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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童时代眼中的过年
我这个人生不逢时,可以说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天灾人祸”与“文化革命”长大的。尽管缺吃少穿,要什么，没什么,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过年仍然是最美好最神往的日子。那个混沌年代,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能敞开肚子大吃几天,该是一种何等的幸福啊!
有一年冬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屋檐下晾着几节透了水的新布。那时扯了布都要先让它缩水,然后再裁衣服,否则做好了再缩水就会变小而不合身。妈妈指着其中一节紫红色底子上缀满各色点子的花布说,这节豌豆花布是给你做新衣裳的,过年穿。新裤子呢?我问。没有布票了。几姊妹都要人人一套新衣服，实在是办不到啊！唉,明年再说吧。那个年代国家实行配给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根本不够穿,总是有上装就无下装,有冬装就无夏装，政府也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屈指,盼望过年,想像着我扎着两条羊角小辫,穿上那件新衣服的样子。转眼间我已年过半百,那节豌豆花布的色彩还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见,它永远在我家老房子的屋檐下随风飘啊飘，带着一个小姑娘的梦……
扫扬尘是过年前家里必做的一件麻烦事。每年腊月间妈妈都要到乡下去砍一大抱竹丫枝,把它们绑在竹竿上做成扫帚,然后满屋子扫,壁头上、天花板、墙角角,决不放过一个死角。把几间屋子打扫完,硬是要折腾一整天,最后全家人的脸都被扬尘和蜘蛛网弄成了“黑花猫”,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接下来就是洗全家的铺笼被帐。外婆说,年前洗了大件来年的病痛少。妈妈把我家门板取下来,放到两条高板凳上搭成一个平台,我们几姊妹就围着这张门板,将被单铺开,用刷子蘸着肥皂水刷,腊月间的天气好冷啦,每个人的手都冻成了红包子。过后还要把洗的东西抬到河里去清洗。哪里有热水呀？那时连炉子用的“蜂窝煤”都要凭票供应，一家人每天只有3个，连煮饭都不够用……
大吃一顿,是那个年代过年时所有家庭共同企盼的主打节目。俗话说,“宁穷一年,不穷一天”。为了过年有肉吃,全家老少得忍受几个月不打牙祭,才能省下几斤肉票来做一块腊肉。我一看见我家天井上方挂着的那块腊肉,就馋得直流口水,天天盼望过年。在那个被嬉戏为“吃饱了还没吃够”的年代,一块腊肉怎么够我们全家老小九口人吃呢?但妈妈的戏法儿多:她居然用牛皮菜帮子炸出了酥肉,用茄子做成了豆瓣鱼,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代用品。我想,妈妈该到文殊院的素斋餐厅去申请专利才好,可惜那时妈妈不懂专利,又没有经济头脑,换了我的儿辈们,肯定要发财。
大年三十晚上,等我外公最后一个人从东郊的工厂回到家后,天已擦黑,我们一家人便围着一张擦洗得发白的旧方桌团起年来。不过团年前还有一个规矩,首先要通灵本家的先祖来吃,然后我们才能动筷子。这是最神圣而庄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准发出声音。当我外婆口中念叨着列祖列宗的名字,请他们回来享用年夜饭的时候,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方桌上方为祖先人摆放的两个斟满酒的杯子和筷子,一心想看看究竟祖先人怎么回来吃法。结果发现根本没动静,很让人失望,又不敢乱开腔。
长辈们必须先吃,小字辈们才能动筷子,这是我们几姊妹从小就学到的规矩。事毕,看到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先动筷子了,我才夹起一片肥腊肉,匆匆送入嘴里,一股油香味慢慢地浸下喉咙,那种感受简直不摆了。那顿堆满方桌的菜,五花八门的“假冒伪劣”产品占大多数的年夜饭,使我终身难忘,至今仍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一直以为,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佳肴。
正月初一是小孩子最愉快的日子,这一天可以不做任何家务劳动,大人们全包揽了。平常我们几姊妹都分担了不同的家务劳动,一年到头,从不间断。早上起床,梳洗完毕,穿上新衣服,就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外公说,现在是新社会,大礼就免了吧。于是,我们几姊妹便给外公外婆行点头礼,以示祝福。拜年之后,外公给我们每人发一份压岁钱：一人12张1角的崭新纸币,喻意为月月红。那时物资匮乏，外爷只好用一小条红纸扎在钱的中间,煞是诱人,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压岁钱,只有外公每年必给。而我的压岁钱从来都没有自己花过,在怀中揣上一段时间后,就被妈妈永久地“借”去了。
正月初一早上当然是吃汤圆,中午吃面条,美其名曰:金线吊葫芦。
午后,外公就带着我们几姊妹到青羊宫去耍。最有意思的是摸铜羊,据说是自己哪里痛就摸哪里,灵验得很。我爱肚子痛,于是就抱住铜羊的肚子使劲儿地摸……
爷孙几人一直要在青羊宫玩到吃了“糖油果子三大炮”(成都的名小吃),逛到天黑灯会开始,慢慢地欣赏了花灯才回去。整个园林灯火辉煌,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塘里有“荷花仙子”,岸上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边有“仙女散花”,那边有“小鲤鱼跳龙门”。什么兔儿灯、走马灯让人怎么也看不够……直到外公反复提醒,回去了吧,不然就要收车了,我们几姊妹才依依不舍地随外公返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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