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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开始，一批批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家从欧洲起航，向东方寻梦。此时，处在物质文明极盛时期的中国，是西方人眼中遍地黄金珠玉的聚宝盆，瓷器、丝绸、香料……中国制造承载了无数欧洲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他们迈向远东的脚步越来越近，对中国的威胁也越来越近……  丰收与归航。贸易和殖民是欧洲海上扩张的两大动因。自1595年起，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到1602年，为避免彼此过度竞争而导致的内耗，它们合并组成了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丁香、肉桂等商品的交易中一度享有垄断优势。图中即为1599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公司的舰队。 历史学家小约翰·威尔斯撰写的《1688年的全球史》，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光怪陆离的景象：在那个木质船扬帆大海的时代，奴隶、运奴船、好望角、非洲、中国的康熙、俄国的彼得、凡尔赛、伦敦……都以某种并非严格的方式，与物理学家牛顿、哲学家洛克和数学家莱布尼茨走到了一起。威尔斯教授想告诉人们什么呢？——这一东西杂烩的景象，实质上是15至18世纪欧洲海外扩张的一种折射。 这一折射，今天读来，颇为惊心，因为当我们回看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时，便会发现，欧洲的海外扩张政策实行之日，就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噩运来临之时。尽管，这个政策的起航时期，中国对于欧洲来说，还只是一块无法企及的高地，来自中国的物品及生活方式，频频输向西方，即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风”。但随着西方向远东每靠近一步，欧洲对中国的威胁，也每近一寸。后来的历史真真切切：秀色终于变成新帝国的美餐。 我不敢说，这一结果早在计划之列，是个阴谋制作，但欧洲海外扩张的本质是什么呢？刮向欧洲的“中国风”是中国主动向外输出的结果吗？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也许就可以得到答案。 “近代的堂·吉诃德们” 15-18世纪，欧洲大陆经历了一次次风暴的洗礼。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场思想文化运动，与尼德兰、英国、法国三场政治革命交错呼应，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整个欧洲出现了大旋转。而恰在此时，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等航海家，从籍籍无名的小卒迅速崛起，甚至一跃而成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君主们密切关注的焦点。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利益在驱动着，它同时也是葡、西两国海外探险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寻找贵金属、拓展国际贸易、开拓新的疆土。  英国的“三角贸易”。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局面，为挽回损失，18世纪末，英国采取了“三角贸易”的经济策略，通过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销往中国，再用赚回来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为巩固这种贸易关系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英国最终发动了鸦片战争。图中女子手中挥舞着的就是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旗帜。 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西南角，尽管与西班牙、英国、法国相比显得无足轻重，却在对外扩张方面占据先机。葡萄牙王室更倾向于通过海外冒险来寻求强大。约翰·巴克勒在《西方社会史》中告诉我们，欧洲人探险和控制海外领土的开端始于1415年，这一年，葡萄牙在摩洛哥北部占据了一座阿拉伯城市休达，这么做的目的“包括仿效古代伊比利亚的十字军，向穆斯林传布基督教，寻找黄金，寻求一条直达印度香料市场的海上航线，寻找传说中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统治者、祭司王约翰。”国王约翰二世(1481-1495年)统治期间，“葡萄牙又在几内亚海岸线上建立了贸易港口和边界贸易站。接着，葡国船只满载着黄金到达里斯本，到1500年，又控制了欧洲的黄金流通。” 在这段文字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黄金。14世纪中叶，一场鼠疫曾经夺走了欧洲大陆五分之二人口的生命，葡萄牙人凭借强大的免疫力侥幸活了下来，却又因为人口急剧膨胀而加速了国内矛盾的激化。从东北部西班牙通往葡萄牙的商路因之受阻，生活必需品供应量急剧减少，价格暴涨。再加上葡萄牙用于铸造货币的黄金几乎完全依靠进口，此时供货渠道不畅，又使得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成色不足，信用降低，葡萄牙经济一度陷入绝境。 事实上，14、15世纪，不只是葡萄牙，整个欧洲都被“黄金荒”所困扰。美国人辛西亚·克罗森在《财富千年》中写道，此时欧洲黄金的基本来源是德国萨克森、奥地利蒂罗尔和匈牙利的金矿，但原始的开采技术却大大限制了生产。再者，欧洲在东西方贸易中长期逆差，亚洲人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他们用自己的货物掏空了欧洲人口袋里的黄金白银。贵金属大量涌向东方，原本就缺钱的欧洲人，一旦得到黄金，只想把它牢牢攥在手里，从而使市面上流通的黄金越来越少。据说，因为黄金短缺，欧洲人甚至把一个教堂的十字架熔化了拿去铸钱。 到了16世纪，为避免经济停滞和衰退，欧洲迫切需要向海外寻找贵金属。1492-150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君主的支持下四次航行美洲，发现了加勒比海域内的所有重要岛屿——海地、圣萨尔瓦多、波多黎各、牙买加、古巴和特立尼达，还有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虽然他至死都坚信这些岛屿属于印度海岸，但他的发现却掀起了一场影响世界的美洲热。成千上万(后来更达到几百万)的欧洲人向美洲移民，大量黄金白银从美洲流出，为陷入困境的欧洲经济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这样写道：“在1520年到1530年间，西班牙人利用当地人开发秘鲁的金矿和墨西哥的银矿……从那时起，直到16世纪末，美洲的金银矿藏将要告竭的时候，从美洲流入欧洲的金条难以计数。1540年以前主要是黄金；此后是白银了。” 海外扩张变成了一种抢夺贵金属、拓展国际贸易、开拓新疆土的特殊手段，而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其中的主要动因。不止欧洲君主期望通过支持探险活动来为自己谋取巨额财富，就连误打误撞地邂逅美洲的哥伦布，也并不想成为一个荣耀缠身却身无分文的探险家——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贸易发大财。 耶稣会教士也不甘其后。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简化了宗教仪式，关闭了大量的修道院，教会财产被没收，世俗政府又将宗教事务掌控在自己手里。为了挽回局面，罗马教廷一方面建造豪华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来彰显天主教会的神圣，另一方面则加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印度等地传教，以期弥补教会在西方遭受的损失。 而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失意者，被指为宗教异端，根本无法在家乡安身立命，也只得铤而走险，期望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为自己谋得一个居所。 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支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近代骑士团，他们就像塞万提斯笔下那个视风车为妖魔并与之作战的堂·吉诃德一样，准备仿效古代的亚历山大，通过再一次对东方冒险，实现自己的欲望。尽管塞万提斯本人一再声明，他写《堂·吉诃德》只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但事实上，他“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批判正在出现的咄咄逼人的近代骑士。按照他的说法，近代骑士命运多乖，正如那个50多岁的穷绅士堂·吉诃德一样，满脑子尽是游侠冒险的荒唐念头，一直要到临终前，才回光返照幡然悔悟。 到东方寻梦 尽管为欧洲扩张而组建的近代骑士团形形色色，但到东方寻梦却自始至终是这一活动的主旋律。 马可·波罗的游记无疑是诱使东方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为欧洲描绘了一个遍地黄金的中国，尽管其中的用词明显言过其实，但他提到“黄金”的频率却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有人统计过马可·波罗花费在黄金白银上的笔墨，发现这些描述远远多于他对其他西方畅销品(比如香料和丝绸)的关注。他说，一眼望去，中国国都的皇宫“到处都是黄金与壁画”。他还曾见过苏州人在过年时挂的一种四英尺大小的灯笼，做灯笼用的材料是黄金、白银、珍珠、宝玉…… 马可·波罗演绎的这个中国梦，点燃了欧洲对中国的热情。李伯庚告诉我们，1492年，哥伦布起航前，就曾读过刚刚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根据他的航海日志，我们发现，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正是黄金和珍珠，做的是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发财的美梦。不过，哥伦布虽然注意到中国的东方是海洋，其中有许多岛屿，但却经常把地理方位弄错。当他的船只在加勒比海逐岛前行时，他竟误以为快要到达日本和中国了，可以把西班牙国王签署的信当面交给远东的天朝大汗。 一个航海家尚且做着到中国淘金的美梦，对于商人来说，可能带来巨额利润的瓷器、丝绸和香料自然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主要动机。商人若望·达恩波利在1515年11月15日从马拉巴海岸的科钦寄出了一封信，他希望欧洲人相信，中国有经商的习惯，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与其相比，“我们不过是个零”，“这块土地盛产细白的丝，每坎塔罗(Cantaro)价值三十铜币。那里来的东西令人惊叹；说老实话，这里(指欧洲)有的都不算什么。” 到中国开创新局面。欧洲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会损失惨重。罗马教廷期望通过向东方传教，为教会赢得一个新局面。在此背景下，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陆续被派往中国，奠定了耶稣会在华的基业。右图是清中期西方画家笔下的浙江普济寺，寺前的十字架表明此地正深受西方教会的影响。 不难想象，达恩波利形容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新奇的中国商品，一到欧洲便大受欢迎，李伯庚说：“欧洲的海运商人在印度和中国海岸建立了一连串的商站，各种香料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满足了欧洲人的需要，又刺激起了更大的需求。”按照荷兰学者凡·莱厄统计的结果，仅162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求中国供应的瓷器量就多达6.45万件。即便海路运输风险极大，但只要能把货物平安地运抵欧洲，商人们就能赚得钵满盆满。不过，令他们捉摸不透的是，尽管每年要将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送给”中国，中国却似乎并不领情。葡萄牙商人来华后，在中国沿海一带设立了许多贸易基地，但很快就遭到中国政府干涉，一个个被拆除，只剩下1550年建立在珠江三角洲一个小小半岛上的澳门，因1557年后获得中国当局的认可，才被保留了下来。 与商人不同，传教是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重要动机。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12月在珠江三角洲的上川岛逝世，他留下告诫：要向远东传播福音，必须先从中国开始，他为自己只在广东一个偏僻之地逗留而深感遗憾，期望后来者能够进入中国腹地，了却他的心愿。1601年，这个心愿由利玛窦得以完成。 利玛窦在1582年抵达澳门，开始在那里学习中文。1595年，他从肇庆北上，先后抵达南昌、南京和北京。为了传播福音，他甚至“入乡随俗”地披上了僧人袈裟。除了传教，利玛窦还参与了中国历法的修订，并在1605年5月12日致信罗马阿耳瓦烈慈神父，要求罗马“派遣一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而他本人对中国儒学也有精深理解，认为儒学的思想目的在于建立“政治清明的国家，本质上没有任何反天主教信仰的要素”。继利玛窦之后，17世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殷铎泽，在1662年编著《中国智慧》一书时，收入了两本中国儒家经典译著。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文化，跟随着近代骑士的东方之旅，被带回欧洲，引起了轰动效应，这就是“中国热”。北京大学主攻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研究的高毅先生认为，尽管17-18世纪法国文化只在中国留下极为有限的影响，但中国文化却对法国文化机体有着强力渗透。以瓷器为例，早在1677年，法国人夏尔丹就在布撒诺开设瓷厂，试图仿制中国青花。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在中国瓷都景德镇住了整整10年，说是在传教，实际上是在做“工业间谍”，搞了大量有关瓷器生产的情报，并随同制瓷原料标本一起寄回法国。位于塞夫尔的王家工场遂根据这些资料积极改进技术，终于在1769年烧出了硬质瓷器。除瓷器外，中国的园林艺术、审美情趣、生活方式都对法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启蒙哲人狄德罗曾赞美儒学“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而伏尔泰则赞赏中国历史著作的可靠性，称“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无论如何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人道”的民族。 不过，我们也不能忘了欧洲人探险的另一个原因——寻求拓展海外疆土的机会，为此目的，他们常常需要把被探险地区的人们塑造成原始的、未开化的形象，以此来刺激对这些地区的征服。这种几个世纪都无法抹去的偏见，也同样被移植到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在一封1515年6月6日寄给朱利亚诺·美第奇公爵的信里，一个叫科尔萨利的人就形容中国人“面部丑陋，眼睛很小”。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他们也曾试图对中国发号施令，不过显然选错了地点和时机。1701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派遣铎罗作为主教、特使和教廷巡视员，到中国觐见康熙皇帝，在祭祖尊孔问题上大放厥词，导致康熙的不悦。据罗光所著《教廷与中国使节使》，“游畅春园(6月30日)时，康熙面谕铎罗：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将来若是有人主张反对敬孔敬祖，西洋人就很难再留在中国。”可见，在中国国力仍然强盛的时候，欧洲来华的探险之旅，还难以获得像西班牙在美洲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 至于“中国风”为何会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迅速兴起，我与高毅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文化，作为非西方文化的首要代表，却还是注定要成为当时面向世界的法国人的首要关注对象。而中华文明在那个时候也的确辉煌到了极点，非常引人瞩目，只是当时的法国人大多都还看不出来，那已经只是一片灿烂的晚霞。” 当19世纪来临，以强迫贸易的名义施以军事侵略、文化侵略的欧洲人，终于找到了开启中国大门的钥匙——鸦片，“中国风”风光不再。 (选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期 撰文/朱孝远)
(责编：do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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