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于废品大国的中国商人

奔走于废品大国的中国商人
来源:《海外文摘》   来稿者:亚当·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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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不到8点， 詹森·曾（Johnson Zeng）开着租来的雪佛兰，停在了圣路易斯市的一家废金属厂门前，欲购买能运回中国的废金属。在近20天的计划行程中，他独自开车横穿美国南部，造访各地的废金属供应商，饿了就找家中餐馆填肚子，晚上在平价旅馆住宿。这种长途跋涉对于这位中国男子来说是家常便饭，曾回忆道：“上次与荷马一起出行时，我们在26天内开车跑了9600英里。”荷马·赖（Homer Lai）是中国广东省的废金属进口商，是曾的主要商业合作伙伴。
　　他的买卖如何？两个数字就可让我们管中窥豹：数百万磅的金属，价值上千万美元，已经漂洋过海运往中国。
　　曾是一名中国商人，他一年四季驾着租来的车在全美国到处跑，为的就是寻找废金属。据曾估计，和他一样穿梭在美国废金属站里淘宝的中国交易商，至少有100人，寻找的目标，都是美国人不屑回收再利用的东西。曾最青睐的收购目标是：电线、电缆、以及各种铜制品。
　　回收铜制品，是一项重要贸易，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2012年，中国对铜的需求量占世界总需求量的43.1%。现代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铜，要获得这种资源有两种方法：要么掘地三尺，要么回收再利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但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废弃的东西依然有限，这就给进口废金属开了大门。过去十年，中国使用的铜有70%依赖进口。与此同时，美国人扔掉的铜，则远远超出本国的需求，于是在垂涎三尺的中国买家眼中，美国成了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废铜市场。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曾先生和他的同行们可谓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先锋，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回收者。是他们把美国人家门前的回收箱、当地的垃圾场，和中国的发展紧紧联系了起来。
　　在泊好的车里，曾按动着自己的黑莓手机，时刻关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各种报价，它将直接决定全球废金属市场的定价。“市场不景气”，他叹息道，“但还是得争取。”詹森·曾42岁，看上去非常年轻，可当他有心事、嘴唇抿紧时，两颊略微鼓起，倒让眼角的细纹更加明显起来。
　　手机响起，是荷马·赖从中国广东打来的电话，曾按了接听，和对方用粤语交谈了起来。
　　曾和赖都对“低等”废金属有浓厚的兴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般喜爱废品，因为回收低等废金属需要的工作量更大，要经过人工、化学、机械等方面的重重处理，才能变得足够纯净，让铜得以熔炼。电线和圣诞树彩灯就都属于低等废金属，要想回收它们，首先要有人力、有场地，用低廉代价除去包裹金属的绝缘材料。而美国人是绝对不愿意费这个功夫的，美国对铜需求量过低，人工成本又太高，这些废料在他们眼里比鸡肋还不如，出路无非两个：要么出口，要么填埋。
　　曾这个礼拜的目标是购得100万美元的低等废金属，出口至中国。而他这样的投资规模，在中国低等废金属收购商人中，充其量只能位列中游。
　　谈话结束，曾把手机塞进衬衫口袋，准备下车。他告诉我：“赖正在电脑旁，等着我给他发图片。”我看了看表，中国此时已是接近晚上10点，我说：“他一直在熬夜等着？”曾不假思索地答道：“那当然，有些材料我不太熟悉，只有他知道，他是这方面的行家，赖绝对比美国人更清楚他们扔掉的东西的价值。”赖以前是理发师，如今却已然是中国南方废金属业大亨。
　　曾走出车子，打开后备箱，里面是他的行李箱和一顶安全帽。从行李箱里，他取出一件橙黄色的安全背心（类似高速公路上修路工人的工作服），套在新熨烫的蓝白色格子衬衫外面，从钱包里拿出名片，塞进安全背心的口袋里。名片上写着：
　　詹森·曾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东方金属回收公司董事长
　　穿过卡什废金属厂的正门，一侧有一个窗口，窗口下的凹槽用于交换文件和现金，旁边一把快散架的椅子上，一个打着哈欠的男子头戴安全帽，身穿油乎乎的衣服，正尽力避开我的注视。
　　曾走近窗口询问：“有人吗？”
　　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庞出现在窗户里，问：“有什么事？” 曾略站直些，笑容可掬，递上自己的名片，“早上好，女士！我是东方公司的詹森，我与米歇尔有预约。”
　　女人看了一眼名片答道：“他现在不在。”
　　曾略显局促，说：“没关系，女士，您知道他何时会在吗？”
　　“我去确认一下。”她离开了窗口。
　　曾的笑容褪去，喃喃地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总是这样。”
　　门打开了一条缝，勉强看清一个30出头的健硕男子，穿着红T恤，手依然握在门把上，显得有要事在身的样子，果然他说：“你好，詹森，我这会儿正有点忙。”随后朝着办公室内破沙发点点头，补充一句，“我会尽快过来找你。”曾闪露出宽和的笑容，回应：“您忙您忙，没问题！”
　　我们坐下来等待。
　　曾低声对我说：“我上周就已经预约了，可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直柔和的语调中掺杂了几分苦涩。
　　我俩不知道呆坐了多久，穿红T恤的男子终于出现了，他带着安全帽，手拿笔记本，问：“我们今天要找什么？”
　　“ICW”，曾立刻回答（ICW是国际通用的对绝缘铜线的简称），“还有水箱头。”男子递给我一个安全帽，我们跟着他出了办公室的后门，走进一个狭窄拥挤的仓库，几十个洗衣机大小的箱子排在仓库周围，其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废金属。
　　仓库内光线昏暗，仅有的光线透过装卸口照射进来，红T恤男子走得很快，曾却踱着步，目光不断打量着周围的废金属。男子停下来，指着一箱用脏帆布包裹的电缆说：“基本都在这里了。”
　　曾从胸前口袋取出手机，举在箱子前，拍了张照片。嘴里嘀咕着“电梯电线”，然后发送给赖，他又朝另一个箱子走去，里面的电线各式各样、颜色各异。
　　在美国和欧洲，这些混杂的电线统称为绝缘铜线，尽管不同电线的铜含量不尽相同，但价格是一样的。这些电线一旦到了中国，就会按照颜色和薄厚进行区分，每种的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曾来说，这就涉及到利润的问题，因为每磅一美元的废金属，到了中国，里面的废金属的单价可能是每磅60美分、80美分、1.2美元或2.2美元。大多数非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样的细分市场，即使知道了，他们也不可能涉足其中，因为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就已经将其排除在外。 　　

      曾问：“这样的货有多少？”

　　男子看着他的记账本说“大约8000磅”，然后又说：“有胶的要吗？这样的货有1万磅左右。”边说边用手指着一箱2英寸厚的电缆，这些电缆都被切成了1英尺长的散段，两端渗出凡士林状的物质，还露出上百根的细小电线。过去，这些细小的电线被用作电话线埋在地下，而其中的胶质物质是石油加工产品，可以隔绝潮湿物质以免腐蚀电线。美国的电线回收者对这些废弃物很头疼，因为胶质会粘在回收设备的叶片上难以清理。而到了中国，机械加工改成了人工处理：切开电线，用肥皂清洗。
　　曾又拍了张照片传了出去。然后，他有了新发现：“看，是圣诞树彩灯。”
　　他盯着箱子，啧啧几声，决定买下。接下来男子又领着曾看有线电视电线，曾不感兴趣，又看了有线电视机盒，他非常感兴趣；还有输电线，他非常非常感兴趣。曾拍下了所见的全部废金属，并仔细记下了可能的供货量。
　　男子问曾：“我们的货足够装满一个集装箱吗？”
　　这是个关键问题，曾要用标准的40英尺海外货运集装箱，承载量为4万磅，把货运给在中国南方的赖。但是，在美国境内运送集装箱的高昂费用，让曾只能在一个废品厂完成一整箱的采购，他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在这里买满4万磅废金属，要么一点也不买。
　　曾算了算：“还差1万镑，要么买点圣诞树彩灯？你们卖吗？”
　　“我们进去谈，我算算有多少货。”
　　我们跟着他进了办公室，曾在沙发上坐下来，打开笔记本，取出一张采购订单，表格很规范，印有公司和他的名字，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表上有三列信息（名称、重量、收购价）：胶质钢线，1万磅，55美分；油线，5千磅，135美分；绝缘体铜线，8千磅，150美分。
　　这时，赖又打了通电话进来，两人谈话不到10秒，曾随即把订单上第一项的收购价提到56美分。最终曾一共列了10项收购内容，废金属总价已经接近6万美元。他担心这个价格竞争力不足，但也只能静观其变。
　　红T恤男子说：“斯图一会儿就会见你，詹森。”
　　曾对他点点头。
　　曾告诉我：“我们以往在这里一次能买5到8集装箱的货，而现在，能买足一箱就不错了，竞争激烈，有时候一天里就有两三拨中国买家来废金属厂收购。”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做了一个深呼吸，再次关注起手机里的实时伦敦价格。此时，声音寥寥，只有远处传来的机械轰鸣声。
　　我和曾在路上奔波了6天，看着他一路搜集废金属，填满了数个集装箱，平均每个价值10万美元。我们在中餐馆吃快餐，夜宿平价小旅馆，还可能有各种意料不到的遭遇：连开六个小时的车，结果发现承诺出售给自己的废金属却在几小时前被别人买走；而有时一天之内就花掉一辆意大利兰博基尼的钱，买回一大堆废品。
　　曾告诉我，在路上，他总会感到孤单和挫败，尤其在做这行5年以后。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温哥华，但是他每年最多只有半年时间待在家里。在汕头老家之时，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过上这样一种生活。出国前，曾是聚合物方面的科学家，在企业平步青云，最终在中石化做到高层。可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却无法让曾的妻子满足，她想离开中国。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讨论和深思之后，曾把家搬到了温哥华。
　　从此，曾过上了漂泊的日子，做过很多临时的工作：计时收费的装修承包商，中国城的水果商，一家超市乳制品部门的职工等。
　　2006年的一个早上，曾在一份中文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一家企业招聘贸易商，加入其销售团队搜寻北美的废金属。三个月的工资为1143美元，如果去美国收购再加300美元的补助。
　　曾申请并获得了这份工作，在经过一周的培训后，他开着租来的汽车，踏上行程。两年后他离开公司，与赖成为合作伙伴。在最初单干的日子里，他曾一连7个月奔波在路上，和赖一起，两人动辄一口气跑数千公里。
　　我问：“你们已经买了多少废金属？”
　　曾想了一会，说：“数千箱。”
　　在卡什废金属厂的办公室等了20分钟，始终没有人来拿走曾的采购订单，曾不时看看伦敦价格，再看看芝加哥价格，又问问我午餐还吃中餐如何。
　　终于一个声音大吼道：“詹森，进来！”
　　我们进入角落的办公室，中间一个胖胖的卷发男子就是卡什公司的老板斯图·布洛克，他仰靠着椅子而坐，办公室内还有其他三位男士，脸上露出的笑容，仿佛刚刚窃窃私语了一些肮脏的笑话，不能为外人道。
　　曾首先问好：“先生，您好，最近都好吗？”并递过去采购订单。
　　布洛克扫了一眼单子，歪嘴笑了笑，“好的，让我考虑一下，我需要了解下市场行情，我会让人稍后联系你！”
　　我看看曾，又打量着布洛克。心里嘀咕着：这就是他对一张6万美元但在美国却一文不值的订单的反应吗？搞什么啊，谁还愿意花钱买这些破烂老旧的圣诞树彩灯啊？
　　曾回答：“谢谢您，先生！稍后再联系。”
　　“保重，詹森。”
　　我们走出大门，一走到路边我就忍不住问起来：“他几乎都没看价格，难道他不感兴趣？”
　　“很可能吧，买家太多了，我敢说昨天也有人来过，现在的废金属不如以前多。”说着，他打开车门，把安全帽和安全背心放在后排座上。
　　“没事儿，明天我们会到一个其他人还没来得及去的地方。”待我们坐定，他把手伸进一个手套箱启动GPS导航系统，里面有几十个废金属厂的地址，这是曾的供应商网络，我们开始向下一个既定的目标进发。
　　我笑着对他说：“我从没看到过这么多圣诞彩灯。”
　　“美国是个浪费大国，你们制造这些东西，却没法回收利用。”曾回答道，这时他的手机又响起来，“可能赖又有新的报价了，我接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