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职业化的现代智库

　　智库，是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机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载体。现代意义智库的诞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1907年美国第一家现代意义智库罗素基金会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智库不过20多家；而20世纪下半叶美国智库激增到2000多家，二战后40年大约是此前40年的100倍。现代智库的产生和发展，除去受到美国进步时代盛行的理性主义思潮影响，更是工业化与全球化的产物。　　

　　现代智库：“没有学生的大学”

　　智库号称“没有学生的大学”，智库服务与影响的主要对象不是学生与公众，而是政府与企业。课题制与项目组，是组织形态方面智库与大学最大的不同。现代智库的研究与咨询是在课题形式下和以项目组为载体进行，而不像大学那样按学科进行选题和以研究室为载体。组织形态的不同反映了研究目的上的差别，智库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以服务委托方为主；研究成果以政策方案为主而不是普通的学术成果，因此要求进行综合性研究，而不宜受学科制约。

　　与大学相比，智库还具有另外一些明显特点。一般大学里教师是学校员工的主体；而智库一般拥有强大的行政系统和大量研究辅助与服务人员，特别是高级研究人员所占比例很小，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员工总数约为220人，其中研究人员仅为25人左右。　　

　　研究与营销并重的智库运作

　　所有智库基本的运作及工作无外乎三方面：研究与咨询、传播与推广以及筹款。智库的主要功能在于政策研究与咨询，这是所有智库的日常工作，而现代智库研究咨询的目的在于通过作用于政策、法律的政治影响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因此均十分注重对自身机构、研究成果乃至学者的推广与传播，甚至借鉴商业营销的方式进行。

　　不同于学院研究以学者个人的学术追求为动力，智库研究绝大多数直接来自社会现实需求，大多具有委托责任，成果质量与研究机构人员信誉、利益直接相关。现实需求和责任压力保证了智库研究的价值与质量，也使得智库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动机。因此，敏感、高效和简洁是智库研究的生命。国外智库的研究报告甚至可以提炼到格言警句的程度。如冷战时期，传统基金会将其建议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概括成：“承认中国，但不是现在。”

　　智库工作的现实性使得智库十分重视研究成果以及智库本身的传播与推广。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说过：“我们在推销思想方面花的钱，绝对和研究方面花的一样多。” 智库广泛地采取四种办法进行传播与推广：举办会议、公开演讲、政策陈述、网络传播。近年来，各重要智库开发出了令人赞叹的网站，向一切访问者提供详尽的基础资料、背景材料和研究成果，这种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注重智库评价与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提出了“四个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和国际智库功能与影响的评价标准是吻合的。美国智库影响力评价主要是三个方面：政府影响、国会影响和媒体影响。但政府影响力因内部性而不宜公开，国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就成为最常见的公开评价。

　　在美国，智库的国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文摘、报告对于智库研究成果的援引率以及智库学者到国会委员会进行陈述次数等方面。国会影响力方面，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位列三甲。而规模和财力最为雄厚的兰德公司因主要受政府委托、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则显得不够突出。

　　媒体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全国性或国际性重要报纸、杂志、电视等传媒的引用率。在这方面，布鲁金斯学会、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位列三甲。根据美国学者研究，媒体影响力与国会影响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媒体影响力大的智库往往容易吸引国会的“眼球”而成为国会经常援引和咨询的对象。

　　中国智库的未来

　　历史表明，工业化、全球化造就了现代智库的兴盛。崛起的中国呼唤着远见卓识，中国智库发展兴盛的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咨询队伍号称“五路大军”，即高等学校、党校、社科院、党政机关研究室、军队院校及研究机构。“五路大军”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智库功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詹姆斯·麦克格恩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最大智库在亚洲智库中排名第一，在全球非美国智库中排名第25位。根据国内多项统计，一般认为我国智库已超过2000家，但在国外智库研究权威机构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位列其中的中国智库仅有74家。这种统计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中国智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专门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当前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实际情况看，高校、党校的教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其研究机构所做研究工作基本属于学术性研究，即以研究知识为主而不是以研究问题为主。而政策规划与咨询需要建立在以系统调研、经验积累、信息反馈与评估等项工作为特征的专门化研究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之上。非专门、非专业机构因职业差距、体制隔膜以及信息不对称等技术性原因，无法从事职业意义上的智库研究。党政部门研究室是专门与专业的政策研究机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机构的工作主要存在于政策制定的最后阶段，即拟定政策法规和起草文件等，较少从事政策规划和基础研究，更缺乏中长期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而这本应是智库研究的主要任务。

　　社科院系统是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但由于历史原因，社科院系统更多是作为一般性文化单位而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研究，更多地担负着文化传承而非原创性研究的功能。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央“三个定位”要求下，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现实问题研究逐步得到重视，研究能力有所加强，但距离职业化的现代智库尚有距离。

　　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求中国建设一批职业化现代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目前国内距离职业化现代智库最近的社科研究机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可以预期，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逐步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智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