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2-26 15:57:26 归档在 我的博文
杨照：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政论家
一九一八年十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民，在基尔(Kiel)发动了革命。短短六天之间，革命行动快速蔓延到布莱梅、莱比锡、慕尼黑以及柏林。听到消息的德皇，没等到革命行动逼近，就慌忙宣布退位逃走了。 革命群众攻进了皇宫，一阵打砸抢之后又撤离了。该年十二月，凯斯勒(Harry Kessler)进入狼籍一片的皇宫，还到了皇后的寝室。凯斯勒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景象，不祇是被暴民敲得粉碎的门窗和家具，而是皇后寝室里原本就有的种种收藏、装饰。 墙上挂着的，是宣扬爱国主题的画作，旁边有俗丽金亮的武士甲衣、勋章以及杂七杂八的纪念品。凯斯勒固然惊讶革命群众的粗暴，不过他更感慨皇室的庸俗。 在日记里，凯斯勒写着：“在这种氛围里诞生了世界大战，或者是德皇对世界大战应当背负的罪咎，对这些破坏，我没有一点可惜的感觉，祇有厌恶，因为我想到这样的世界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地，这个恶俗的世界继续以不同形式存在，无所不在。” 凯斯勒是个典型十九世纪式的欧洲人。他身上流着复杂、多国籍的血液，在巴黎出生，十二岁时从法国转学到英国的菁英贵族中学(他祇差一学期就跟丘吉尔同班)，然后又去德国汉堡受了最好的高中教育。他的父亲死后，留下了丰裕的余产，让凯斯勒不仅衣食无虞，而且还能慷慨地赞助各式各样艺术家创作。 二十世纪初期欧洲重要的诗人、作家、画家、剧作家、音乐家，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凯斯勒。他的朋友里，还有一位科学家，那就是爱因斯坦。凯斯勒自己说他不懂物理，无法用理智理解“相对论”，祇能感性地领悟“相对论”大概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有一回，爱因斯坦到他家中深谈，当天的日记中，凯斯勒记录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说明，几乎毫无错误，而且明白透彻。爱因斯坦还对凯斯勒表达了不能同意世人拿他的成就与哥白尼相提并论，因为“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王座上赶下来，改变了人对自身的看法。我祇是发现了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不曾改变人对自身的任何了解。” 凯斯勒是德国文化的崇拜者，自认为是个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已经四十六岁了，他还自动请缨上战场，在前线炮火中实际度过了两年光阴。然而之后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接着大逆转成为一位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凯斯勒转变的关键，应该就在于他实在舍不得文明的成就，以及创造这些成就的优秀人才，就这样葬送在战争里罢。一个懂得欣赏艺术，能够分辨艺术品好坏的人，怎么能不珍惜创造艺术的人呢？可是战争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后来，参战各国都疯狂动员去守壕沟战线，管你有什么才气、管你会写足以改变文学史的小说，还是能否开创美学新纪元的绘画作品，在战争的眼里，你祇是一个填补壕沟空缺，最终难免命丧战场的动员人力而已。 从自己这种转折经验出发，凯斯勒才对德皇的庸俗，赋予了那么重的意义。当他说：“在这里氛围里诞生了......德皇对世界大战应当背负的罪咎”时，他想的应该是：一个不懂得欣赏人类文明精华，无从明了文明成就之难得与可贵的领导人，才会愿意发动战争，而且为了追求战争的胜利，愿意投注所有资源，付出任何代价。在他们眼中，没有比战争更有意义的事，没有比国家更高的价值。 将国家看得那么重要，把文化艺术看得那么轻，这种态度正源于庸俗。庸俗的人眼中看去的世界是平板的，没有好没有坏，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被牺牲被毁坏的。如果德皇及其家人能够欣赏的，就祇是那些庸俗廉价的东西，那么最糟的废墟里，还是能随便找个人制造出来啊！ 顺着凯斯勒的逻辑，我们可以继续想下去：如果德皇和凯斯勒一样，明了梵谷、雷诺及塞尚、易卜生、佐拉、罗丹、萧伯纳、普鲁斯特的价值，明了这些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独特性、唯一性，他还会舍得让战争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或摧毁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吗？ 在德皇及其家中的眼中，显然分辨不出梵谷的画，与那些宣传国家荣光、大量制造的画，有什么价值上的差别。这就是庸俗，这就是庸俗最大的罪恶。 了不起的德国记者、史家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书中比较过两位具有群众魅力的德国政治人物，拉特努(Walther Rathenau)和希特勒： “拉特努与希特勒位于现象的极端，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极致：前者所凭借的是令人仰之弥高的文化素养，后者所凭借的则是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前者来自于深邃的精神领域，集三千年的文化及欧亚两大洲于一身。后者则来自一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屯聚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所组合而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窜升。” 不幸的是，拉特努遭到暗杀，希特勒却升起成了独裁者。希特勒所依恃攫取群众想象的，其实也是庸俗，以及庸俗者对他们不能领略的文化成就的嫉妒与仇恨。因为庸俗，所以看不见什么值得珍惜的；又因为嫉妒与仇恨，所以破坏起来格外起劲。 庸俗可以这么可怕。哈夫纳又说：“群众的心理反应其实与小孩子并无太大差异。......若想让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就必须先将其层次降低到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地步。”“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儿童对政治的反应绝对是值得注意的──『连每个小孩都晓得的事情』，这通常就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第五元素』，也就是其真正的精髓所在。” 儿童的特色，其实不在他们知道什么，而在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的很多。他们不知道梵谷的画，与俗丽的房屋广告，有什么差别。他们不知道莎士比亚的作品，与粗制滥造的罗曼史小说，有什么差别。在这点上，儿童与庸俗者是一致的，野心家将自己化身为幼稚的儿童与庸俗者的代言人，以此取得权力，不是建设的权力，因为人们也不明白要建设什么，而是破坏的权力，因为他们本来就无法珍惜。 不祇是第一次大战，就连德国纳粹以及他们发动的第二次大战，其罪咎源头，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庸俗。一个日益被庸俗包围的社会，也许可以多看看这段历史，有点警惕吧！ “在宋特霍芬（Sonthofen），被炸毁了没有重建的房子，我特别记得两栋。一栋是火车站，房子的主要部分被拿来当作推放东西，大卷大卷的电线、电报杆等等。旁边留有屋顶的一翼，则被拿来当作音乐学校的教室。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冬天时，看着那些音乐学校的学生，每天晚上在废墟堆中被灯光照亮的房间里，他们努力拉着擦过中提琴、大提琴琴弦的弓，彷佛像是坐在一张木筏上，逐渐地滑进黑暗里。 “还有一栋建筑物是在新教教堂旁边的一座世纪之交盖起来的别墅。除了围着庭园的铸铁栏杆和地窖之外，其他什么都没留下。到五0年代，那块土地完全被植物给占满了，其中还有几棵意外躲过大灾难的树，长得茂盛美丽。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在那块意外出现在镇中央的野地上，玩一整个下午。我记得我总是害怕走下往地窖去的台阶。闻着潮湿、败坏的气息，我觉得我会一不小心就踢到动物或人的尸体。” 二00一年不幸因车祸逝世的德国作家塞伯德（W. G. Sebald）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着。他回忆的是五0年代的德国城市，虽然他在的城市是宋特霍芬，不过他知道，许许多多战后成长的德国人，都有过同样凝视废墟，在镇中央野地里冒险的经验。 一九四四年、四五年，德国空军失去了原本近乎绝对的空中优势，美国参战，将大量物资与武器送到英国，于是曾经饱受德国人轰炸伦敦之苦的英国人，反过来频繁出动战机，袭击德国城市。 数字看起来，非常吓人。在那两年内，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境内投下了将近一百万吨的炸弹。德国境内有一百三十一个城市受到空袭破坏，其中有许多成是反复遭到空袭，几乎被夷为平地。 空袭中造成六十万德国平民丧生。三百五十万栋建筑毁于空袭。空袭破坏最严重的两个城市，科隆和德勒斯登，倒下来的房字远比还站着的多。轰炸造成的废石废土，彷佛怎么也运不完。据统计，科隆的每一个居民，可以分到三十一立方公尺的废石废土；德勒斯登更惨，平均每个人分到四十二立方公尺的废石废土。 这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巨大、最彻底、最恐怖的大破坏。然而却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大破坏，最少为人记得、为人提及的一场。 几乎每个战时住过伦敦的人，都写过伦敦遭到空袭的回忆。灯光管制，窗户上贴满的黑纸或密不透气的黑窗帘。午夜时分，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随着而来高射炮的声音，以及炸弹从飞机上落下在街道房子上爆炸的声音。防空洞里紧张又无聊的时光。还有，空袭结束后，面对破坏现实的无奈情绪。 这些，变成了二次世界大战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份。可是相对的，我们却很难找到德国人对大轰炸的回忆。没有火光，没有巨大的声响，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没有，只有沉默。 少数一些留下来的照片，我们看到德国人一群群走过空袭后的废墟，面无表情，没有伤悲也没有愤怒，没有表情地推拉着板车，运送仅有的一点残余财产。都是这样。安安静静地离开被彻底毁坏了的家乡，想办法找一个地方，再重新来过。 事实上，整个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处在这样的心情里。安安静静，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能说，埋着头，将废石废土运走，清出土地来，重新盖上房屋与街道，好像那大破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只留下一些角落，塞伯德看到的车站和野地，让后代子孙疑惑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搬到美国去的德国作家冯内果，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沉默，所以才以德勒斯登大轰炸为主题，写了“第五号屠宰场”。“第五号屠宰场”成就了一不介于现实与魔幻之间，夸张与低调之间的文学杰作，然而却无从真正打破德国人的沉默。 讲到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破坏，绝大部分的人想到的是，那投掷在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因而取得了非常奇特的地位。他们一方面是发动战争、屠杀侵略国子民的凶手，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是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做为凶手，日本人跟历史上其他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反而是在当受害者这事情上，他们取得了特殊地位。日本人是唯一受过原子弹残害的国家，原子弹爆炸的剎时间，几万人同时化为烟尘，不只丧失生命，而且尸骨无存。一时的幸存者，还要受核辐射的长期毒害，甚至生出畸形后代，遗害子孙。 原爆使得日本人得以对战争发言。他们不是为自己发言，而是普遍地以原子弹受害者身份发言。日本人受到的恐怖残害，提醒了世人，原子弹的非人性毁灭本质，才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敢随便造次。这的确是日本人对世界产生的贡献，尽管这贡献不是他们选择的，却没有人能否认。 日本人的发言，更对比衬托出德国人的沉默。德国受到的轰炸破坏，其程度还高过日本。可是德国人不只是对战胜国，英国美国，绝口不提他们所受的苦难，就连对自己人，他们都不说，而且人人心照不宣，是沉默为当然。 沉默代表深深的罪咎反省。毕竟，德国人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这笔帐太庞大了，在六百万数字之前，六十万死于空袭的德国人，变得轻如鸿毛，不值一提了。德国人保持沉默，因为害怕一提起自己的伤亡，人家反而会更气愤追究他们犯下的屠杀罪行。 这是一般对德国人沉默心情的理解。 不过，读了中文版刚刚出版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我们却会有深一层不同的理解。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的这本书，是在纳粹统治期间，第一时间的现场记录，意外地保留了几十年，到二十一世纪才还原出版。哈夫纳记录了他对纳粹、尤其是希特勒的不满与鄙视之外，整本书还忠实描述了当时德国社会，对纳粹与希特勒所作所为，刻意沉默，没有批判没有反对的情况。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特别强调“一个人”，因为哈夫纳感受着强烈的孤独。周围的人那么容易就被没有道理没有品味的纳粹给收买、给胁迫了，他们纷纷选择沉默来应对纳粹，只剩下哈夫纳“一个人”坚决地要跟纳粹周旋到底。 保持沉默不反对不反抗的人，都赞成都支持纳粹吗？不是，多少人跟哈夫纳一样，清楚明白纳粹的“不对劲”，可是他们决定隐藏、掩饰自己“不对劲”的感觉。 在那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是让纳粹取得政权的最大助力。在那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的德国人，面对战争造成的大破坏、大废墟，于是，也只能同样保持沉默了。前面的沉默，才是真正取消了他们战后面对世界发言勇气与权利的因素。 在“不对劲”的社会里，选择沉默，是件可怕的事。别以为沉默就可以没有责任。沉默只会使你在后来受到伤害，甚至受到空前最大伤害时，都失去了向世界喊痛与求救的权利。 选自《故事照亮未来》一书  上一篇 << 杨照：书所提供的自由与不自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