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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阁制度与西方内阁制的不同

2014-03-03  中华教育...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内阁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一种行政体制,内阁成员由首相及各部大臣或部长组成。通俗的说,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中,内阁即是政府,为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  
  我国的内阁制最早始于明代,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了当时的丞相胡惟庸,并借此废除了中国封建政治中传统的丞相制,以相权分六部。明成祖时开始选派品秩较低的文官当值文渊阁,参与机务,始称为“内阁”。因此有很多人将明代的内阁与西方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内阁相比较,认为由于内阁的出现,明代是否也是君主立宪制或出现了君主立宪的趋势?所以我写了这篇东西,简单阐述一下个人的一些观点。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政治权力的争夺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中央和地方,另一条就是皇权和相权。斗争的结果非常明显,地方权力及相权逐步缩小,中央集权和皇权不断强化,直至明太祖废除丞相制,皇权则是达到了空前的强化。朱元璋诛杀了胡惟庸后,废丞相制,罢中书省,设置“四辅官”,不久又罢。洪武十五年(1382)仿照宋代制度,设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秩皆正五品,为皇帝顾问。明成祖即位后,委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午门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可以看出,明代的内阁在成立初期,阁员的品秩是很低的,都是一些五六品的小官,他们的职责也仅是:“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虽然后来内阁大臣的职权不断加重,其中内阁首辅更是位高权重权压群臣,出现了如徐阶、高拱及张居正等一批名垂千古的柄国重臣,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制约皇权,纵然实现短期的制约,也会遭到强大反扑而最终难逃被清算的结局,如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抄家。原因在于内阁的权力本身就是依附在皇权之上的,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其的信任程度,皇帝要是不高兴,要换要杀都是一句话的事。
  
  自始至终,明代的内阁都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关,只是属于皇帝的内侍机构,其职权大小没有法律保障,所以很难对皇权形成制约。明代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属于三角构架,分别是皇帝、大臣、太监。内阁对国事具有票拟权,皇帝对内阁的票拟意见若是同意即可批红盖印生效,后来皇帝将批红盖印的权力转到了司礼监,从而强化了太监的权力,形成大臣和太监相互牵制的局面,而最后的裁决权却牢牢地把握在皇帝手里。因而,有明一代有过一大批叱咤风云名垂青史的名臣,也出现了很多为非作歹遗臭万年的太监,无一例外都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然而无论他们的权力膨胀到何种地步,却始终无法威胁皇权,皇帝一旦不高兴,无论你是内阁首辅还是司礼监掌印,杀头抄家充军流放都是说不准的事。比如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夏言,善理政务且为人刚正,颇得嘉靖皇帝信任,当政十余年,是明代唯一一位获领上柱国衔的大臣。后来却因严嵩的诬陷而被嘉靖处以弃市,堂堂首辅,身首异处。还有那位极品太监魏忠贤,因为得到天启皇帝的宠信而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号称“九千岁”,连当时的内阁首辅顾秉谦都要给他做干儿子,可谓权倾天下。然而天启皇帝一死,他就被崇祯皇帝抄家处死,瞬间完蛋。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的内阁,英国的内阁起源于18世纪,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在英王威廉三世时,枢密院与外交委员会已有内阁之称。1717年以前,内阁会议习惯上由英王主持,1717年之后,当时英王乔治一世由于不懂英语而不再主持内阁会议,于是内阁会议改由一名大臣主持,这样就产生了首相职务,并形成了英王不得参加内阁会议的惯例。在1689年和1701年,英国议会分别颁布了《权利法案》及《王位继承法》,这两个法案确立了英国“议会至上”原则,是迈向君主立宪制度的重要一步,议会逐渐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此后,英国的内阁由议会产生并且对议会负责,虽然内阁成员名义上要经过国王的任命,但是都是形式上象征性的。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国王的活动多属礼仪性质,不但无权干涉政事,而且的一切政务活动完全服从内阁的控制和安排。正如某位英国内阁首相曾经评价英王:“只要议会和内阁通过,纵使把他的死刑判决书送到他面前,他也不得不签字。”但作为统而不治的国家元首,英王个人还享有崇高荣誉和尊严,以及其他诸如不纳税、不被起诉等特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代正是封建皇权空前强化的时代,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内阁根本无法对其实现真正制约,充其量就是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而已,所谓像英国一样君主立宪限制君权,实在是一个遥远的童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因为内阁的存在,所以即使明朝的皇帝们不上朝理政,国事也不会荒废,因为国家机器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只要给予内阁权力,皇帝再怎么潇洒都无所谓(如明武宗和明穆宗),这一点明朝的皇帝们和英国的国王们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明朝皇帝们是自愿放权的,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再收回来。而英国的国王们是受法律的限制而被迫放权的,即使想收回来,他们也无能为力。具体再作如下入归纳:


首先,源泉不同。我们的内阁制度是明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废掉宰相一职使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后逐渐形成的,而西方的内阁制度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一些政府要员在一个小阁楼里开会而逐渐演变来的,不知文中作者说“明朝的这套先进的内阁制度被西方广泛学习”,这样的观点从何而来?

其次土壤不同。我们国家没有西方那样浓厚的民主传统,西方历史的源泉是什么?大家应该不能否认是雅典和罗马吧,雅典,就不说了,它的执政官是选出来的,公民会议的权力(即公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罗马,从共和国时期一直到后来帝国的崩溃,元老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西方议会制度的来源。奴隶制民主尚且如此发达,何况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那个时代是什么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欧洲发展到中世纪后,君主就很少有中央集权的,封建领主在各地就是土皇帝,例如法国,直到路易十四(路易十六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了)才开始有一点中央集权(照比我们从秦代形成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晚了一千多年),所谓的中央政府是各大封建主妥协的结果后来的,所以必须在中央政府有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这就是所谓上议院(贵族院)的由来,而平民即有一定财产的中产阶级,包括市民、商人、小地主(farmer也称为自由民),不包括农奴(helot)也要有自己说话的地方。

讲到这里,说点题外话,为什么我们在封建社会创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而西方却步入中世纪的黑暗,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的封建制度是经过奴隶制社会自然形成的,完全摈弃了奴隶制度的弊端,从鲁国开始的封建化改革,秦、魏、楚都是摒弃了西周的全部经济制度(土地公有)、政治制度(贵族世袭)才获得成功的,换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没有特定的贵族阶层(当然有例外,形成于东汉末年豪强政治,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有士族和庶族之分,所以这一时期也很糟糕,很快就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历史的尘埃)。政体是建立在中央高度集权制度下,因此阶级分部是金字塔状的,而且我们的封建土地制度的主体是有一定土地的自由民,他们向国家纳税,是国家收入的的主要来源。并且,我们有很先进的考试制度,平民出身的人也有参政的机会。这是我国封建王朝的根本,所以每当土地兼并、高度集中,自由民数量急剧下降就会爆发大规模流民起义,直至摧毁这个王朝。中国的农民是宁可当流民、甚至起义也不愿意依附地主成为农奴(我们叫佃户)的。而西方,他的封建制度脱胎于奴隶社会,进化的并不彻底。想想欧洲的封建国家是什么人建立的?是日耳曼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斯拉夫人,他们是从原始社会意识形态(当然有了一点奴隶制社会的意识)通过对罗马的征服而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对奴隶制社会抛弃的并不完全,就像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其本质还保留落后制度的残余。所以欧洲普遍盛行农奴制,农奴制是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一种制度,农奴人身没有自由,政治权力低下,可以说完全没有参政的资格,在军队也一样,高级军官都是由出身世袭贵族家族的骑士把持,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俄国彼得一世改革首先就是从废掉农奴制开始的。另外,贵族世袭,使得政权长期为一个阶层所把持,封建社会初期,贵族阶层很少,但是由于世袭制度里的贵族阶层也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所以欧洲的农民起义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都是我们所不能比拟的,例如捷克农民起义等等这里不做详解了。所以,我们在封建社会创建了繁荣灿烂的文明,而欧洲却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摸索了近一千年。

言归正传,正因为中产阶级的存在,才使得平民也必须有自己发言的地方,毕竟是民主传统嘛,这就是所谓下院(平民院)的由来。正因为有这样的民主传统,才使内阁制度在西方形成、发展后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我们在民国初年把议会制、内阁制度从西方搬回来却不适合是我们的原因了,我们没有使其成功的土壤。看看今天的世界,内阁制度也就是在西方适用,泰国也实行君主立宪、内阁制度可是政局稳定吗?前几天还爆发军事政变了。大家也许说那日本的内阁制度很成功,读过历史的人都清楚,日本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内阁和明清的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拟稿的写作班子,并且一点不稳定,经常发生阁员甚至首相被杀事件。直到军人内阁形成开始武装扩张后。战后的日本经过美国改革,没有了军人内阁,可是内阁由谁把持?自民党,也算“一党专政” 吧,自民党总裁就是日本首相。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内阁制度吧。

其次,身份和职责不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帝旨意的执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谓的阁员,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旨意的拟稿人而已,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内阁制度不是权力分化的结果,内阁成员既行使立法权(当然不能违背皇帝的旨意)、又拥有行政权(内阁成员多是六部要员),还行使司法权(内阁中包括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督御史);而西方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而形成的,执行的是议会的决议,代表议会、代表国家元首行使国家行政权,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最后,植根之制度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认为这是铁一样的规律,离开这一规律,任何人文社会的研究都无从谈起。在明代,我们在长江中下游诞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相对于几千年来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中国,它的力量太渺小了,而且几千年的传统使得所谓的“资本家”即使通过资本运营赚到了钱也不可能有几个人有意识去扩大再生产,而是落入一个怪圈:经商-赚钱-买地-收租-当地主,从而成为可能的资本家又变成了地主,毕竟,商人再有钱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同时,因为我们有先进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而使平民有参政的机会,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想:“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权利”,“去立法”还是怎么样。当时都想通过科举考试去参政,这才是正途。所以就有了弊案,有钱人(也许会是当时所谓的资本家)就会想通过贿赂或是其他不正常手段去参加考试,不过很多人还是通过寒窗苦读去科考的,当然也有捐钱当官和买官的。而一旦成为官员又有很多官场上的浅规则等着他学习,慢慢也就成为皇帝的忠实奴才了,而且入仕以后已经可以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思考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使自己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问题了。西方是不同的,封建社会时期政权是被贵族阶层垄断,“资本家”即使再有钱也没有参政的资格和权利,只能在下议院发发牢骚,对国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尊严随意被贵族践踏、利益被随意损害,为了参政、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去思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但是资产阶级胜利之初,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开工厂的、还有农场主、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世袭贵族,所以就有了利益上的分歧也就有了争论,于是政党诞生了。有了政党才使得现代内阁制度成为可能,当然近代的政党政治和我们唐代、明代的党争完全不一样,政治基础不同嘛。一个政党通过选举取得了组织政府的权力,不得不组织一些人管理国家,根据职责分配国家公权力,通过对公权力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管理,“合法”地实现本阶级(或者说本利益集团)的利益了,西方的内阁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民主政治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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