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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拟声字得到最大的用场是碰到外语时，舌官--“翻译”官作翻译时进行“音译”，并把这个音译的过程记录下来。 同语族的人民的语言交流受到方言的“隔离”，产生部分的“不懂”，“误解”的交流困境。但是这些在大的“同语境”下，可以比较容易“克服”，而当一个语族和另一个语族“冲突，融合，同化”的时候，出于“强势”的集团就会在语言上对弱势集团进行“强制”同化。这个过程在中外历史上都发生过。一个语言的泛化，取决于拥有这个语言的集团的政治，宗教，军事，文化，的强势，而这个强势集团的语言的“书写”系统和体系的发育是否能容纳它语族的语汇，并变其语汇为自己的语汇的能力是关键。中国历史上佛教的输入对华夏汉字的“进化”起了巨大的推动。许多佛教的音译已经进入中国的汉语词汇，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对佛经的翻译自后汉开始，有从印度，尼泊尔的古代语文（梵文，巴利文）直接翻译的，也有从中亚细亚的各种古文字（如吐火罗文）直接翻译的。于东汉，至前秦苻坚始有组织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组织翻译事业，唐朝时，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 现代学者陈寅恪1923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时与妹书曰：“中国所译（佛经），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他曾指出，梵文汉译常有“一词多译”，Sattra既译“众生”，玄奘又译为“有情”，陈寅恪亦言玄奘的译文多偏生硬，远不如鸠摩罗什好读[2]，1929年，陈寅恪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专门讲授“佛经翻译文学”，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透过梵汉对音可以考证隋唐中古汉语的读音。 这一段文字说明中国汉字的“音韵”意识，有赖外国“标音语言”的冲击。梵文是完全没有“视觉象形信息”的拼音文字，是语音的直接记录体系。它已经发育了自己的单纯的“表音”元素符号，并可以用这个符号体系的音素符，任意组合成“拟声”的“文字”，来保存语言的直接“声音”。在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听到”的信息直接起到沟通的作用。听到的即是“可以领会”的标音“书写体系”，和“看到了但读不出”的中文汉字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启迪了中国汉语朝着“标音”，“表音”，“音符化”的方向发展。 两个全然不同的文化交流符号体系的交锋，必然导致“沟通”，和“翻译”的必要。在翻译的实践中，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同化在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对译上有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 佛经翻译大师玄奘就有“五种不翻”的翻译原则。其具体指在将梵文译成汉文（文言文）时，遇五种情形不进行意译，而保留其原音，即进行音译。（见维基百科） 五种不翻的理论具体是指： 1：秘密故、如陀罗尼。 甚深微妙而不可思议的佛之秘密语，不翻（意义）。如，般若心经最后一节的“羯谛 羯谛 波罗羯谛 波罗僧羯谛 菩提萨婆诃”的真言、陀罗尼等词类。 2：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 多种含义的词，不翻（意义）。如兼具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六意的薄伽梵（亦有翻译为世尊的情况）等词，不意译。 3：此无故、如净净树、中夏实无此木。本地（中国）没有的事物，不翻（意义）。如印度的阎浮树、乾闼婆、迦楼罗等事物，为中国所无，保留原音。 4：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沿用以前既存的翻译方法。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为“无上正等正觉”，而自从东汉以来，历代译经者皆采用此音译，故保留前人规式。 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为让人对要翻译的事物存尊重之心，而音译。如般若、释迦牟尼、菩提萨埵等，不译为“智慧”、“能仁”、“道心众生”等，因为前者能令人生尊重之念，而后者则易被人轻视。 凡是不能以“译”的，就按“音”保留其“携义的音皮肤”。但是用什么汉字来“标注”这些不能翻译，只能“音标”的“原文”，仍然是“沟通”的一个巨大“隔”。必要有“注”，有“解释”，并在大量使用这些“原音”的“新语句”时，逐渐“同化”这些“外来语”。 正是在这样的“音译”的实践中，中文文字的“纯”标音功能被“提纯”，成了“扬弃了中文原义核”的“纯粹”“音符”。这就推动了汉字“扬弃象形视觉信息”而向“音符”进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现在也在每天发生。新进入中国的“西方语汇”，和西行的“汉字语汇”，都经历着这样的双向“同化过程”。中国的汉字：城管（chengguan)，二奶(ernai)，小三(xiaosan)，大妈(dama)，都因其“音皮肤”的“便携”优势进入了英美主流语汇交流场，而外语的“fans”(粉丝），“out”（常用英文形式,没有穿唐装），“talkshow”（脱口秀），Mcdonald（麦当劳），Subway（赛百味）都因其“音皮肤”的“汉字化”进入中文主流交流场。这些交流的“流利”程度，取决于“音皮肤”的巨大“直接优势”，是“音和义”的直接“捆绑”，不需要形皮肤的“裹乱”。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用了一个语音的概念：讲了一个“无意之声”或称“有声无意”之“语”。（卷一：116--117） “光初十一年刘曜亲自率兵攻打洛阳，石勒想亲自领兵前去拒敌，部属们都劝他不要去，石勒问佛图澄，澄说：“寺庙里的铃声说：‘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是一句羯语。‘秀支替戾冈’是个‘出’字，‘仆谷’是刘曜的胡位，‘劬秃当’是个‘捉’字，这句羯语是说，军队出击能捉到刘曜。”徐光听到佛图澄的这番话后也来苦劝。（高僧传九卷）钱先生说，在“羯语”中可因声达意，而在“汉语”中，则“有声无意”，聆音而无意。这就是“语音之隔”。 所谓“无意之声”实在是语言发生的开始。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无意之声”。但对于婴儿的母亲来说，这个“声”就是“有意之声”。语言的发生必在母子之间为最频繁，所以说女人，女神，母亲是语言的“发明者”，是引领搴袖“婴儿”的“领袖”。没有母亲和婴儿的“声音，声语”交流，就没有家庭的“语言环境”，就不可能有更发达的“语音”信息出现。母亲总可以在婴儿的语音中发现“意义”。从小范围的语音交流到大范围的部落宗教仪式，歌咏，就发育出了后来的‘韵歌’--宗教仪式和部落文化语汇。这些语汇就是后来的语言和文字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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