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唐小林 ■《带灯》换汤不换药的写作，只不过是贾平凹对其以往众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饭和文字大杂烩。贾平凹只不过是将《秦腔》中的张三，变成了《古炉》中的李四，再将《古炉》中的李四，变成了《带灯》中的王五。正因如此，《带灯》的外包装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对话，都是贾平凹对其以往旧作的自我抄袭和重复书写。 ■一个与活色生香的现代生活如此隔膜的作家，贾平凹对陕西农村的描写，永远都是停留在其几十年前农村生活的灰色记忆之中。因此，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今天，贾平凹笔下的陕西农民们始终个个都是土得掉渣。 作为一个对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作品有过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的读者，我始终认为，贾平凹的文学成就显然已被过分地高估，并且越来越被中国的某些文学批评家们过度地神话。我们无比痛心地看到，当今的某些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不是用一种文学和艺术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贾平凹的作品，而是犹如疯狂的追星族一样，把贾平凹作为自己顶礼膜拜和追捧的偶像，毫无节制地对贾平凹的作品进行集体哄炒和天花乱坠的吹捧。贾平凹的小说《秦腔》 出版之后，有的文学批评家就将《秦腔》飚捧为“传达了中国农村变迁非常丰富的信息，是一部表现农耕文明终结的作品。其写法上具有创造性，语言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具有一种飞翔的力量”。而当贾平凹的小说《古炉》出版之后，某些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又不顾事实地吹捧说：“这是我目前看到的中国大陆有关写‘文革’中最成功、最具个性的一本书，它对人性、国民性的挖掘极为深刻”、“这部《古炉》就完全放开了，写得智慧、深刻，艺术上完全按照作者的心愿来表达”、“我觉得这是贾平凹最好的长篇小说，是他至今为止最好的长篇小说”、“读《古炉》后的感觉，我就用‘震撼’来评价”。随着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带灯》在《收获》上的连载和单行本的新鲜出炉，中国文坛的浮夸风也迅速掀起了新的高潮。有的文学批评家称《带灯》：如此洞察幽微，入木三分，如此独特的社会生活发现，如此跃然纸上，熟悉又陌生的典型形象，如此的文学胆识，怎不令人钦佩而安慰，又怎不令人产生如铁锥挖心的内心之痛！“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带灯》所带给中国社会和文坛的不只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还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伟岸高蹈的人格”。这些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们天真地以为，仿佛经过这些吹捧之后，贾平凹的《带灯》真的就成为了一部具有“伟大的精神和伟岸高蹈的人格”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了。 尽管我们知道，贾平凹在其每一部小说出版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新作进行一次自我抬举和自我表扬，诸如将《废都》自捧为一部“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书；将一团乱麻，鸡零狗碎，无法卒读的《秦腔》 自封为是决心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将《古炉》的写作自诩为“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得过于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将《带灯》的写作虚夸为是“为了当代中国文学去突破和提升”。但是，贾平凹这些激情表白，丝毫也不能帮助掩饰其平庸的文学品质。我以为，《带灯》换汤不换药的写作，只不过是贾平凹对其以往众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饭和文字大杂烩。贾平凹只不过是将《秦腔》中的张三，变成了《古炉》中的李四，再将《古炉》中的李四，变成了《带灯》中的王五。正因如此，《带灯》的外包装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对话，都是贾平凹对其以往旧作的自我抄袭和重复书写。例如： 二猫说：收拾了？拉布说：不经打。只顾走。二猫说：你打掉了他三颗牙了？拉布说：哦，这忘了。你去敲吧，他还不了手了！拉布上了河堤。二猫说：你等着我。跑去敲元老三牙，元老三没动弹，元老三的两颗门牙被敲了，敲第三颗，发现嘴角处有一颗包了金的牙，他把包金的牙敲下来拿走了。 ——《带灯》 陕西南部的岚皋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森林深处的南宫山上一位老和尚坐化后，数百年肉身不腐，附近的一名游医自觉也功德无量，就用木板钉成箱子，自己坐进去，以重金买通一个山民从外钉死箱盖，可不足半年，箱板腐朽散裂，他化作了一堆白骨，让人嘲笑了一番还敲去了嘴巴里镶着的一颗金牙。 ——《老西安》 这说得马水平也心性高涨，醉后在镇政府撒尿，说：瞧吧，将来这里要长一株牡丹！而马水平一直还是副镇长，他撒尿的地方只生出一棵狗尿苔。 ——《带灯》 她（白雪）还在村里的时候，常去苞谷地里给猪剜草，她一走，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子里，脚窝子一直到苞谷深处，在那里有一泡尿，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回头能发现脚窝子里都长满了蒲公英。 ——《秦腔》 从以上的摘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贾平凹只需将在《老西安》中那个道听途说的“敲金牙”的故事的人物稍作变化，就成了《带灯》中敲元老三金牙的二猫。运用这种投机取巧的写作方法，《秦腔》中的她（白雪），摇身一变，就成了樱镇的马水平副镇长。于是，将蒲公英变成一株牡丹或者一棵狗尿苔，就完成了贾平凹在其新作《带灯》中的一段忽悠读者的文字游戏。在《带灯》接下来的描写中，贾平凹的这种文字游戏描写，简直就像洪水泛滥一样，弥漫在整个小说的字里行间。例如： 书记说：哦，单头蛇，单头蛇毒不大性欲大，你没有在手帕上让猫尿了，让蛇爬上去排精液，那样手帕在女的口鼻前晃晃，女的就迷惑了会跟你走？！ ——《带灯》 青年解释了半天，方是这里兴一种蛊术，即将猫尿撒在一块手帕上，再将手帕铺在蛇洞口引蛇出来，蛇是好色的，闻见猫尿味就排精，有蛇精斑的手帕只要在女人面前晃晃，让其闻见味儿了，女人就犯迷惑，可以随意招呼她走。 ——《怀念狼》 在这些工业化组装一样的描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性”描写是贾平凹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春药和刺激读者的兴奋剂。因此，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性”的泛滥，动辄就是肚脐以下三寸的描写和多如牛毛的黄段子。基于这种以大量的性描写来招徕读者的写作理念，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只要写到花和地形，就必然要如出一辙地写到生殖器。例如： 回到镇政府大院，两人穿上内裤在镜子前照，内裤上竟然还绣了朵玫瑰花。两人就咯咯地笑，穿上长裤了，摸摸屁股，还是笑个不止。竹子说：植物把花开在头上，咱却穿在底下。带灯说：其实也对着的。你知道花是植物的啥东西？竹子说：啥东西？带灯说：是生殖器。 ——《带灯》 花朵就是草木的生殖器。人的生殖器是长在最暗处，所以才有偷偷摸摸的事发生。而草木却要顶在头上，草木活着目的就是追求性交，它们全部精力长起来就是要求显示自己的生殖器，然后赢得蜜蜂来采，而别的草木为了求得这美丽的爱情，也只有把自己的生殖器养得更美丽，再吸引蜜蜂带了一身蕊粉来的。——《废都》 可以说，拿生殖器来说事，早已成为了贾平凹小说写作的一大“特色”。哪怕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荤笑话，贾平凹也可以在其作品中乐此不疲地反复讲下去。例如： 派出所人说你们聚众赌博不该抓吗？五人就矢口否认，派出所人便指着麻将桌说摊子还没收拾哩就抵赖？尚建安强辩打麻将就一定在赌博吗，我家里有菜刀是不是就杀人呀，我还有生殖器在身上带着就是强奸犯呀？！ ——《带灯》 屋里是个小厅，左右各一个小房，左小房门口靠着一个拖把，右小房门口有一个小木凳子，可以随手拿起来。我观察好了。他说：刚才来的那人是不是你们一伙的？我说：那是翠花的堂哥。他说：来打架呀？我说：你怎么能说他来打架的？他说：他手里提了个木棍。我说：提木棍就是打架呀？他说：出门提木棍那就是打架么。我说：你出门还带生殖器，难道你就是要强暴人？！ ——《高兴》 我说：“这是不是违反法律和道德呢？”赵宏声说：“我只给你法儿，至于你怎么用，给谁用，那是你的事。斧头可以劈柴也可以杀人，斧头仅仅是工具么。男人身上带着ⅹ，难道能说是有强奸嫌疑吗？” —《秦腔》 纵观贾平凹几十年的创作，我以为，今天的贾平凹，早已是一副名士派头，尽管贾平凹自称“我是农民”，但当今的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贾平凹可说是对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正因如此，贾平凹的作品才显得与当代农民的生活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时代早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农村早已是今非昔比。然而，在贾平凹的《带灯》中，陕西樱镇的农民们简直就像是生活在远古时代一样，邋里邋遢，无论是身上，还是家里，到处都是虱子。在贾平凹的眼里，整个樱镇，简直就是一个原始社会和虱子的世界。 我以为，在贾平凹的笔下，陕西的农民可说是被当成动物来欣赏的。在《古炉》中，我们就看见了与《带灯》中如出一辙的描写：“村子里突然间没有了响动，树下的人一时倒觉得无聊，吃烟的吃烟，打盹的打盹，要么解开了怀在棉袄里捏虱子。秃子金在杜仲树上蹭脊背，先是看着前边巷中一家灶房屋顶的炊烟，烟是蓝色的端端往上长，后来就歪了，软得像水中的草”。可以说，这种把无聊当有趣的描写，早已成为了贾平凹作品中的家常便饭。拿陕西农民来寻开心和出洋相，在贾平凹的小说中简直是举不胜举。在贾平凹的笔下，只要描写到陕西的农村妇女梳头，就总是会写到她们用唾沫来当“护发剂”的穷讲究和臭美。如： 天很快就黑了，女人溜下炕生火做饭。饭熟了，她一边等着男人回来，一边在手心唾口唾沫，抹抹头发。女人最爱的是晚上，她知道，太阳在白日散尽了热，晚上就要变成柔柔情情的月亮的。 ——《商州又录》 长期生活在西安城里，把玩陶罐，写字卖画，用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写小说的贾平凹先生，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中国的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新一代的农民工都学会了电脑上网，使用触摸屏手机的今天，在贾平凹的笔下，一个副镇长的家里，居然还要用唾沫来梳理头发。贾平凹先生这种为追求噱头而写小说的荒唐描写，可以说一直是其小说不接地气，要死不活的致命伤。在贾平凹看来，满身虱子和邋遢龌龊的农民才是其乡土小说最大的看点。就像赵本山的小品习惯拿中国农民的灰头土脸来寻开心一样，虱子简直成为了贾平凹先生的最爱。在贾平凹描写农村题材的诸多小说中，几乎每一部都离不开有关虱子的无厘头描写。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贾平凹在小说中对虱子是多么的喜爱有加。一个与活色生香的现代生活如此隔膜的作家，贾平凹对陕西农村的描写，永远都是停留在其几十年前农村生活的灰色记忆之中。因此，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今天，贾平凹笔下的陕西农民们始终个个都是土得掉渣。难怪贾平凹要借《带灯》中的人物竹子之口说：“我想，真要到没有虱子的时候了，樱镇人还会怀念虱子的。”在我看来，倘若樱镇没有虱子了，怀念虱子的绝不是樱镇人而只是贾平凹。试想，倘若没有虱子，贾平凹小说中这种把无聊当有趣的细节描写将从何而来？贾平凹的这种随意嫁接和肆意拼装的文字游戏又将怎样玩得下去？我甚至怀疑，倘若没有了那些毫无节制的性描写和无聊的噱头，垂垂老矣的贾平凹究竟还会不会写小说？其实，笔者在本文中所列举的，只不过是贾平凹小说创作中诸多病象的冰山一角，当代文坛上那些对贾平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文学批评家们，无论其将贾平凹的作品吹捧得有多么伟大，也丝毫不能掩盖贾平凹的小说，尤其是像《带灯》这样平庸之作的满身疮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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