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三国鼎立局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使之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同时，封建军阀、地方豪强却是峰拥而起，割据州郡，形成了群雄逐鹿的局面。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大混战后，曹操、刘备、孙权三人脱颖而出，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势。
对于这段历史，人们可说是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其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却未必知晓了。而这个问题，目前在史学界，最为权威的说法是“经济均衡论”，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加剧”。“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的孙、刘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国家，以统一中国。”所以最终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种说法，已为人们所公认。
然而，在事实上，以“经济均衡论”来解释三国鼎立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王朝更替，南北对峙的局面一再出现，这些都不可能仅以经济因素来解释，何况形势更为复杂的三国鼎立呢？就从小处来看，割据长江上游的刘璋、刘表，他们兵足资实，实力不弱于孙权，更强于刘备，但是他们虽有这些基础却不能与曹操相抗衡，后来刘备拥有这些条件却能恃之与曹操、孙权对峙，这里显然不能在经济方面找到原因，可见，“经济均衡论”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所以说，三国鼎立并非是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决定的，而是由“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素，通过数次偶然事变，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有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人的因素、地理的因素等等，其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人的因素。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之。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使各地的人才分散于全国，或依附于地方豪强，或隐居躬耕。而各路军阀，由于对待人才的态度和方法不同，导致其成就和结局也各不相同，如董卓、吕布、袁绍、袁术等人都因不注意招揽人才或不能量才用人而难免败亡；曹操、刘备、孙权则都因知人善任、驭才有术而成就霸业。以袁曹为例，应该说统一北方的主动权本来是在袁绍手里，因为与曹操相比他有许多优势：河北袁氏“四世三公”的门第；拥有河北四州之地；北方豪杰之士纷纷归附等等，袁绍也曾以此夸耀：“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而曹操在物质条件各方面都不如袁绍，诸葛亮曾分析过：“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但是“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仰亦人谋也。”曹操最终还是战胜了袁绍。这里诸葛亮说出了曹胜袁败的根本原因，即曹操在“人谋”方面战胜了袁绍，最后取得胜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袁绍一意孤行，不采纳谋士的良策，坐失战机；曹操博采群策，抓住时机，一战成功。二、袁绍外宽内忌，不善用人，手下将士纷纷弃之而去；曹操唯才是举，善于用人。三、袁绍的个人素质逊于曹操，他所看重的是兵力、地利；而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看重的是人才和谋略，也正因如此，后来王夫之才会评袁绍“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建非常之业”。所以，官渡之战曹胜袁败并非偶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起决定作用不是经济因素而是人的因素。
三国鼎立局势的出现，更是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汉末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存在着统一的客观条件，尤其对于曹操而言，这些条件在赤壁之战前已趋成熟：曹操自统一北方后，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取得了对南方孙权的优势，刘备则更不在话下。曹方此时如能审时度势，正确决断，则能一举成功。然而，曹操此时却反了与袁绍相似的毛病，一意孤行，不纳谋士的良策，视己军之缺点若无睹，这样一来，焉能不败。及至战败，退回北方，已是元气大伤，无力再南下，只能据守北方了。
反过来，曹方决策的失败，则证明了孙刘决策的成功。在当时统一形势发展的时候，孙刘方面的谋略家也不失时机地结合客观形势与自身的情况，不谋而合地提出了相似的统一方略，即鲁肃的东吴对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公元200年，鲁肃向孙权建议：“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无他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王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从中可以看出，鲁肃的这个对策可分三步：一、立足江东，见机而作；二、乘北方乱，占领荆州；三、建帝王号，逐鹿中原。这样，就为孙权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政治路线，故江东日后的活动，也基本上按此进行。
无独有偶，在刘备方面，诸葛亮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公元207年，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隆中对”，指出曹操占“天时”，地广物博，对南方已形成压倒性优势。孙权踞江东，得“地利”，“可以为援而不可图”。所以，刘备所能做的只有：一、避曹操锋芒，夺取荆、益，以为立足点；二、借“人和”，待天下变，北伐中原，以成一统。在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把人的因素放到了首位，他所讲的“人和”包括三方面：（一）、招揽英雄，“贤能为之用”；（二）、和抚夷越，“国险而民附”；（三）、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待时机成熟，北伐中原。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由上可见，这也是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后来成为了刘备方面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孙刘两家的谋略有一共同点，即先谋分，再谋合，突出“人谋”的因素，因此这成为了孙刘联合的基础，导致孙刘联盟抗曹局面的出现，改变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造成了南北的均势，使历史的进程朝着三分的轨道发展。于是，在赤壁之战中，“操军破”，“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势成矣”。曹操被迫退回北方，从此再无力南下。而在这之后，孙权着手夺取荆州，刘备则进入了四川，双方既斗争，又联合，从而在形势上真正形成了三分均势，最后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出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诸葛亮、鲁肃虽然都谋划三分，但这并非其谋略之本意，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一统天下，并且两人都为之呕心沥血，死而后已。然而，三分的局面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说明，三分虽是由人谋划的，但一旦等三分的均势，包括政治、经济、人才、地理等因素在内的客观形势形成，其发展趋势则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都无法控制的，只能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来决定，但无疑，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人的因素。
当然，这其中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孙刘结盟共拒曹魏，形成了南北三方的政治均势；南方几个对立竞争的经济区兴起，使南方统治者可以此为基础，长期与北方抗衡，从而形成了三分的经济均势；孙刘双方分别据长江、秦川蜀道，与曹魏相拒数十年之久，所以在这里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这些因素，也在客观上不约而同地把局势推向三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三国鼎立局势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极其复杂的，然就其主要原因来说，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引起的各地人才分流，最终导致人才和人谋的均势形成，这对三国的出现起了主导作用。而这里所讲“人谋”也并非某个或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三方的人才依据客观形势所作出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决策反作用于现实而体现出来的一种平衡运动。无论是直接规划三分的诸葛亮、鲁肃，还是破坏其谋的吕蒙、关羽，以及三方决策者运筹谋略的得失，都在客观上合力把历史推向三分，这就是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必然之势。再加上政治、经济、地理、军事等因素的作用，从而最终织就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