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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
突厥是中国历史上北部边疆继柔然之后兴起的又一个强大的民族。初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因金山形似兜鍪，俗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突厥初附于柔然，5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强大，6世纪中叶降铁勒五万余落，势力更强。首领土门向柔然主求婚以图改变臣属地位，遭拒绝，遂脱离柔然宗主国，于公元552年建立突厥汗国。其主力逐渐向漠北草原发展。木杆可汗时（558年），灭柔然，西破恹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成为北方草原上的霸主。
突厥的发展壮大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5世纪以来雄居北方草原的柔然由于内争外战已经衰落；其他游牧部落由于分散弱小无法与突厥抗衡；南面中原的西魏、北齐正处于互相对峙的分裂状态，争相讨好突厥。内部原因是：突厥原为柔然专门打制铁器的“锻奴”，坚兵利器的掌握，使得突厥骑兵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内外原因促使突厥发展壮大起来。
隋朝于公元581年建国，立国晚于突厥汗国30年。隋朝建立时，中原已结束分裂的局面（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但周边环境仍十分险恶，四周环绕均是强敌：南面有陈朝隔江对峙；北面、西面有突厥虎视眈眈；西南面有吐谷浑时时侵扰；东面有高句丽图谋不轨。而强敌之中，突厥是隋朝最大的威胁。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历来易与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中原王朝发生冲突和争雄斗争。北方游牧民族由于草原经济的单一性，对中原农副产品（衣食）有很大的依赖性。而中原民族对草原经济虽有一定的需求，但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使这种需求远远小于游牧民族。南北双方这种生产结构的不同，导致彼此经济需求的不同，而经济需求的不同，则往往演变成政治军事上的冲突。突厥与隋朝的关系同样如此。
突厥在隋朝建国之初就大肆南下入侵。突厥入侵的借口是：隋文帝靠篡夺北周政权而建国，沙钵略可汗娶北周宗室千金公主为妻，千金公主日夜言于突厥，请灭隋朝为周室复仇。沙钵略声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1]但实际上，突厥入侵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隋书·突厥传》载：“（漠北）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灾荒使得突厥部民无以为生，而新生的隋朝又一反北周、北齐争相讨好突厥、提供衣食的做法，“待之甚薄”，因此，突厥大怨，进而南下进行抢掠。
经济原因之外，突厥入侵隋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突厥可汗急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突厥自汗国建立以来，内部一直比较安定，但铊钵可汗581年死，引发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前三任可汗之子摄图、大逻便、菴罗觊觎汗位，互相敌视，最后摄图虽凭借实力登上了大汗宝座，但汗国内部已经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为了摆脱困境，增强内部凝聚力，大可汗摄图（号沙钵略）急于发动一场战争。
隋初突厥与隋朝的战事进行了两年多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皇二年，隋朝被动挨打，胜少败多；第二阶段为开皇三年，隋朝主动反攻，大获全胜。略述如下。
开皇二年（582）四月，突厥骑兵小规模侵入隋鸡头山、河北山一带，分别被隋军击退。五月，沙钵略可汗发动大规模入侵，“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并联合北齐余孽营州刺史高宝宁向平州进攻。这一阶段战争隋军虽有局部胜利，但整个战线多处被突破：乙弗泊（鄯州之西）、临洮、幽州，周槃，皆被突厥击破，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被抢掠一空。不过，隋军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兵与沙钵略可汗等战于周槃，隋军二千人，突厥却有十万余众，达奚长儒等且战且行，“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2]长儒本人身受五伤，穿洞二处，战士死伤十有八、九，突厥的伤亡则以万计。
突厥虽然获胜，但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锐气尽失。沙钵略可汗本想再南下寇掠，西面可汗达头却无意再战，引兵回西域。隋将长孙晟趁机诈告突厥：臣属于突厥的铁勒部落反叛，欲袭突厥可汗的牙帐。沙钵略害怕老巢被抄，于是率兵回漠北。第一阶段的战事暂告结束。
第二阶段，突厥小规模的入侵仍然不断，隋文帝决定主动出击。开皇三年(583)四月，文帝命卫王爽等为行軍元帅，分八道出塞伐突厥。杨爽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与沙鉢略可汗遭遇。隋军行军总管李充言于爽曰：“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今者沙钵略悉国内之众，屯据要险，必轻我而无备，精兵袭之，可破也。”[3]杨爽采纳了这个建议。李充率精骑五千大破突厥。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其时塞上饥谨，突厥军中无食，“粉骨为粮”，结果疾疫流行，死者甚众。白道之战的同时，东北边，隋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击败高宝宁。西北边，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大败阿波可汗。
开皇三年隋朝的反击战，取得了全线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南北争雄的格局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隋朝因此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变而为东亚的主导力量；而周齐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突厥帝国却因此由盛转衰，分裂为东、西二个汗国，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内战不已。
突厥自强大之时起就有东、西两大势力并存，是突厥分裂的内在原因。突厥发祥于阿尔泰山，其后土门大可汗系统主要活动在漠北草原，其弟室点密系统主要统治西域。室点密在西域先与波斯连手，摧毁恹达，瓜分阿姆河以北领土，后与拜占庭联系，打败波斯，占领阿姆河以南地区，领有整个西域包括今中亚地区。室点密可汗虽然仍奉土门为大可汗，但实际上二者各自为政。突厥东、西两大势力的存在，为日后的分裂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突厥继承法紊乱，是突厥分裂的内在近因。突厥汗位本是父子相传（土门传乙息记），但自乙息记之后则变为兄终弟及{乙息记（552—553年）传木杆；木杆（553—572年）传铊钵（572—581年）}，处罗侯所谓“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4]即此之谓。然兄弟传位终有尽时，铊钵可汗死，哪位可汗之子继承大汗位就成为矛盾的焦点。突厥实行四可汗分管领土制，大可汗为最高统帅，兼管南方事务，三小可汗分管其余三方：东方可汗为大可汗继承人，地位最重，北方可汗次之，西方可汗最轻。摄图继汗位前年最长，且为东方可汗，理应为第一继承人，但铊钵因木杆有功于国，且传位于己，因此，既不愿传摄图，又不欲传其子菴罗，而要还位于木杆之子大逻便。然而大逻便母贱，国人不服，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更要挟说：“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矣。”[5]国人因立菴罗。但大逻便不服，菴罗只得让国于摄图。摄图成为大可汗，以其弟处罗侯为突利可汗即东方可汗，辖东面奚、霫、契丹；菴罗为第二可汗即北方可汗，居独洛水（今土拉河）流域；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即西方可汗，居阿尔泰山之东。加上西域的达头可汗，至此五可汗并立。表面上五可汗各得其所，但实际上却种下了矛盾和猜忌的祸根，为日后的分权分势乃至分裂埋下了伏笔。
开皇三年之战是分裂的直接导火索。
开皇三年五月，突厥阿波可汗与隋将窦荣定在西北每战皆败，隋将长孙晟乘机游说阿波：摄图与阿波本来兵势对立，今西域达头可汗已与隋朝连合，阿波何不亦附天子，与达头相合为强！否则摄图问罪，只能受辱遭戮。阿波于是遣使入朝，与隋言和。沙钵略素忌阿波骄悍，自白道败归，闻阿波暗通隋朝，大怒，趁阿波未归，袭其北牙，杀其老母。阿波还，无处归，只得西奔达头。达头可汗在西域握有重兵，早就不满兵强位下的状况，欲夺大可汗之位，于是发兵十万助阿波攻沙钵略。阿波屡胜，夺回故地。沙钵略因小可汗贪汗素睦于阿波，又夺贪汗之众及可汗之位，迫使贪汗亦投达头；沙钵略堂弟地勤察因与沙钵略的矛盾炽热化，亦率众叛归阿波，于是，一个以达头为首的反大可汗沙钵略的联盟形成，突厥分裂成东、西二个汗国，内战全面爆发。
隋朝的分化计策，是突厥分裂的外在原因。隋朝深知东西突厥之间及东突厥内部存在着矛盾，如长孙晟所述：摄图、达头、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6]。于是充分利用这些矛盾，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上述两个阶段的战事中，隋朝都施行了这种策略：第一阶段离间东、西突厥之间的关系（详下），第二阶段离间东突厥内部沙钵略与阿波的关系（见上述）。隋朝的这些作为促使突厥内部固有的矛盾升级、扩大，最终变成内战。
突厥汗国是一个靠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庞大帝国，内部缺乏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是突厥分裂的根本原因。
突厥分裂的后果是东突厥归附隋朝。
东突厥与隋朝的关系，最初是“敌国关系”（对等关系），开皇四年后成为“依附关系”，随着东、西突厥冲突的不断加剧，这种依附关系不断加深。按东突厥依附隋朝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开皇四年（584）开始翁婿关系，开皇五年（585）建立君臣关系，开皇七年（587）成为册立关系，[7]开皇十九年（599）形成名义上的册立实质上的任命关系。
第一阶段，翁婿关系。
开皇四年九月，沙钵略请和亲，千金公主请改杨姓，为隋帝女。千金公主与隋本有深仇大恨，初挑唆沙钵略攻隋已如前述，后怂恿都蓝可汗叛隋详见后叙，此时请改杨姓乃不得已之举。东、西突厥内战不已，双方都向隋“请和求援”，“上皆不许”。不得已，其年二月，达头可汗请降于隋，[8]沙钵略、千金公主也向隋求和亲。二者实质上都是换一种方式请求隋朝的保护。文帝审时度势，同意和亲，遣使封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沙钵略大喜，遣使致书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迭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高祖报书曰：“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9]双方以翁婿相称。但此时沙钵略仍自称大国天子，虽降为女婿，在礼节上却不肯跪接诏书。隋大臣长孙晟晓以理义：“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妇公乎？”[10]在这种情况下，沙钵略“乃起拜顿颡，跪受玺书”，但“既而大惭，与群下因相聚恸哭”，[11]为失突厥大汗身份而羞愧痛哭。但毕竟顾全大局，维护了翁婿的情义。
第二阶段，君臣关系。
沙钵略的处境继续恶化，西为达头所困，东畏契丹所逼，开皇五年七月，遣使告急于隋，请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为了使东、西突厥互相制约，隋文帝同意东突厥徙白道川，诏晋王广兵援沙钵略，赐沙钵略车服鼓吹及衣食。沙钵略徙白道川后继续与阿波争斗，阿波盟友阿拔国部落乘虚掠走沙钵略妻子。隋军助沙钵略击败阿拔，还所获沙钵略妻子。沙钵略仰仗隋朝而有栖身之地，依赖隋军而家人团聚，感激之下，上表愿与隋建立君臣关系：“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隋文帝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宣布双方正式结成君臣关系，并“敕有司肃告郊庙”，“普颁天下”，[12]履行告祖、昭示天下的仪式。沙钵略遣第七子窟含真为侍子，贡献不绝，隋朝赏劳亦厚。开皇六年，隋颁历法于突厥，使奉隋之正朔，进一步确立君臣关系。
第三阶段，册立关系。
开皇七年，沙钵略卒，沙钵略以其子雍虞闾懦弱，立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一称叶护可汗）。处罗侯勇而有谋，深得众心，沙钵略登大汗位前，颇猜忌提防之，此时舍其子而立之，乃希望处罗侯重振旗鼓，再兴突厥。而处罗侯深知东突厥处境艰难，要想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必须依靠隋朝支持，因此登上汗位即遣使入朝。隋文帝遣长孙晟持節拜之，赐以鼓吹幡旗。这是隋朝第一次册立突厥可汗，双方形成册立关系。莫何可汗以隋所赐旗鼓西征，西突厥以为隋兵相助，多来降附，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漠北遂平。东突厥借隋朝威望降伏对手，隋朝靠东突厥的武功控制了漠北。隋宰相高颖奉觞上寿：“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13]盛称隋朝之成功，旷古未闻。不过，处罗侯在位仅一年，第二年西征时中流矢而卒。东、西突厥的力量又有消长，势力范围又有盈缩。
开皇八年，突厥奉雍虞闾为都蓝可汗。都蓝可汗遣使入朝，同样争取隋朝的承认和支持，确立君臣关系。隋遣长孙晟吊唁莫何可汗，册立都蓝，并赐物三千段及陈国所遗宝器。
东突厥归附后，隋朝不仅先后册立两位东突厥可汗，而且册封东突厥的臣下。开皇五年，拜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开皇十一年四月，拜入朝献物的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
不过，这一阶段隋朝对东突厥可汗的册封，主要是在东突厥可汗已立的情况下，从名分上加以承认，与此后隋自立东突厥可汗还有程度上的差别。
第四阶段，名义上册立实质上任命关系。
都蓝可汗虽臣属隋朝，但反复无信。其妻大义公主虽自请为隋帝女，但亡隋之心不死。时有流人杨钦诈言周宗室女婿刘昶将攻隋朝，请大义公主配合扰边，都蓝因之不修职贡，屡为边患，隋决定杀大义公主。时突利、都蓝皆向隋求婚，长孙晟谓：都蓝只是与达头有矛盾才依附隋朝，虽与为婚，终将叛去。今若得公主，承藉威灵，征发达头、突利，强而更反，后更难制；而突利为处罗侯之子，两代与隋亲善，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并可抵御都蓝，以为边捍。隋文帝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开皇十七年，突利娶安义公主，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都蓝以自己为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大怒，朝贡遂绝，数为边患。突利伺知动静，辙遣使奏闻，隋朝每为之备，都蓝不敌。开皇十九年，都蓝与宿敌达头言和，共攻突利可汗于长城下。突利大败，入朝。十月，隋拜突利为启民可汗，时安义公主死，又以义成公主嫁启民，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安置启民。启民可汗的册立，完全是隋一手筹划的，与前所谓册立大不相同，这种“册立”实际上与“任命”几乎无异，启民成为听命于隋朝的东突厥可汗。
时东突厥实分为南北两部，启民在漠南，都蓝在漠北。开皇二十年（600）十二月，都蓝为部下所杀。西突厥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企图兼并北部突厥，其国大乱。隋遣启民往招其民。仁寿三年（603），隋又遣启民北伐。突厥属下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漠北重新统一，隋以东突厥为边捍的政策取得了成功。以后，西突厥达头继续攻东突厥或隋朝，隋朝或令启民可汗出兵还击，或与启民联军共同还击，胜后则令启民可汗收抚西突厥之众。启民可汗在隋朝的支持下建立起庞大的部落联合体，都蓝、达头（步迦）之遗众、北方之铁勒诸部、东方之奚、霫、室韦等东胡族均附于启民可汗。隋朝则通过启民可汗控制、治理北亚及东北亚，成为整个东亚的霸主、世界性的大帝国。
隋朝在建国后短短三年时间内，就使军事上强大的突厥汗国归附于己，并在立国二十年时间里完全控制了漠北草原及东北亚，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隋朝前期的边政十分成功。
隋朝前期边政可以分为治边思想和边政措施两大部分，治边思想是边政措施的指导基础，边政措施是治边思想的实施体现。
隋朝前期的治边思想，总括起来大约有四点：一是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以战争换取和平；二是以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三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威慑、吸引周边民族，以夏变夷；四是不扩张领土，不要求质子入侍，以夷治夷。隋朝的治边思想在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年诏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隋朝“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以战争换取和平”的治边思想，是在对前朝边政思想的否定和批判中建立的。文帝在开皇三年诏[14]中说：“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人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批判北周和北齐互相惧怕对方交厚突厥，而争相讨好突厥，各自考虑减轻自己的边防，而没有共同抵抗大敌的意识，结果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助长了突厥的骄狂，而突厥“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文帝认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因此决定“除既往之弊”，以“省徭薄赋”、“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来减轻人民的负担，增强国家的实力；以“入贼之物”来“加赐将士”，鼓励将士抵抗突厥，以战争换取和平。
隋文帝对前朝治边思想的否定，实现边政思想的重大转变，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隋朝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周、齐时代的分裂局面已经结束，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全面的统一，长江以南陈朝暂时还存在（灭于589年），但北方中原的统一大大增强了国力，这种强大的国力是突厥无法比拟的，只要敢于斗争，就能赢得胜利。实际上北周在灭北齐后就准备与突厥武力抗争，只是未来得及实施，就被隋朝取而代之。其次是中原经过三百多年的民族迁徙，已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中原民族勃勃的生机和上升的朝气也非突厥武力维系的联合体所能比拟。文帝在开皇三年诏书中分析，突厥貌似强大，实际上不堪一击：“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突厥的汗位之争，已使突厥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而突厥武力征服下的诸国异族，也因突厥“世行暴虐，家法残忍”而离心离德：“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文帝并举具体事例证明其说：“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恹哒）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文帝说突厥内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文帝又指出，突厥天灾干旱，无以为食，“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正是打击突厥的天赐良机，“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文帝的分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正因为文帝对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判断，才使隋朝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方针，而正确的对敌方针的制定，则为隋朝赢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文帝之所以能对形势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有两个人对文帝影响最大，一个是文帝之父杨忠，一个是隋大臣长孙晟。杨忠在北周为大将军，突厥曾两次主动提出助周伐齐，都由杨忠率兵与之合作，但突厥两战都是临阵撤退，懦弱不敌。杨忠认为“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15]杨忠的看法虽未被周武帝采纳，但对其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文帝立国后对突厥采取强硬态度。长孙晟足智多谋，武艺超群，北周时曾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摄图爱其善射，留居一年，因此有机会与摄图弟处罗侯密托心腹，“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16]隋朝建立后，采取御前决策（主要是“入阁决策”，相当于唐代的“仗下决策”）的方式处理外务问题，长孙晟有机会向文帝“口陈形势，手画山川”，汇报突厥内部的矛盾情况，坚定了文帝武力抗争的决心，并为隋朝制定了对付突厥的方针。
隋文帝制定抗击突厥的思想方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隋朝靠政变攫取政权，深知没有军功，无以服众，没有可靠的军队，难保江山，因此，决心在战争中立威，在战火中培养忠于朝廷的队伍。因而在建国后不久就进行大规模的抗击突厥的战争。[17]隋朝的这个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汉唐号称盛世，但汉朝在修养生息了近70年之后才与匈奴决一死战；唐朝也是在忍辱负重多年后才与突厥一决雌雄。隋朝的这一决策，体现了文帝的雄才大略，不仅为隋朝赢得了相对安宁的边境环境，也为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赢得了机会，还为隋文帝本人赢得了历史上英明政治家的称号。
“以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是隋朝边政思想的重要特征。隋朝并不是一味强调军事作用和武力抗战，而是十分重视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所谓“以夷制夷”字面上是“以蛮夷攻蛮夷”，“使其同类自相攻击也”，[18]实质上是充分利用对手的弱点和矛盾，避实就虚，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在分化的基础上控制对方。隋初，长孙晟向文帝献策：“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19]隋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隋朝灵活掌握这个方针，随时根据突厥各派势力的变化，调整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对象。
开皇二年至三年，是沙钵略可汗得势的时期。隋采纳长孙晟的方案，将沙钵略作为近攻、离强的对手，而将西面达头及其盟军阿波和东面处罗侯、奚、霫作为隋远交、合弱的对象。文帝向西“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达头），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数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向东“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这样做的效果立刻在第一阶段战事中显现出来，周盘战后，沙钵略本想再南下寇掠，而西域可汗达头不听指挥，自行西回；东面处罗侯之子染干则帮隋谎报军情，迫使沙钵略撤兵出塞。在第二阶段的战事中，长孙晟联络阿波，离间沙钵略，直接导致阿波与沙钵略反目，促使突厥的分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