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从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儒家思想产生后就开始步入一个固定的模式，并逐步发展成礼法融合型。这个模式也体现了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 而离婚作为一种制度，古已有之。至于离婚始于何时？史上没有准确记载，但自打人类开始通婚姻、组家庭，就有了离婚这一做法。 中国古代的婚姻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代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 在此之前，我国古代婚姻的结构很不严密，离婚相当自由，所谓“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自周朝开始，夫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来。然而，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夫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不稳固，秦始皇在出巡时发现，妻子离家出走，男子被招赘、寄宿女家，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等现象比比皆是，于是，他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 到了唐宋时期，尽管仍是男权社会，妇女需要遵从“三从四德”，但男子是决不可以任意休妻的，因为夫妻的离异同受家族观念的支配，也为法律所限定，还受到情与理的约束。据《白居易集》记载，某农夫在田里耕种，妻子在送饭予丈夫时，在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于是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尽管丈夫希望妻子能尽早送饭，但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 纵观我国古代的离婚制度，均是由古礼逐渐成为明文规定的典章制度，即“由礼入法”。汉朝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需要规定了“七出之条”、“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唐朝将“七出之条”、“三不去”列入律法，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这“七出”的规定，都与家族有关：其一，不顺父母是逆德的行为；其二，无子则无法承宗庙；其三，淫乱造成血统混杂；其四，嫉妒则会结怨增仇；其五，多言使家族失和；其六，有恶疾则不能奉祭祀；其七，盗窃是不义行为。“七出”之条曾被认为是“夫族的护身符”，是对女方的苛刻限制。但此说有失偏颇，因为还有“三不去”的限制。这“三不去”是：一，没有娘家可归的不能去；二，与丈夫共守过父母三年丧的不能去；三，曾跟丈夫共过患难而后富贵的不能去。另外，在执行上，“七出”只是礼制的原则，虽然于礼可出，可未必就出。例如，民间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但对“七出”中的“无子”一项，照唐律规定，必须年50岁以上，才能构成理由，到了50岁还想离婚的很少，何况还可用立妾及庶子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古人出妻的理由非常广泛，往往有超出“七出”之规定，像汉代的鲍永妻，因为在婆婆面前叱狗就被“出”了。可见，与其说“七出”是男子出妻的借口，还不如视为出妻条件的限制。唐律就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这是划定离婚的范围，擅自出妻也是有罪的。 最早卷进离婚事件的中国名人，当推孔门祖孙。不过那时不叫“离婚”，而称“去妻”或“出妻”，也曾称作“仳离”。相传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就曾休过妻，孔子是“野合”而生，他的生身母亲，并没有跟叔梁纥正式结过婚。孔子也曾休过伯鱼之母。据《礼记·檀弓》记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伯鱼因为替被父亲赶出家门的亡母多哭了几声，就被孔子在门生面前大肆批评：嘻！鲤这小子也太过分了哩。吓得伯鱼赶紧收了眼泪。 孔子的儿子孔鲤这也曾休过妻。有了曾祖和父亲做样子，孔鲤的儿子子思，也同样休过一回妻。所谓“孔氏四世出妻”，典故就出在这儿。难怪孔夫子曾感叹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在休妻的问题上，曾子也传承了孔子的衣钵。他为了掩饰自己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念想，竟以老婆蒸的梨子没有熟为故，休掉自己的发妻。这位夫人久受夫子熏染，对诗书礼易也略通一二，她诘问曾子，离婚的七出条文，没蒸熟梨算哪条？曾子回答不上，恼羞成怒说：蒸不熟而已，何问其故乎？我说离婚就离婚！ 古代女子中，李清照是主动离婚的。李清照18岁时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子赵明诚结为连理。1129年，赵明诚死于湖州，一段将近30年的美满姻缘就此落幕。当时北宋灭亡、战乱不断，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不久又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张汝舟之所以结婚，是因为看中李清照所携带的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在李清照并不愿意将这些东西与他共享时，张汝舟恼羞成怒，对李清照拳脚相加。于是，李清照决心和张汝舟离婚，并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官司结果当然是李清照胜诉，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 据《礼记》中记载，古代贵族的离婚，不但有夫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辞自责。从唐人出具的“放妻书”(离婚证书)可以看出，男女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放妻书”内容大体分成三段。第一段重述夫妻缘分，经累劫共修得来，本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接着第二段描写目前的状态，由于两人个性不合，经常冲突“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则捻棒”，大小不安，六亲相怨，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既然无法同处，不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同时祝福离婚后男女各有前程，“夫觅上树，千世同欢；妇聘豪宗，鸳鸯为伴”。有的只有对女方的祝福。在离婚书末尾，也有注明给女方赡养费的。由于婚姻关系涉及双方家族，所以离婚证书都要会聚两家父母、亲戚共同作证。 由此可见，“放妻书”很像我们今天的“协议离婚书”，也讲究个好聚好散。据说敦煌曾经发现过唐宋时代的离婚书，很雅致，男方在离婚书上写道：“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宫之主。”其温文尔雅的词藻和浪漫情怀，惹得千载之后的红男绿女们咂舌不已！古人还真换宏大度，离婚也不咒骂哭闹，还赠送这么美的祝愿！ 婚姻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古代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所以离异一般不被提倡，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宋代以后，士大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的负担也很重。 综上所述，古代婚姻制度讲究由礼入法，礼法融合，有制度、有协议，尽量做到好聚好散，“接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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