代表性吗？而且什么又是大城市，什么又是小城市呢？为了避免歧义，我就暂时按照人口和经济规模，将“北上广”称为中国的大城市，杭州、宁波这样的长三角城市就是中型城市，舟山这样的就是小城市。
二是因果性判断，这个其实很难的一件事。大城市里有理想有各种小城市没有的选择。然后一个回了小城市的公务员信誓旦旦，总有一天要回大城市。这个豪言壮语谁都可以说，但动机难测。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看看行为。在固定住其他的因素后，也许会发现这个人虽然嘴上说自己喜欢大城市，但一直呆在小城市，那么这个小城市里一定有什么吸引了这个人。但这个原因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呢？
这就要提到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般化。也就是说，你这个因果关系能不能一样用在很多其他类似的人身上。如果你只有一个样本，你为了个心爱的女孩或男孩留在了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得出结论说人留在某一个城市是为了爱情，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有多大呢？能不能一样用在其他人身上呢？会不会有其他更多的反例呢？比如说大学毕业为了工作分开的情侣、比如说为了打工而劳燕分飞的夫妻？这时候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是更普遍的情况，然后才能仔细分析你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可以一般化，用在其它地方。
【2.当我们说去大城市时，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光说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人可能是由于太爱自己的家人，或者能找到潜在的结婚对象，或者贪图安逸的生活，或者基层公务员有隐性的福利等等，总之，有千奇百怪的理由。我还知道有人卖了北京的房子去丽江开了家店的，但这种“样本”很小，其提供的“因果关系”也是千奇百怪，没有什么“一般性”。
经济学界比较喜欢研究的是收入问题，这意思是说，当我们讨论“一个代表性的人”或者“一个平均意义上的人”在面临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选择的时候，哪里收入高往往成为最大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是收入高低和工作机会影响了这个人的选择。但反过来，这一结论不一定能用在每一个特定的个人身上，例如那些为了真爱的。所以当我们在说选择大城市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统计上看大部分人是这么选择的。
也就是说，在固定住其他的因素，单看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收入差距，然后看是不是大量的人的行为特征符合“高收入的地方更吸引人”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当黄亚生和我编辑《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镇化变革的反思》、周其仁写《城乡中国》以及陆铭撰《空间的力量》说“人要去往大城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说的是：普遍而言，大城市里收入更高，有更多工作机会，所以有大量的人实际上是从小城市或农村到大城市里去了。
那么怎么来确定我们这个是不是胡说呢？这时候你搬出个人的经验，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因为你个人的样本、因果关系都是有限的，很难被一般化。一般化往往要依靠更大一点的抽样。当然普查是现在所知的最大抽样，就是把所有人都查一遍。
让我们以上海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来看看我们上面说的东西是否可以一般化。先看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因为对我们的收入影响城市选择来说，劳动适龄人口最关键。
表1：上海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1）
那么这些劳动适龄人口主要是户籍人口呢，还是外来人口？普查结果发现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数为884.11万人，所占比重为52.9%，外来劳动适龄人口数为787.51万人，所占比重为47.1%。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但你进一步看，就会发现在15～44岁年龄段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说明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相对于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更为年轻。从平均年龄看，上海户籍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42岁，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2.09岁。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拉低全市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至35.46岁。
图1：2010年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分年龄、户籍人数
图2：上海在业人口户籍年龄结构（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1）
上海市在所有工作的人口中，本市户籍在业人口仅为47.4%，外来在业人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比重为52.6%。也就是说，在养活这座城市的外地人比本地人多。并且外来工作的年轻人更多，25~3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外来人口的比例是48%，意味着近一半外来的都是年轻人来上海，这也足以证明上海的吸引力。这样分析过后，至少比原来清楚了一点，即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到上海来讨生活，选择大城市的“收入理论”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当然更细致的研究要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调查等，对比这些年轻人及其相似群体在不同城市的收入水平，然后看看“收入水平影响城市选择”是不是能在更大范围内成立。
【3.当你说选择大小城市的时候，你在说什么？】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抛给那些参与或准备参与这个议题的作者和读者们的。
当你说选择大小城市的时候，你的样本是什么，你假设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你用了什么证明这种关系，然后你的结论是不是可以一般化的。仔细想想这些问题，讨论往往会更有成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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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近几天，《大家》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话题仍然在持续发酵中。大小城市好坏这件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在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小城市的对视却成了问题：谁更优美，谁更高尚成了问题。
到底身在何方，心在何方？我们的作者之间掀起了不少争论。其间不乏亲身经历。编者尽在这里一并献出，与读者分享。
闫红：《你为什么不去北京》
毛利：《我为什么仇恨小城市》
叶克飞：《我们该往何处去》
朱白：《上海人，你让纽约人怎么想》、《城市大小，并不改变生活本质》
张冠仁：《小城未必寡民，大国仍需自信》
杨波：《别忘记新天地的咖啡用什么换来的》
席越：《纽约的孩子也买不起房》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