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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的故事

 乌梁素海书斋 2014-03-03

 

 

粮票的故事

 

内蒙古乌梁素海□李爱民

 

星期天,刚上小学的孙女放了假,在家里玩游戏。她的一套“卡通”玩具不知道放在了什么地方,只好翻箱倒柜地到处找。无意间,她从我早年用过的写字台的抽屉里翻出来一沓全国粮票,高喊着:“爷爷,我找到了一副小扑克,咱们玩扑克吧。”我被她天真浪漫样子逗乐了,忙给她解释说:“这不是扑克,这是我们原来买粮食用的全国粮票。”她瞪着眼睛不解地问我:“什么是粮票?难道你们原来买粮食不花钱吗?”我回答说:“我们原来买粮食也花钱,但还得用粮票,粮票是国家规定给每个人供应的数量,每人一份儿,大人按不同职业、孩子按岁数大小,按月发给人们买粮用,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回答了她得问题,钩起我多年前往事的回忆。有两件关于粮票的往事,使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于是,我给孙女讲起了粮票的故事。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在北京海淀区的一所大学读书。每逢星期天休息,我们都照例出去逛街。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和同学刘怀金到前门大街大栅栏游玩,这里离学校较远,路上要倒两次车。一小时后,我们到了前门。我看见前门电影院售票处排着很长的队,过去一打听,才知道影院正在上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前些日子就听别人们说过,这部片子很好看,故事情节特别感人,催人泪下。机会难得,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决定买下午四点钟的票,看完电影再返校。我们买好了票,就逛大栅栏、天桥、天坛。中午想晚些时间吃饭,吃完饭就看电影,看完电影回学校,什么都不误。


下午一点多,我们的肚子饿的咕咕叫了,我们返回前门电影院附近的正阳饭店准备吃饭。饭店里供应的是快餐,有大米饭和几个早已炒好的家常菜。来这里吃饭的人很多,他们都操着全国各地的乡音,熙熙攘攘的,看起来都是路过北京的流动人口,也是来前门大街观光的。饭店大厅的售饭台前,排着两条买饭的长队。我和刘怀金各排了一队,眼看就要轮到我了,却听见刘怀金朝我大喊一声,说他忘带粮票了。我急忙掏口袋,发现只有几块钱,也没带粮票。原来,我们出来时没打算在外面吃饭,是为了看《卖花姑娘》,才改变了计划。现在返校吃饭是不可能了,只能在外面吃些等着看电影。服务员见我们没粮票,一摆手,把我们清除出了买饭的队列。


我们俩你看我,我看你,心里打着主意。等了一会儿,买饭的人少些了,我俩抱着一丝希望又排了一次队。我们向服务员说了不少好话,想加倍付钱买两碗米饭,回答是:“我们这里不卖高价饭,如果我们光收钱,不收粮票,我们到粮食局也买不到大米。”说的挺有道理,看来这顿饭我们是吃不成了。肚子饿得直叫,怎么办呢?刘怀金出了个主意说:“我们平时上街,看到要饭的,也都给过他们钱和粮票,现在轮到我们自己头上了,没准儿也能碰着好人。我们拿钱找人买上一斤粮票吧。”我想拿钱买粮票是等价交换,应该不算丢人吧!为了吃饭,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是开口难。堂堂的大学生,要做这种向人求情乞讨的事,还真有点难为情。我们俩互相推让,谁也不愿开口。最后决定我们一人找一个,谁成功了也算。


我想解放军的觉悟最高,就选个解放军试试。我找了个三十多岁的军人,他穿的是带四个兜的军服,我断定他是个军官。我上前搭讪,说明了情况,想拿钱向他买一斤粮票。他却说:“我是外地的,路过北京,身上带的都是地方粮票,只兑换了十斤全国粮票,已经花的差不多了,所以……。”我的出击失败了。再看刘怀金,他正在接受一个好像是国家干部模样的人的训导:“国家规定不准倒卖粮票,你们这是投机倒把行为!” 其结果可想而知,粮票没买到,却白白给工农兵大学生丢了一次脸。


肚里饿得直叫唤,我们眼看着一大笸箩白生生的,冒着热气,香喷喷的大米饭,就是吃不上。我们赌气不再相信别人,也再不依靠别人了,也不要再丢人了,干脆饿着肚子看电影。忽然,我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饭店的菜盆里有素丸子,丸子里有淀粉,吃丸子也能解饿。丸子是菜,买菜是不要粮票的。我们俩买了四份素丸子,狼吞虎咽地吃了就去看《卖花姑娘》了。在那个年代,没有粮票就吃不上饭,有的人还拿粮票换铜瓢、换铝盆等,不过,都得偷着换。


我们学院在郊区有一个校办农场,农场里有几十亩稻田。平时,农场的领导雇着几个农民进行田间管理。到了农忙季节,学院的领导、系领导、教授、老师和学生们也都轮流到农场参加几天劳动。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们班的学生到农场收割水稻。秋天的稻田,一片丰收景象,沉甸甸的稻穗整整齐齐地列队弯腰,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们学生都是工农兵出身,个个都是劳动能手,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劳动完了,系里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五十斤大米票,我们凭票可以在食堂里吃大米饭。同学们都异常高兴,非常感谢院领导的关怀。能吃到这么多大米饭,这对我们平时老吃玉米面发稿、高粱米、红薯干的学生来说,是件最惬意的事。特别是我们吃着自己插秧、自己收割、自己脱粒的大米饭,觉得格外的香甜。


正当我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学院军宣队的领导下了指示,让我们把大米票退回去。理由是:学院给我们发大米违反了国家粮食政策,占了国家的便宜,是本位主义思想作怪。提醒我们要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拉拢……。学院领导和系领导也因此受到了批评,军宣队的领导指示我们立即纠正。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不服气。我们吃自己种的粮食,有什么错?难道我们只能拿自己种的大米去换玉米面吃才对吗?领导老师们都不敢吭声,我们工农兵学生不怕,大家串通好了都不去退,有的学生还去找军宣队的领导理论。最后军管指挥部的李总指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三条处理决定:一、大米交售国家,再反供回来,抵顶粮食供应指标。二、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掏钱购买。三、因为这是非粮食生产单位生产的粮食,未列入国家计划,可以取消粗、细粮分配比例。这样,我们的大米票就不退了,只扣了我们一个月的供应粮指标。我们为取得的这个胜利欢欣鼓舞。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个年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匮乏,生活资料短缺。如果不按计划办事,势必导致一部分人吃不上饭。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有限的资源一旦平均到每一个人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为了保障全体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国家利用各种票证来分配各种物资,借以平衡全社会的各种需求,让大家都有相对公平的所得份额,在当时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当时的日子过的虽然清贫艰难,但大家都乐道于它的公平,我们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度过来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国家的粮食储备充足了,国家放开了粮食市场,取消了凭票证供应粮食的制度。我们现在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我们除了要感谢党和国家的英明领导外,还应当感谢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票证”。


故事讲完了,孙女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不知道她听懂了还是没听懂。

 

(刊登于《乌拉山文艺》创刊号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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