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类社会消费品
国内生产总值(缩写“GDP”)是一个被“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词，说它已经把人们的耳朵听得已经起了茧子也不为夸张。然而，GDP对一个国家、对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恰恰是人们由于太过熟视以至于没有仔细想过的问题。其答案恐怕会让人觉得“出乎意料，情理之中”。 一个国家的GDP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该国的人均GDP高——人均GDP其实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GDP除以人口数得出的。人均GDP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该国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成果换取别国花费较多劳动得到的成果。道理何在呢？ 我们从一个例子说起。据统计，2012年，英国男士做一次普通理发的平均价格约10英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超过100元。虽然找不到中国的同类统计数据，但可以估计很可能在30元以下。英国理发师做的平剪与中国理发师有多大实质区别呢？可以认为区别极小可以忽略，但价格却悬殊。在英国国内，这个价格要考虑其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才能凸显出意义，但放在国际上，意义就大了：它可以使英国出口产品的定价很贵。 英国是一个进口远多于出口的国家，大部分食品、消费品都依赖进口，而出口的产品却不多，其中出口最多的是飞机发动机。飞机发动机是很昂贵的产品，卖出一台用在大客机上的罗尔斯-罗伊斯涡轮风扇发动机赚的钱，大约可以买17.5万吨小麦。飞机发动机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是在英国这个高成本的社会中生产出来的；飞机发动机的生产者也要理发，所以理发的价格也会包含在制造飞机发动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正如理发无法出口，大部分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然而包括理发在内的服务业产值占到英国GDP的约82%，其价格参与形成了可贸易产品的成本，构成了英国昂贵的经济环境。 与英国情况相似，大多数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到其总GDP的七成以上，并且大部分服务业的劳动本质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没什么不同，但是却获得了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评价——也就是报酬，于是，发达国家的居民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时，就是在用较少的劳动换取了发展中国家付出较多劳动生产出的产品。 发达国家是如何将其昂贵的产品卖给发展中国家的？造成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与GDP背后的故事有关。GDP广受关注的部分只是一个数字，但这一个数字背后的体系却异常复杂，复杂到涉及经济运行的全部环节，而GDP的运用则是世界治理策略的大博弈。这是一个涉及到全球工业秩序的发展演化和世界治理机制的核心奥妙的故事，是看清世界体系结构与运行方式的绝佳样本。 从大萧条到冷战 发达国家曾经被称为“工业发达国家”，不过这个词已经在各国和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消失了，因为“工业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已不在发达国家。不过，工业已不再发达的国家却普遍维持了“发达国家”地位。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之神奇功效，而GDP就是这套治理体系使用得最广泛的工具。 直到大约20世纪8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都在于绝对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或技术有绝对优势，例如机器织的布比手工织的布更便宜，个人电脑曾经只有美国能生产等。这类优势都不必通过GDP来体现，有趣的是，发达国家拥有这类优势的时期，GDP还没诞生，或者不重要。 GDP这一“伟大发明”的诞生，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有关。当时，美国政府只是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钢产量、铁路运输量等指标纷纷剧降等零散的信息，对于应对危机来说远远不够。1933年就任的罗斯福总统立志采取“新政”克服危机，这就需要建立反映经济运行整体面貌的统计体系。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商务部联合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在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主持下，开创性地编制了1929—1932年全国国民收入数据。1934年的1月4日，《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由美国商务部向国会呈递，这是GDP的生日。虽然当时的“国民收入”(NI)跟后来的GDP还有很大差别，但制定了其基本的方法基础。 GDP基本方法是在对全国经济运行各环节进行记录、货币化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而完整的经济账户，加总得到宏观经济的全貌。 美国能够建立这一套体系有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工业工程学在全社会的普遍运用，使大部分重要的经济环节都建立了像现代化的工厂一样的生产管理系统和财务核算方式，能够对经济活动过程进行记录、存档和标准化管理；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展开，使经济活动都有了货币价格和流通规范。简单来说就是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 美国能够“发明”GDP的现实基础是20世纪初的“福特革命”带来的大规模制造时代，使美国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工业社会。GDP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治理工具。即便如此，美国真正建立能执行的全国经济核算体系也要到二战时。美国参加二战期间，国内实行严酷的战时经济管制，几乎所有工厂都被纳入军工体系，实行军事化管理。为支持战时经济规划的编制，美国在国民收入统计的基础上，发展出国民生产总值(GNP)。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其三大基本点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DP的统计体系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价被援助国家执行状况的工具，由此得到推广。 联合国从1953年起推进的统计体系是英美发展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实际上只在西方阵营的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得到推广。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用了另外一套统计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两套系统的区别在于SNA统计货币化了的经济活动，包括金融业、服务业等；而MPS则统计产量，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经济行为。这种区别反映了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立：SNA体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一切都用钱来衡量”的社会中才有意义；MPS则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中才有意义。 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看，两大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都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管理工具，使政府力量可以深入到经济各环节。而两套体系互不兼容，将两大阵营的经济活动塑造成了“基因”不同的物种，几乎无法相互投资、贸易。 另一方面，治理结构相通也使得两大阵营内部便于进行资分工与贸易，为此，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结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则组成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这是两个相互对抗的经济集团，各自都有一套经济治理机构，其中，SNA体系背后的全球经济治理力量是现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 苏东解体与金融海啸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一股巨大的经济潮流开始涌动，先是改变了冷战时代的经济格局，然后改变了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最后彻底重塑了世界秩序，这股潮流就是全球产业转移。 随着集装箱运输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20世纪70 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20 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可以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起初采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为了能够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开始学习SNA。经历了5年多时间和庞大的培训、组织和换换思路工作，中国于1985年开始试行发布GDP，并于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数据。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开始能够跟西方世界进行接轨，而这其中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变过程，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 西方由于打开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大门，其经济体系得以扩张。而苏东集团的经济体系却由于难以实现产业转移而无法在空间上扩张。于是，东西方集团之间的抗衡中，经济力量对比开始向西方倾斜。这也间接导致了苏东解体。 1991年，就在苏东解体这一年，美国宣布SNA的统计结果以GDP代替GNP。其中的缘由尚难以深入解析，但由于这一决定的时间点特殊，的确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由于苏东解体的推动，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马上特里赫特条约》。这两件事分别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前苏东部分地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体系。这就使全球产业大转移的过程大大加快。曾经的“工业发达国家”，由于把制造业转向了中国等东亚地区和前苏东集团国家，而变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资产的经济“虚拟化”国家，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占比越来越大。GDP代替GNP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好处是：由于金融的高速流动性，本国国土实际上有大量金融资产属于外国公民所有，GDP统计可以包含这一部分，使本国维持“高收入国家”地位。 这时，西方国家实际上可以“不事生产，印钞购物，坐享其成”，金融带来巨大“霸权红利”使西方国家经济越来越虚拟化，结构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G20时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世界工厂”转移到了中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具有了劳动生产率优势，反而是中国要以付出大量劳动的产品交换西方“劳动含量”不高产品呢？ 答案蕴含在当代世界产业治理体系中。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笔者曾撰写《全球产业重组与知识产权博弈》一文论述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而为了能够获得市场，实际上就必须接受对方的定价。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OECD组织实际上成了一个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共同市场，使得“山寨品”几乎找不到出口市场。而加入OECD的条件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高收入”，也就是高人均GDP。于是，GDP就有了区分“弱劳动强所得”和“强劳动弱所得”两类国家的全球治理功能。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蓦然发现，过去的游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占据全球GDP总量70%以上的“西方七国”(简称G7，包括美、英、法、德、日、意、加)到2008年下降到了50%，并且还在快速下降。而一些原先的发展中国家GDP则随着工业发展GDP快速上升。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新兴市场自己组织起来，不带发达国家玩了”的局面。 于是，2008年美国邀请了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首脑到华盛顿开会，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这样G7扩展成了G20，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时代。 G20时代是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虽然政治上国家区分彼此，但经济上生产链条却是全球一体，共享同一个微观经济基础。这样，基于一国国内统计的GDP就无法客观描述经济面貌了。由此，各种修正GDP的方案的出现了，其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有三种，每一种方案背后都蕴藏着极深的谋略算计。 第一种是在G20框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议题的“贸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国有一半左右的贸易量来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国企业在该过程中只获得了很少的加工费用，但却在数字上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国的出口额应该根据“贸易增加值”进行核减。核减后中国的GDP将降低。 第二种是美国进行的GDP统计方法改革。2013年4月，美国宣布将调整GDP统计内容，把研发支出、电影版税等“21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根据这种新算法中，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将被视为固定投资，有关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支出也将作为固定投资纳入GDP。经过这种调整，美国1959年至2002年的GDP水平平均提高2.6%至4.6%，其中1995年至2002年增长更是高达6.7%。 第三种最为重要，是联合国框架下推进的“绿色新经济”框架。2012年6月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大会被命名为“里约+20”(Rio + 20)。“里约+20”被联合国官方定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超过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解决“地球的环境与资源不足以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里约+20”推出包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核算的“绿色经济”框架，改变只计算经济活动的GDP。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根据这一思路，GDP将被纳入“国民幸福”内容，并减去自然资源损耗。联合国宣布，计划在2014年7月，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再举行一次大会，届时各国将宣布接受并采用“国民幸福总值”和自然资本核算，以代替现行的GDP体系，到2015年则要开始具体落实。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可能会面临“国民不幸福”的困扰，并将从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 GDP背后蕴含的其实是经济运行体系、治理方式和发展理念。中国的GDP提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提高中国人在全球经济生态链中的地位的过程，直接对西方人“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构成挑战。因此，应该看到，中国的GDP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并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但这只是“打工”的收入为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没有本质上升。因此，中国需要寻找更能刺激经济地位提高的指标。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GDP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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