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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洲华工:种甘蔗累死尸骨被当原料炼白糖|华工|契约

 齐鲁生 2014-02-20

核心提示:真的是这样,白糖的话你要白的话,要下上动物的骨头,但是它那个动物没有这么多,所以把人的骨头都摆进去了。

 

凤凰卫视2月1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在人口不断激增的年代,吃饱饭都成为了一个很奢侈的梦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时不会有人想到离乡背井的,但是稍有不慎,遇上饥荒或者是战乱年间,人们就不得不遵循传统去往南洋谋生了,但那并不是一个在美丽的异域风情当中幸福生活的画面,在梳理近代下南洋的史实时候,无尽的苦楚与辛酸其实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

解说:这位已有79岁高龄的吴凤斌老教授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任职,对契约华工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曾经走访全国各地侨乡做调查,他的祖父与曾祖父都有过下南洋做猪仔的经历,曾祖父吴世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躲避债务选择卖身出洋,直到吴世赉去世也没有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吴凤斌(衙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还有外曾祖(外)曾祖母全家人,也是全家出去,以后一点信息也没有。

解说:十九世纪中叶长达400年的黑人奴隶贸易正在逐渐废除,全球出现用工荒,正是这一原因使得东南亚的殖民者们纷纷前往中国开办招工所,招收大量中国劳工,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中国苦力贸易,每一位前去做工的中国劳工都必须签订一份契约,只要签约这份契约就可以免费去南洋做工,而前去南洋的船票、食宿以及做工的工具家什等一切开销均由招工所垫付,并在之后赚得的工钱中扣除,在那个时代,以这种契约形式下南洋的中国人被称为契约华工。

庄国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移民要很高的成本,没有钱你怎么出洋?那么就用这个契约的形式,就是说有雇主先垫付传票的费用,旅途中的费用,然后你到那个地方在来还他。

解说:正是这些契约华工大批量的被运往东南亚,形成了第二波下南洋高潮,据统计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历史上被运往东南亚的华工超过200万人,签订契约后的华工就会像猪仔一样被贩卖掉,一去不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猪仔华工。

庄国土:猪仔实际上是一个广东话了,华工不是被抓到船上去吗,船上去就是要给他们吃,不一定是每个人有一个碗,就是一个大锅,你再熬一点什么东西吃,然后每个人都蹲着,就像喂猪一样。

解说:1843年11月2日,根据《南京条约》规定,近代中国首批对外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厦门正式开埠,荷兰、西班牙、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先后在鼓浪屿成立各自的领事馆,一时间厦门鼓浪屿一跃而成为全国范围内贩卖华工和贩毒的重要据点。码头周围开办起大量的招工所,关押猪仔的地方就叫猪仔馆,当时主要由德记洋行无与和记洋行来包揽厦门附近的猪仔买卖。

吴凤斌:这边是和记猪仔馆的码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长条,在那边现在已经溃掉了,是猪仔馆的房子,他们拐骗来的华工关在里面,那个岸边有很多石头,那个时候没有桥,是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下去。

解说:刚开始人们把这个出洋做工想像的很好,不用出高昂的船票,包吃包住,还可以赚得工钱养家糊口,于是沿海一带的年轻男子纷纷前去招工所报名,至于招工所里的情形以及在南洋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一无所知。

吴凤斌:这个德记(Tait)他是英国商人,但是他权力很大,又是西班牙的领事,又是葡萄牙的领事,又荷兰领事。

解说:德记洋行是当时全国的五大洋行之一,也是厦门最大的卖人行,他们表面上是做米商的生意,实际是以卖猪仔赚钱,签订一个猪仔只需花费三到十元,到南洋却可以卖到一百元,甚至是五百元的价钱。为了防止猪仔买卖的曝光,运送猪仔上船往往是在晚上进行,外面的人无从知晓,1875年就在大量猪仔被贩卖到南洋时,粤省省府广州出现了一本名为《生地狱图说》的图,书的每一页都记录着华工被贩卖为猪仔的惨痛经历,这本书还未开始流传,西班牙公使便找到总理衙门,愤然要求销毁此书。

吴凤斌:这个图不是现在的,是1875年的,所以它这个是正是那个时候掠夺猪仔非常盛行的时候所画的,而不是说现在人把它想像着画出来的,所以这个材料很宝贵的,就讲了那个华工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被拐诱出去的,结果是有的人不大愿意去,他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去抢,整个广州城到晚上时都没有人敢出来了,因为白天他抢,这里面就是除了大量农民以外,还包括学生,还包括有些要去考进士,考状元的那些人,都有被骗去的,到了猪仔馆以后,你如果不愿意出去,你满他就拿木棍子打你,拿木板夹你,他把你关到大便坑里面,人在上面弄上大便,使你臭气难闻,受不了,最后你只好答应,这是绑在柱子上用竹编来打,这个皮鞭啊,皮鞭一般是用四条,然后再把他捆起来,有的皮鞭上还带着刺。

解说:在招工所老板的眼里,猪仔只是交易的商品,甚至都没有打上易碎品的标签,运输猪仔的帆船是由底层货舱改建成的统舱,密不透风,拥挤不堪,劳工们连睡觉也只能背靠着背坐着,大小便都在这里进行。

吴凤斌:更主要是口渴,因为它水很贵,一只船的话只能载一点水,你又这么多人在里面,我只能够分你一点点吃。

陈晓楠:在当时这些装运着猪仔的帆船前往新加坡,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一旦发现有人患上疫情,为了防止蔓延,管理者就会不等人死就扔进海里,对于反抗的猪仔,管理者则会进行疯狂的鞭打和镇压,如此惨痛的局面使得当时的人们把猪仔船称为是浮动地狱,而清政府则认为出国就是叛国,采取严厉的禁海令,为谋得一席生活,人们不得不在夹缝当中生存,在祖国与彼岸之间,在浮动地狱之间,苦苦的寻求活下去的机会。

吴凤斌:契约华工起义的话是在船上起义的,就不活了,趁他那个船舱打开来,送那个吃饭下来的时候,赶紧就冲上去了,所以很多那个起义的话他们能愿意连船连人都沉到海底里面去,也不愿在里面待了。

解说:由于运输猪仔的统舱条件恶劣,航行时间又长,再加上疫情的感染,猪仔的存活率极低,每次运输中能活到南洋的契约华工其实只有半数以上,为此在转运猪仔时,猪仔馆的老板一定是尽可能的超额装载,以保证到南洋后活着的猪仔还能达到预期的数量,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

丁炯淳(华侨博物院院长):比如说一条船你可以载三百个人,他一定载六百个,六百个我就死了二百五十个,百分之四十左右路上死了,到那边也是超过三百个,他还是赚了。

吴凤斌:他新加坡是个转运站,所以新加坡那段时间也是靠贩卖契约华工完了赚了很多钱那个时候。

解说:熬过了船上的黑暗岁月,刚到达南洋的华工多少还是带着些许兴奋的,他们终于可以使出浑身力气赚钱养家了,一想到可以将赚得的钱寄回家,顿时会觉得所有受过的这些苦都是值得的。但他们并不知道悲惨的南洋生活才刚刚开始。船靠岸后,船上的人首先要通过当地的安全检疫,检疫通过后便会分配到矿场或种植园,正式成为契约华工,从成为契约华工那一刻起,这个脱身凭札便会一直陪伴着他。

吴凤斌:这是华工,契约华工,契约华工去了以后给一个脱身凭札的一个褶子,你把它挂在身上,这里面就写上你要做什么工,他那个要求很严的,你好比矿工他要记下来,你如果是生病他也要记下来,如果是有过失去做沙拉(烤沙嗲),做五晌的劳动。

解说:华工们在这里每天不但做着超负荷高危险的工作,吃的也是如猪仔般的食物,几乎没有医疗机构,每天都有饿死、累死、病死的劳工。最骇人听闻的是在甘蔗园,这里的华工连死后都无法解脱命运的摧残。

吴凤斌:到古巴去炼糖,炼那个糖的话,要炼白糖,白糖的话要靠什么东西?动物的骨头还加上人的骨头,下去这个糖才会白,开始我不大相信,后来一直看见,看看看,真的是这样,白糖的话你要白的话,要下上动物的骨头,但是它那个动物没有这么多,所以把人的骨头都摆进去了。

解说:由于劳工来时的路费、食宿费等都需要从工钱里扣除,每个月到手的工钱微乎其微,而所谓的工钱也只是用瓷片做成的猪仔币。

庄国土:猪仔币就是代用券,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马上发现钱先给你发一个代用券,是老板或者雇主剥削华工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不要马上付你现钱,就能占用你的资本。

吴凤斌:这个钱只能够在矿区里面用的,你出了矿区都不成,雇主们发了猪仔币而,还要想办法再从你手里把这些猪仔币再拿回来,他们会在矿区或种植区开商店,卖一些日用品,还会开赌场、鸦片馆和妓院,受尽虐待的华工为了打发时间,消解心中的苦闷,纷纷前去赌博,吸食鸦片。

吴凤斌:你不嫖不赌饭碗跳舞,你如果不去赌博,不嫖的话,那就不给你吃饭了,饭碗跳舞就是不给你吃饭了,就是不要到我这边来,在那种环境下,结果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你不去赌博要去赌博,不会抽烟要去抽烟,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钱东扣西扣那就完了。

解说:当初卖身出洋为的是赚钱养家,如今辛苦赚得的猪仔币也所剩无几,在历时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华工能赚得钱并寄回家的。

吴凤斌:我祖父出去,他出去的时间是1908年,那个橡胶工当几年以后就回来,到1915年就回来,在这期间的话他只有期间他只有寄两块钱,两块钱寄回来,以后肺病,得了肺病回来就死掉了。

解说:绝望的华工常常会发起反抗,这样却只能带来更为残酷的压迫,这张脱身凭札就像枷锁一样将劳工死死的锁在这些暗无天日的矿场园林,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等待契约期满,获得自由的那一天,然而事实却远比想像要来的残酷。

吴凤斌:那荷兰的话开始是六年,以后改为三年,这到爪哇这边也要三年,去古巴、秘鲁的话要八年,所以到八年的话都死光了,剩下没有几个了。

解说:殖民者对契约华工所进行的敲骨吸髓式剥削和非人的虐待造成了华工惊人的死亡率,根据史料估算,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平均劳动寿命只有五年,《生地狱图说》中真实记录了诸多华工的口述经历,随着这本书的曝光,契约华工们在南洋的悲惨生活才真正被国内的亲人和家眷知晓。广州、福建等地的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揭露殖民者压迫契约华工的滔天罪行,清政府迫于压力,开始前往南洋调查取证,并与殖民者谈判,最终迫使各国殖民政府相继在1914年前后废止契约劳工制。

庄国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这个时候的华侨他的经济力量已经被中国的官僚看到,他们就想如果政府能利用他们像西洋人那样利用他们,然后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会很有好处,你要利用他首先你要保护他,保护他最需要保护的是谁?是华工,所以从保护华工开始。

解说:正是清政府这一态度的转变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从而引发了第三波下南洋高潮,继续填补着急速发展的东南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陈晓楠:20世纪之初,西方宗主国工业革命所带动的新兴产业发展波及东南亚,引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战争牵制的各殖民宗主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几乎中断了,长期被英国资本压制的东南亚华商此时就纷纷趁机崛起,并且大量的雇佣华工,于是浩浩荡荡的下南洋潮流进入了自由华工时代,华工的地位有所提高,有些契约期满自由后的华工就开始充当小贩,做起了小本买卖。

丁炯淳:早期的从事的行业基本上就是服务业、手工业,三刀两小,小商、小贩、菜刀、剪刀、剃头刀,我们展厅有一套36种行业基本上都是以服务行业为主,甚至有银行,有裁缝店,有戏院,包括路边这个卜卦、算命、代书、洗衣,这些都有。

解说:摆脱了契约华工的阴影,勤奋、耐劳、有经商头脑的中国人开始在南洋开创新生活,然而他们在南洋的生活却并没有那么乐观。

陈毅明(归国华侨):我父母过去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人,说是南洋,南洋是有很大的森林,需要很多人去开发,就要想到南洋去闯一闯。

解说:1929年,陈毅明的父亲年仅17岁便带着新婚的妻子下南洋闯荡,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开发森林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开荒种地。

陈毅明:那个时候新加坡很多地方巴黎叫山芭,实际上就是乡下,自己去开荒种地,父母去开荒,把那个森林里的木头,那个树砍下来,放火一烧,实际上土很松,都很肥,有种地瓜,也有稻谷,也有菜,同时又养猪。

解说:好在当地的土地多十分肥沃,勤劳的华人在那里很容易生活下去,但由原始森林开发出的聚居地又很容易发生意外。

陈毅明:养猪经常夜里会有那种大蟒蛇来吞,来吃小猪,蟒蛇一吃了小猪以后就不会走了那个蟒蛇都很大的,那个身体都有这个饭碗那么粗的,然后就叫村子里面就是说华侨,去把他们招呼来,把这个蛇给它打死,然后用很大的锅在户外烧,大家围着吃。

解说:虽然碰到危险总能化险为夷,但一家人长期住在地广人稀的乡下,终归是不安全的,经历多次搬家后,陈毅明全家又来到了华人聚集地,印尼的廖内群岛,父母做起了割橡胶工作。

陈毅明:父母一般是早晨两点不到,一点多该出门去割橡胶,为什么要夜里去割橡胶?因为橡胶,橡胶割了以后它那个汁流出来,太阳一出来它就凝结了,就不流了,就应该收,把那个橡胶的奶收集起来,就要收工了。

解说:由于陈毅明家是一家三口,就没有像大多数单身华工一样住集体宿舍,而是自己盖起了东南亚特色民居,亚答屋,令父母没有想到的是上工的第一天,小陈毅明就独自在家中发生了意外。

陈毅明:我早上起来,我们都是从小都是养成一个习惯,早上起来自己去井边打水洗脸,在洗脸的时候怎么突然感觉到有很多声音,抬头一看,好多猴子在围着我看,其中有一只很大,都快要跟我差不多大了,越看这个全身毛孔都竖起来。

解说:具有热带雨林气候的东南亚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天堂,在此之前,全家因婆罗洲有太多的鳄鱼而搬家至此,没想到在这里又落入了猴群中。

陈毅明:因为我父母有交代,猴子不要去惹他,我就很害怕,眼睛一直看着,它也一直看着,就远远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看,我赶快跑到屋子里,蒙着头,关的紧紧的,正好有一个过路的人,他会叫我的名字,他说你不要害怕,叔叔把猴子赶走了,结果他就用木头把猴子赶走了。

解说:好心的叔叔帮忙把猴子赶跑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陈毅明:他人走了以后猴子又回来了,猴子报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全都翻了,碗什么都打破了,我们那个碗都是放在屋子外面,父母一回来不能住了,搬走,所以住一天,那天他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不算了,就这样就走了,这个印象太深了。

解说:当时的陈毅明只有6岁,考虑到她的安全问题,全家人就离开了这间只住了一天的房子,又搬家至一个叫榴莲岛的小岛上,在陈毅明的印象里,全家一共经历了七次搬家。

陈毅明:我的父亲给我从小有说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包袱没有箱什么的,这个真的叫做包袱,挂在门闩上,你要走你就走,拎起来就走,人家要你走,你拎了也就走,就这个意思。

解说:这里的人家指的就是当地的原住民,在没有华人入住时,东南亚各地的原住民都过着一年丰收九年不需劳动的生活,华人到来扰乱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华人擅长的精耕细作,吃苦耐劳,引来原住民的忌妒,经常舍下圈套陷害华人,也有传言说土人的巫术可以使人疯癫。

陈毅明:跟他们一起去的有三对夫妇,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其中的一个女的就被当地人给拐走了,叫作做魔法,当地土人说话叫作贡头,就把她带走了。

解说:华人意外死亡是时有发生的事情,陈毅明的家也没有例外。

陈毅明:结果我父亲有一次,有一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死掉了,他去买椰子,就到马来村去买椰子,后来就有人回来说要拿箩筐,说是走不动了,就把我父亲抬回来,当天大概回到家是四点多,当天晚上八点多就去世了,人很清醒,但是就是有点像中毒一样,鼻孔出血,他就说我,我没命把你送到新加坡读书了。

解说:陈毅明的父亲去世时只有30岁,和大多数华人一样,在南洋一直做着最底层的劳动,艰辛而又危险,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因此很早他就领悟到只有让子女多读书,多学文化才能改变这样的命运,但当时的东南亚华人子女能上的学校屈指可数,学费又十分昂贵,没能让女儿上学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与当地土著的随时骚扰,使得华人在南洋的生存举步维艰,即使是在这样自由的华工时代,也很少有人能真正地衣锦还乡。

陈毅明: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回不来的,因为没钱,出去以后要赚到钱最后能够回来的那很少很少,我有个统计数字,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最终就是埋在了当地,就像我父亲根本,根本回不来,而且是那么年轻就,就这样,人就不在了。

陈晓楠: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南洋的华人,大多数都和家人最后失去了联系,而更多的华人则是客死异乡,能出头者往往凤毛麟角,这和现如今社会的出国留学远远不是一个概念,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人们需要竭尽全力还很难得到一个基本满意的结果,然而历史已经不容改写,正是这些前赴后继的华侨们造就了东南亚经济的繁荣,文化上的多元,他们的故事理应被人铭记,而在这长达一百多年的迁徙过程当中,这些远离家乡的劳动者和祖国故乡文化上血脉相连,无法割舍,并且最终得以用独特的侨批文化的形式为我们保留了下来,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他们的人生际遇都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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