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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网讯 当社会在讨论“啃老族”时，“老啃族”们却在体味着另一种辛酸。“啃老族”多是城里的孩子，而“老啃族”则多是出身农村但在城市工作的“80 后”，他们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对于他们来说，追寻自己梦想的翅膀是那样的沉重。 32岁的刘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只从农村飞到城市枝头的凤凰”，这名月薪近七千元的都市白领，坦言自己是“一只怎么飞也飞不高的小小鸟”。 当然，比起在乡下网吧打游戏的表弟，外出打工的堂哥，还是有着云泥之别，但对于媒体此前所谓的“凤凰男”，刘科不屑一顾，直到最近，他从网上看到一个新词“ 老啃族”，一下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老啃族”，描述的是出身农村在城市工作的“80后”的生活状态，他们犹如生活在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他们通过上大学、打工等方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轨道，他们在城市艰难前行，又不得不面对另类的乡愁，当他们和城市里生活优越的“孔雀女（男）”结合，往往可以写出一部部跌宕的小说，就像那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新结婚时代》。 如今，情况正在好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上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还将对中西部等地区给予更多补助。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老啃族”现象应有望得到逐步缓解。 负重的人生 2月13日下午，刚和女友争吵完，刘科站在公司楼道里抽烟。两人相识五年，计划明年结婚，最近为房子等琐事争执。 刘科正为“乡村建房大业”努力。他家在安宁渠，父母种地，含辛茹苦供他读书上学，现在还住在平房里。 在首府一家公司做广告设计的刘科拿着近七千元的月薪，却住着廉价的出租屋，吃十元的快餐。5年间，存下20万元，准备为父母盖一栋三层楼房。他知道父母逐渐年老，要为他们创造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但是，女友琪琪希望明年结婚，结婚就要买房，买房的话，就不能给父母盖房子了，两人争执不下。 2005年，刘科和城市女孩琪琪相识相恋，琪琪家庭条件优越，常补贴刘科生活开销。而刘科对琪琪心存愧疚，除去建房子的十几万元，所剩不多，“连付首付的钱都不够”。 作为一个男人，刘科想让琪琪过好日子，现实却不尽人意。“实在不行，只好贷款或问朋友借钱了。”他无奈地说。 刘科的境遇不是孤例。据2012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统计显示，流动人口中“80后”农二代已占流动人口的近一半。他们大多在城市成长，即使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 正在乌市某高校读研三的赵蕊蕊过完年就要开始找工作了。这意味着，她要面对就业压力，也要开始补贴家用。去年年底，父母和她说要盖房子，想让她负责三万元，剩下由哥哥承担。父母已年迈，对这一要求，她无法拒绝，但她将上学发的奖学金搜罗起来，也不过一万多元。 同是“80后”的李飞龙，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很害怕。“总觉得会出什么事。”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李飞龙在昌吉工作，月薪5000元左右。每月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20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上大学的妹妹1000元生活费。剩下1000元，不买衣服、也不聚会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 城市的人 农村的心 作为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刘科、赵蕊蕊以及李飞龙有着相同的困惑。 他们有时难以分清自己的身份：“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户口在乌鲁木齐，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们的主要亲属关系仍在农村，家里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其锁住。 新疆团校副教授周小西说，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养儿防老”依然是绝大多数农村老人的依靠。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反哺”是年轻人必须的孝道。 刘科很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社保、有存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啃老族”，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随心所欲地花钱、旅游、购物、娱乐。 前几天，刘科凑齐房子首付，在水磨沟区买了房，50万元，背负20年的按揭，如今又继续存装修的钱，还要为农村的父母操心。用他的话说，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人在城市，却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 周小西认为，过去数十年，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大部分农村“80后”的父母，过着飘摇不定的生活，社会保障对于他们而言力不从心，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而“老啃族”们，出于“父母老矣”、“老无所养”的心理恐慌，在物质压力面前动弹不得，人生也显得狭隘。 面对各种来自老家的经济压力，“老啃族”们大多有苦不能言。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有一个孩子在城市里工作，那么这个孩子往往只能放弃诉苦的权利。 “诉苦，只能给父母更多心理压力，你必须表现得很坚强，就好像什么困难你都有办法对付。” 赵蕊蕊说。 1983年出生的陈学娟，也是从赵蕊蕊和刘科那时走过来的，现在又面临着新的难题。 陈学娟老家在河南省朝阳县的一个小村子，她来乌6年，换过5份工作，销售、导购、保险代理，如今在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和男友省吃俭用，住在米东区一间出租屋。五年间，两人存了30多万元，她给父母15万元在农村盖了房子。 2011年，女儿圆圆出生，生活开销瞬间增大，最令她头疼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她带着孩子回老家上学，再找一份工作，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了。或是牺牲孩子，让孩子由父母看管成为留守儿童。 “反哺”中前行 刘科的同学潘兵在大学毕业的第三年，已有些积蓄，正打算贷款买房子，不想在农村的母亲脑中风，他拿出所有积蓄，又借了8万元给他母亲治病，直到几年后，才终于买上房子。 潘兵常对刘科感叹“再也折腾不起了”。刘科于是想攒点钱，为父母缴社保，但一次要补缴几万元，每个月又领不了多少，他一下很难凑出来。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富强认为，虽然目前农村“养老保险”保障能力不足，大病医保还多处于试点阶段。一旦有什么事，老人只好向在城市里谋生的孩子求助。而另一方面，从农村打拼到城市的年轻人会从朴素的亲情伦理角度自觉“反哺”，他们其实自己很大程度上也在替缺失的福利制度还债。 周小西坦言，对于“老啃族”而言，在历史欠账无法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清偿的条件下，率先被“城市化”意味着现实与心理上痛苦的撕裂。 其实，流动人口权益缺乏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缺失，杨富强说，“如果你是当地人如子女就学有优惠，但是对外来打工人而言，因为它仅以户籍所在地为准，还是缺乏公平”。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如何让流动人口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影响流动人口发展的体制问题，为流动人口的生存提供公平的外部环境。”杨富强认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上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推进“新四化”建设的需要，这有利于促进人口纵向流动、增强社会安全感，也有利于使群众对民生改善有稳定的预期。 会议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本一致。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这对于刘科这样的“老啃族”来说是个利好消息。“生活再艰难，但总会挺过去的。从我走出农村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刘科说，虽然追求有品位的生活像个口号，但这真的是他的梦想。（记者 张文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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