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候几乎一夜之间，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那许多铁矿石，摆满了我家后门口巷子的一侧。居委会排门贴告示，上头下来的政治的任务不得推脱。从娃娃起，凡户口本上登记了还未注销的，按人头算，每家一堆多少不等，任务是要将比人头还要大块的铁矿石砸碎成鸡蛋大小。 那时候南京就我和母亲两个人，所以分摊的铁矿石并不多。但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和只拿过绣花针的中年妇女，却是“蜀道难”了。 我课后的主业就是砸摊到我家的那一堆“政治任务” ：这些铁矿石太硬太坚固了！发给我们每家一把小铁锤，把子是几片竹子合并起来的。一块矿石砸了许多下也砸不开，只落下一些碎屑，小手却被竹片夹出了血泡！ 妈妈们那时候都进了街道工厂，还要起早贪黑地“放卫星”，砸矿石的主力军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好在有邻居家大一些上了中学的孩子们在一起干，他们能够拿动大一些的锤。他们还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把锤放在地上，抱起大块矿石朝铁锤上掼砸，往往能够瓦解掉这些非常团结的家伙。只要大块头有些内部分化的迹象，我们的小锤就好办了。 天气还比较热，妈妈为了感谢帮忙的邻家小哥，也为了犒劳我，将她“放卫星”所获得的冷饮——冰棒，用毛巾包裹好冒着酷暑赶回来让我们分享，她一根都舍不得吃，只是说有胃气病，不能吃。 其实那时家家都是这样，妈妈的街道工厂里的女工还来了一个“会”：5,6个女工都将自己冰棒省下来让一个人送回家给孩子们吃。这样每天都有一个母亲冒着酷暑捧了一包冰棒回家，就像鸟儿衔着一口口的食物匆匆飞回巢穴喂进雏鸟大张着嘴巴。记得几次街道工厂发的是”马头牌冰砖”。小小的，掌心大小，雪白的奶油色，好吃极了。这种冰砖现在夏天好像还有，只是已经属于低档冷饮了。我每次在超市看到都想买一些放进冰箱里，夫人却总是不以为然，要我买些高档的。殊不知道我买的不只是低档冷饮，而是找回母亲的恩情。 我家后门有一片空地，据说是日军轰炸南京时落下的炸弹把房子摧毁后形成的。就在这里竖起了一座“高炉”：其高度与周围低矮房屋比的确是高些，但也只有二层楼屋顶的高度。他日夜不停地吞噬着我们辛辛苦苦砸开的铁矿石，煤炭，和家家户户日常使用的铁锅，铁铲，学校的铁门。奇怪的是这个高炉的顶端还顶了一个大汽油桶一样的东西。我们不明白，在轰鸣着的鼓风机前扯着嗓子高声问穿着白帆布炼钢服的工人叔叔，人家叔叔同样扯着嗓子回答我们：为了提高炉温，鼓进去的空气先要在上面的大汽油桶里加热。 那些日子这座高炉日夜轰鸣，吐出的却是血红色的液体，冷却后变成布满气孔的黑色硬家伙，可是我们都把他叫做钢铁。 的确这就是钢铁，千百万张嘴都说这是钢铁，我们把这些宝贝疙瘩抬着，上面还覆盖着红布扎的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区委，领导郑重其事地接受下来，讲话，表扬，发奖状。 这些政治任务，或者说政治秀完成后，那座立过伟大功勋的“高炉”冷却下来了，成了我们爬上爬下玩耍的乐园。我们近距离地发现，这些高炉主要是一些块头很大的青砖垒砌起来的，每块砖上都有两行字，好像是此砖的出生证。后来我们知道，这些高炉就是原来很气派的水西门城墙变成的。 那时候总是说，除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外，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都相信。但是那年火热的高炉温度一降确实就是秋汛大雨。是不是失去了水西门这个古代设计好的城市西侧水患屏障，反正一辈子出门都不会不穿袜子的母亲，被动员到失去了水西门的外秦淮河防汛！还是夜里。 妈妈把我第二天的饭菜安顿好，让我睡下，冒着瓢泼大雨出去“放卫星”防汛了。至于母亲在防汛现场遭了怎样的罪我一无所知，只是第二天中午妈妈回来时鞋子袜子都没有了，一双缠过又解放了的半大小脚不可思议的穿了一双草鞋，趔趄着趟过庭院的积水到家了。我赶紧给母亲倒热水洗脚换鞋，奇怪她那双大脚趾压在其他脚趾下畸形了的脚，怎么能够穿上我在农村生活了几年都没有穿过的草鞋，从水西门走到家的。 妈妈说，在防汛工地，她们这些中年家庭妇女，连沾上了泥巴的大锹都拎不动，在泥里水里走了一会鞋子袜子都陷进去找不到了。后来区里一个干部把带她们来的街道干部骂了一通，说，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些什么人，赶快让她们回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