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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当我还是一名英语系研究生时，我向系里的美国文化座谈会上递交了一篇论文。那篇论文讲的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库恩发明了"范式转移"一词，而我描述了这个词是如何被后现代主义叛乱分子以及荒谬的自助大师们滥用的，库恩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失望透顶。大家好像挺喜欢这篇文章，但又觉得有些不自在。“我觉得你没法把这个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有人说。他觉得那更像是一篇学术小品。这是赞美，还是客套？抑或两者兼之？难说。学术写作是一件既危险又玄乎的事情。如果你所学的是一门需要大量写作的专业，例如英语、哲学或政治科学，那么你最重要的工作 ——行动上和思想上——无疑就是写作了。很多学者都觉得自己的正确身份应该是作者。甚至一篇优美的学术散文赖以评判的也不是“通俗”标准。通俗作品——你为了兴趣而读的那些文章——以轻松愉悦为目的（有时也会寓教于乐）。学术写作的目的则比较模糊。它应该显得无趣又聪敏，受众广又说服力强，有的放矢又完美主义。而它极端矛盾之处，在于观众。理想的学术散文应该是无我的：一个置身事外的人写，另一批置身事外的人看。但同时，学术散文把观众群定位于一小撮才智过人又彼此相识的专家，因此又可以说是最自我的写作形式之一。记者写的文章通俗易懂，乃是因为他们为不熟悉这则新闻的人们而写。学者们呢，正好相反。并不是教授们开会讨论后才决定把学术论文定成今天这个调子，就像并不是记者们开会讨论后才发明了列举式文章[1]。学术写作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它是科研系统的一部分。教授们生活在其中，自然要学会与之和平共处。但时而不时总有体制外的一些人闯进来，指责教授们这种因袭的写作方式。这周，尼古拉斯·克里斯朵夫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名叫“教授，我们需要你！”的专栏，发起一场吐槽学术写作的大讨论。克里斯朵夫认为，学术界已经臣服于“崇尚晦涩难懂，罔顾影响与观众”的一种“排它性文化”。其结果是，如今美国高校的公共知识分子比30年前更少了。[1] 列举式文章：采用列举式结构的文章，典型特点是标题中含有数词，例如“冬天让卧室变暖的10种方法”“过去百年中25种经典发型”。这个词（listicle）是list和article的合成词。教授们的回复迅速、庄重、准确、周全.#“科研相关”的标签日前也现身推特，似乎是对克里斯朵夫“教授们不怎么用社交媒体”之言的无声反驳。教授们指出：博客圈里最具智慧的那部分文章无一不借助学者的贡献；作为教师，教授们早已拥有学生这一重要的观众群；就连《纽约时报》本身也常常依靠教授们的聪明才智获取点击量，尽管它们常常以新闻的形式报导出来。（克里斯朵夫的文章刊载的周末评论版块中有很多文章都出自教授们之手。）有些回复看起来有理有据，却在无意间证明了克里斯朵夫的观点：它们被“易怒、缺乏幽默、过分严肃以及呆板防御”的写作方式出卖了。身为作者，克里斯朵夫的对手们鲜少有他那么简白洗练又超然特出的洒脱之笔。但教授们如果无法一击致胜，就只能勉强打赢。于是他们挑出了克里斯朵夫关于出现新一批60年代的“公知”这一呼吁中那些过时和唯心的部分。目前我也算是学者，所以我这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教授们辩护声援。但我对克里斯朵夫同样深感同情。我相信他的心是好的。（他那篇专栏的最后一句意味深长：“撰文之际，心怀戚戚，本人实为学术事业而感而忧。”）我觉得他是把前因后果弄反了。学术界的问题并不是他写的那样“教授们把自己边缘化了”，而是这个产出及消费学术知识的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正是这一变化过程导致了科研工作的边缘化。可能是克里斯朵夫的记者身份使他难以看清学术界的发展吧。毕竟，新闻报导作为新闻传播过程的中间体，正朝着迎合大众口味的方向发展。如今有空前之多的作者在多元化的平台上写作，包括个人博客、网站，以及推特流[2]。传统媒体因此面临着吸引流量的压力。新颖有趣的内容形式层出不穷——GIF图、视频、“互动媒体”[3]，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反对者写文章鼓励记者们摒弃这些“流行文化”，少写列举式文章。孰不知，新闻文化宗旨的变化，只是整个系统变化的一部分罢了。与之相似的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同样要考虑订阅模式、现金流、应用软件及资源配置，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记者对新媒体的探索。[2] 推特流：一个小巧的推特插件，用于显示用户发推文的时间轴（这条推文是XX小时/天之前发布的），并附带该推文的永久链接。本文应该就是指发表推文。[3] 互动媒体：根据用户的输入指令给出个性化的输出反馈，如网站、游戏就是典型的互动媒体，有别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学术界则恰恰相反，学术工作被不遗余力地推向另一个方向，一个孤立保守的方向。学术界与新闻界相同的是，都没有容易的饭吃——但学术界又与新闻界不同的是，至少教授们可以充当自己的观众。这意味着，自70年代中期文化市场达到空前繁盛之后，学术工作的观众群也在日益萎缩。更有甚者，作为一名学者要想事业成功，你必须给那一小撮人（部门同事、期刊编辑、常务委员）挨个留下深刻印象。通常而言，学术作家都想在学术圈争得一席之地。现在看来，虚席渐少。学者们可以在个人博客上为更多读者写作，或者像记者一样写作。但只要一涉及科研论文及相关实验——换言之，涉及到科研生活的主要事务—他们就别无选择，只得为一小撮观众而写。出第一本书时，你得牢牢记住常任委员会的那几个教授；万一忘了提及他们的大名，得得，你就别想找工作了。学者们很清楚哪些观众——有时是哪几个观众——很重要。简言之，要求教授们以更大众化的方式写作，毫无助益。诚然，学术写作和科学实验可能真是棘手又怪异，无用又保守，枯燥又精细，孤傲又排他——但那是因为学术界本身已然如此。如今的科研工作尽管出色，但仍然是一个不断萎缩的系统的产物。那儿俨然一片紧邻密居又充满竞争的危险丛林。我隐隐觉得，克里斯朵夫的观点中最重要的部分尚且隐藏在他为了佐证那篇专栏而写的博客文章之中。“我还小的时候”，他写道，“肯尼迪政府把哈佛老师当作‘智囊团’，大学教授们也被看作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60年代的婴儿潮带来的不仅是大学的疯狂扩招，更是降低了的教授门槛。学术论文的观众若想恢复往日之多，学术界自身必先破土开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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