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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北固
《三国演义》对于中国文学，戏曲以及江湖伦理思想的贡献，在最近五百多年，尤其是满清一代，有着划时代的光芒。但是在历史研究上，它对于三国史实的混淆与扭曲，却造成很大的谬误，有些史观问题到现在仍难澄清。
一、刘备围攻雒城
三国史的一般成见之一，是受《演义》与三国戏曲渲染“火烧赤壁”的影响，认为三分天下是决定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并且在此之前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实际上赤壁之战只是曹操削平中原群雄之后的南下，北方还有凉州残余势力与张鲁的汉中地盘尚未解决。而南方孙，刘两雄联盟，刘备仅借了荆州取得容身立足之地，尚未入蜀，并不能预料后来是否能鼎足而三。
入蜀的大战略，也并不如《演义》所敷衍的非刘备莫数。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取得益州（成都）之前，有两次孙权要强行借道“合作”取蜀的危机——第二次是周瑜亲自出马但病死途中。建安十九年的次年，又有曹操伐张鲁取得汉中而可能直下巴蜀的威胁，蜀方一天“数十惊”，守将以斩杀立威都阻止不住惶恐的人心崩溃。
而刘备入蜀（益州）的艰辛惊险过程，也不像《演义》描写的那样，完全是诸葛亮主谋策划与布局，更没有浪漫如意的戏剧化过程，而是刘备的深沉权谋，对于客观变化情势的机警掌握，以及坚毅果断的进取。按照《三国志蜀书》的正史记载，入蜀谋略与战斗全程是：诸葛亮先与关羽留守荆州后方，刘备带着庞统等人应刘璋之邀入蜀，佯装要为他攻打张鲁，哄骗得到了充足兵力与大批后勤物资之后，与“卖主求荣”的张松，法正配合，用庞统毒计诱杀巴蜀两名悍将，再对刘璋翻脸决裂而全面进攻益州。直到打下成都门户雒城（今四川广汉）之前，都是刘备“孤军奋战”（诸葛亮，张飞，赵云都在攻打外围其他城池），而且庞统阵亡于雒城。
刘备全面进攻刘璋并且包围雒城，是建安十八年春到十九年夏的事。这段时间，曹操刚打赢了马超，接着又挫败孙权，两场胜仗后返回邺都要晋位魏公，忙于政治斗争，而孙权新败方事喘息，是刘备无后顾之忧专心打刘璋的黄金机会。但以刘璋之子刘循坚守雒城一年多，以及庞统的战死，可以看出战况相当艰苦。而雒城之后，刘备阵营会师于成都之围，这是刘璋最后根据地的大本营，有三万精兵与一年存粮，应该可以守得比雒城更久。时间拖下去，曹，孙两方面若腾出空来攻打巴东或荆州，刘备势必弃成都而回师应战。
然而，成都只围城几十天刘璋就开门投降了。这个意外的发展结果，是马超投奔刘备，到了成都城下之故。这并不是像《演义》说的那样轻易，也不是诸葛亮的策划设计。《三国志蜀书》中刘备，马超，李恢三个人的传合起来看，诸葛亮从头到尾都没有参加招降马超这件事，而是刘备独立完成的。
建安十六，十八年被曹操两次打败，马超失去了原来凉州的根据地，军队与家族亲人，与从弟马岱等亲信投靠汉中张鲁。他在向张鲁借兵反攻凉州失败后，受到其部将的排挤，处境危险。《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说他：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李恢传》则说李投奔刘备于蜀北绵竹之后，“从至雒城，遣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资治通鉴》采取的是《李恢传》的说法，也就是刘备主动找马超。
马超投效刘备，究竟是谁先采取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相会时的一段奇特诡计。《马超传》里“先主遣人迎超，超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这段文字之下，插入的是裴松之的注，说明了原来只有孤零的几个人，何以变成了“超兵”；注引《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吾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在马超尚未抵达成都围城战场之前，暗地先拨一批兵马冒充马超带来的部队，这要比等马超几个人到了战场再拨兵给他领去攻城，在摄敌的心理效果上，当然强了好几倍。问题是：刘备凭什么有十足把握说“吾得益州矣”？之后的事实发展“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溃”，又为什么刘备能料事如神？而刘备原来数万部队，几名悍将在蜀境全面攻打了一两年，为什么不如一个似丧家之犬的败兵之将马超，可以“未一旬”使蜀主刘璋投降？
二、“玩众黩旅”的凉州兵团
1、凉州军人马超
马超虽是败军之将，但是之前曹操打他很吃力，并且是先离间了马超的凉州将领盟友韩遂，分化了他们的战斗力，才打赢的。曹操曾讲过一句从未用在其他对手上的重话：“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三国志》与《演义》都说马超的武艺可以比得上吕布，他在沙场上惊人的战斗力，是曹操惮忌他以及成都“震怖”的原因。
马超的无比勇武，来自他出身凉州兵团以及拥有羌族血统的体魄。马超的祖父曾做过凉州与关中接界之地天水的基层军官，后来“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典略》）而生下马超之父马腾。马腾年轻时应募从军讨氐，羌之叛，多年积功升到征西将军，到了老年其部曲归马超率领。
陇西是凉州东南方天水附近最靠近关中的地方，尚且是“与羌错居”，则可以推知，再往西北的凉州中心地区（武威）直到敦煌，这些边塞军事城市之中，羌，氐胡人散布杂处的情形。马家祖孙三代做凉州军人，与边境的羌，氐杂居共处，实际上受地理气候与生活方式影响，已经相当胡化而有胡风，其私兵性质的“部曲”不但胡化而有胡风，而且其中本来就夹杂大批羌，氐族兵。他们有时为朝廷讨羌，氐之叛，有时又引羌，氐为后援而逆抗朝廷（建安十八年曹操第二次打马超时，氐族之王就响应马超而叛乱）。
马超离开汉中要投奔刘备时，《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典略》说他是绕道而行“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资治通鉴》也采取这个说法。氐族分布在汉中与陇蜀交界地区，与羌族交错混杂，而广大羌族分布区中就有马超祖母的娘家亲人部落。马超绕道氐境，是在危急逃亡之中，运用他的种族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先天保护，来防止张鲁部下可能的追杀。而巴蜀自古以来就一直受羌，氐人的骚扰侵犯，早就心存戒惕，当然很清楚马超拥有的这种“祖传本钱”。可见马超绕道氐境再奔蜀，既摆脱了原来在张鲁汉中的败军之将形象，又换上了“挟氐，羌自重”的新地位。
“挟氐，羌”本钱这一点，是刘备重用马超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建安十九年拿下成都建立“新的刘氏”巴蜀政权之后，刘备所面对的复杂人事派系问题，大约是：旧阵营的嫡系（关，张，赵，糜竺，简雍等）与非嫡系（魏延，黄忠，马良等），巴蜀的“卖主派”（法正，许靖，李恢等）与“本土派”（黄权，董和，李严等），加上后来陆续提拔的当地人世（廖立，刘巴等），可分为五大派系。《资治通鉴》上说这些人相处得很好，那是司马光提给宋神宗“资治”的道德教条。
实际的情况是：关羽被东吴吕蒙奇袭打败时，竟因不敢投他政敌（刘备养子）刘封的防区而殒命；法正掌权后公报私仇，杀了不少过去得罪他的人；诸葛亮早就警告刘备，关羽看不起黄忠；杨仪初与刘巴不睦，后来竟利用马岱杀大将魏延.刘备这个人事复杂的“外来政权”，很需要一个与他相似的强悍“外来者”马超，挟巴蜀所畏惧的氐，羌，来作一个边际性的权力平衡作用。
另一方面，有了马超坐镇，可以省却许多边境胡族氐，羌的骚扰，无外侵后顾之忧，才可以全力应付曹操与孙吴。虽然，氐，羌永远是叛服无常，也曾使刘备损失了吴兰这样的将领（建安二十三年春，对曹洪之战，被氐人所杀）。
次年黄忠斩杀了曹操的大将夏侯渊，刘备报了吴兰之仇，使曹操视汉中为“鸡肋”而退兵。刘备取得张鲁旧壤，与马超君臣二人都大为光彩：马超一雪兵败受辱于汉中之耻，刘备洗刷诈取刘璋之兵援而不攻汉中之羞。于是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这个头衔既不“巴”也不“蜀”，并且有前进长安威胁曹魏的用意，政治正名权术上相当高明。刘备自立为王，要向皇帝（汉献帝）上表，列出十一人领衔的一百二十人的权进理由，这十一人，马超排名第一（诸葛亮，关，张在后面）。刘备称帝之后，封马超为侯，所用的“策”文之中有这样的话：“氐，羌率服，獯鬻慕义”，獯鬻是匈奴的古名，这是刘备以地处汉胡交杂的“汉中帝王”的身份，正式宣告马超在种族地缘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后来刘备应马超死前之请，再封其从弟马岱为侯，并且为子刘理娶马超之女，可见极为重视马超。
2、“凉州上士”姜维
马超，马岱这两位凉州将领在蜀汉政权的风光，还转弯抹角的延续到“乡里”的下一代：诸葛亮死前几年大力栽培，后来成为蜀汉末期力战曹魏的大将姜维。姜维是凉州地区天水人，诸葛亮夸他是“凉州上士”。
在《三国演义》里形象也被扭曲得很厉害的姜维，其父曾战死于羌，戎的叛乱之中，姜维本人也是一位带有胡风的悍将。他的文化知识程度（通郑玄之学）当然要高过马超很多，但尚不足以做一个能兼顾后勤与政治斗争的大臣。所以诸葛亮死后他力撑战局近三十年，最后受宦官排挤而失败。
《三国志蜀书姜维本传》对姜维的评语是：“粗有文武，志立功名，玩众黩旅，明断不周。”凉州偏远边塞落后不文地区，本来只能“粗有文武”，当然也就“明断不周”。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早期的董卓及其四大部将，到张济之侄张绣，到韩遂，马腾，马超，到姜维，凉州将领一脉相承的“玩众黩旅”的胡化式的强劲作战能力，在三国史上所占的特殊地位。
3、胡化羌化的董卓
胡化而有胡风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大部分引入《后汉书董卓列传》中的记载，说董卓“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与马超，韩遂相似，都因与羌胡长期善处，而能引之为后援。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所致。
早在公元三，四世纪的中国史书，在汉族文化中心思想下，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笔墨，去记载胡人的固有文化风俗习惯的。董卓及部将李jue（音“决”），郭汜的肆虐关洛京畿，《后汉书》，《三国志》都详细记述其恐怖残杀。但后来曹操屠杀马腾家族时，不过是“夷三族”三字而已，更后来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时，氐王率众不服，曹操血洗这万余人，《三国志》就干脆以“屠之”简单二字一笔带过。这种在史笔上的“双重标准”，因为近两千年羌，氐，匈奴已完全融入中华民族，而不必在完全无可考的史料中去争“民族平等”。但是，历史研究与史观的进步上，应有提出相对看法的必要性。
相对的看法之一是：东汉强大帝国固然是因为土地兼并的重剥削，引起黄巾起义而拖垮的，但在黄巾形成之前，长期对西北边塞羌族几百个部落的用兵所造成的财政消耗与匮竭（早在班超之后不久的东汉安帝时代，已用掉两百多亿公币而且凉州虚耗），而转嫁到对内的财政搜刮，才是黄巾起义的主要原因。
胡化，羌化的董卓，实际上是在其“民族盟友”羌族祖上百年纷扰耗蚀掏空了东汉之后，乘虚在宫廷斗争之中进入洛阳，而摧毁这个中国史上最辉煌的汉族帝国的。
董卓被诛后不久其女婿牛辅也横死于部下之手，接下来是凉州兵团李傕（音“决”），郭汜，樊稠等部将，如疯狗般地肆虐关洛精华地区，并且反复而自噬，他们相继凶终之后，曹操崛起重建华北地区的秩序与恢复社会生机。后人指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不计较此前献帝在李，郭之间被劫持成为人质，在凉州兵团士兵的调笑之间度日，这又是另一种“双重标准”的史观。曹操其实是汉室的拯救者，假如不是他奋力崛起，李，郭，樊的凉州兵团使“长安城空四十余日”，“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之后，将可能是五胡乱华提前一个多世纪登场。
曹操收拾关洛残局，“挟天子”击败强敌袁绍，称霸华北，到赤壁战败后两击马超，整个将近二十年（自建安元年到十八年）的霸业，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就是他对于凉州兵团的成功处理。这件事一直被他的“挟天子，屯田政策，收编黄巾精锐，征乌桓（乌丸），赤壁战败”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掩盖而不彰显，是三国史研究的一个遗珠，十分可惜。
4、反复无常的张绣
董卓死后，其凉州兵团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郭，樊一一战败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就食问题战死于南阳，他的侄儿张绣继承了武力，而顺势依荆襄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后又立叛，且重创曹操（杀死其两个儿子），表现了凉州兵团胡风的反复与强悍战斗力。张绣之叛，是因为曹操纳其婶（即张济的寡妻），感觉受辱，有些史论说张绣之婶也是羌族之女，有待考证，不在本文范围。这里要谈的是：不久张绣又二度降曹，并助成了霸业。
张绣二度降曹，除了他自己的反复个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反复”的凉州奇才贾诩。这位后来成为曹魏重臣（曹丕篡汉后的元老地位）的谋士，其实是董卓之后长安关中被毁的“元凶”——牛辅暴死后，凉州兵团群龙无首，兵力分散而惶惶自危之中，是贾诩献计教李，郭劫掠长安并且沿途招兵而再壮大的。贾诩的精虑在于：他知道李，郭等不可信而谦让不居功，并且明哲保身投靠张绣做了军师。张绣二度降曹，就是贾诩分析利害而劝服的结果。所以曹操见二人来归时，高兴地握住贾诩的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张绣第二次投降曹操，对于三国前期北方各大势力的起伏消长，具有推波助澜甚至综合归纳的作用。因为他是肆虐关洛的凉州兵团自相残杀后，留下来的唯一一支保持整齐而仍有强劲战斗力的部队，且身处曹操，刘表，袁绍三大势力之间。最初贾诩投张绣而劝他依刘表，是一时就食存活之计，后来就要考虑前途发展问题。张绣初降曹，立叛并杀了曹操二子之后，袁绍乘机派人招降张绣并致函贾诩，这是官渡大战前夕的事。当时袁曹实力是七与一的悬殊之比，张绣对曹又有杀子之仇，理应投袁反曹。这时贾诩表现了第一等谋士的眼光与智慧，以袁绍，袁术兄弟尚不相容之事劝张绣，而降曹。而曹操也有能容天下之量，不计前嫌，并且还与张绣联姻而重用他。
官渡大战的后期战役，袁绍败死后，曹军追击其二子，张绣在南皮的硬仗之中大破袁谭，消除袁氏残余势力，而确立了曹操一生霸业。所以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之下，“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这是建安十年曹操霸业前期十年有成的事。两年后，曹操再征乌桓追击袁绍另一子袁尚之前，曹丕以过去“杀吾兄”的事质问张绣，使他恐惧而自杀，这是这位未来的魏文帝器宇低狭之处。
征乌桓胜利并且以重金赎回了蔡文姬之后，次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就统率大军南下打赤壁之战了。赤壁之战后三年，建安十六年，关中地区的凉州将领马超，韩遂等，因为胡风的反复无常，而怀疑曹操派去征张鲁的钟繇对他们不利，于是大叛变，表现了十足的羌，氐族个性。这反而给了曹操机会，趁此再解决掉卧榻近处最后的这一批蛮悍难服的胡化武力。
解决的过程有两个重点：一是凉州人贾诩献计，离间马超与韩遂；一是曹操本人也深悉凉州兵团的胡化个性“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后来就是马超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投刘备，韩遂战败逃往羌人区而被部下所杀，献首级于曹操。凉州兵团与各路悍将，在关洛京畿的一段纷扰史就此告终。留下马超，马岱两孑遗，在蜀汉当刘备的政治统御艺术符徽。
三、凉州人必然的胡化因素
总结自东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应召入洛阳，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凉州兵团这三十年在关洛华北的争战起伏消长，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董卓；二，李，郭，樊；三，张绣；四，马，韩。在军政局面上，前两个阶段是凉州兵团对东汉朝廷的摧残，后两个阶段是凉州兵团的强悍作战力被曹，刘所用，而成就其霸业。
凉州兵团有暴力摧残关洛精华地区与东汉帝国中枢，有强悍难御的作战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或长期掌握所踞地盘。这是因为在文化上受胡风影响的反复无常多疑易叛个性，其本身内部团队结构更是羌胡式的“莫相归服，军无适主”，所以暴起暴落，与中亚的草原民族性及生存方式很类似，难以稳固持久。
假如把历史的眼光再放大，放远，放细去观察，则可以发现：凉州兵团的胡风与胡化，具有非常实际的地理气候条件因素对于族群生活方式与民风的影响。
打开中国历代版图，可以看到凉州是自西汉武帝之后才划入领土的，而后来历代只要不是强大的汉族王朝，这个狭长的河西走廊，就一定是胡人独立的割据政权（如：五胡的五个“凉”国，两宋时代的“西夏”）。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支人所居，而被匈奴逐往中亚印度，之后就是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而合成凉州，以及东汉以来匈奴衰落后，所留传的丧失祁连山草原家乡的悲歌。
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民，实际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驻边区武力，日久之后，这些武力生活方式必然要当地化即胡化，再下去就是有一部分兵源也当地化（反而作战力更强），而最后是边防武力的全盘胡化。
这个蜕化演变方式，与同一时代欧洲西罗马帝国对于边塞日耳曼蛮族的募兵，后来在罗马帝国对于边塞斯拉夫蛮族的募兵，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对于边塞蛮族土耳其的募兵，以及唐朝的安禄山，明朝的建州（女真族）.都是相同类似模式，也都同样因此被蛮族渗入而覆亡。
这个属于世界史的模式轨迹，再进一步探索。可以提出两点新论。
第一，五胡乱华不必等到公元308年的永嘉之祸汉化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的东汉末胡化的凉州兵团为祸关洛，就可视为五胡乱华的前驱。
第二，汉胡文化的对立，冲突，融合问题，在文化的高低与武力的强弱之外，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相对论的看法，例如：五世纪末北魏文帝的全盘汉化政策之前三个世纪，已有董卓到马超这些东汉凉州兵团的胡化。
而公元189年胡化羌化的董卓开始的凉州兵团肆虐关洛三十年，并摧毁东汉帝国，也可视为过去百余年东汉长期军事镇压羌族以来，一个历史反讽的回光倒影。
在汉族稼穑帝国本身的优秀进步文化方面，董卓入洛阳之前十四年（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是大儒蔡邕等建立《熹平石第》于太学门外，这样的儒家官学盛事，以及之前六年党锢之祸大杀李应与太学生等300人——汉族儒家文化成熟而同时腐烂。
西汉武帝夺匈奴河西走廊建立凉州军事四郡之前二十年，在他登基之初的公元前140年（中国皇帝有年号的开始），即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百多年后的东汉盛世，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钦定五经正义，再由大儒班固编定《白虎通义》，使儒家思想达到首次成熟的颠峰，之后不到一百年而有《熹平石经》的建立。而这最后一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一方面是东汉历任护羌校尉在羌族区不时地斩首万余人，或丧师三千人的长期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初度烂熟，所熏陶出的士大夫矫激之气，演变出东汉末期的名士空谈误国与化身为割据军阀。这两个方面共同蚀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儒术的东汉帝国，最后造就了羌化的凉州兵团在关洛精华地区摧残中华文化的大浩劫。
历史的讽刺是:羌胡化而残暴嗜血的董卓,竟然知道尊贤而重用蔡邕,却因此使这位东汉的末代大儒受其株连而死于王允之手.于是两汉三百年儒学中断而沉沦。董卓伏诛后十五年，曹操征乌桓而接回了去国十二年的蔡邕之女蔡文姬.她在李傕（音“决”）,郭汜大洗劫关洛中华文化之后,凭记忆文章来续三坟五典,两汉风华至此凋零殆尽.
而当初召董卓入京助其夺取权力的大将军何进，后来留下一个被曹操（因娶何进之女）收养的孙子何晏。这位在《三国志魏书》有传的“思想家”，把凋零沉沦的儒学，往老庄避世思想方向引导，开魏晋六朝清谈无为颓风之先河，引进了后来五胡乱华的中国历史黑暗时期。
三国史实并不像《演义》说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样浪漫轻松自在，而是羌，氐，匈奴的家园血泪史与辉煌灿烂的汉文化的浩劫史，是这几个民族丧魂落魄的沧桑，是中华发源地河洛关中的无尽悲凉，以及曹操，刘备这些劳碌的战略家们力挽狂澜的鞠躬尽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