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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祸小考——从乌台诗案到车盖亭诗案

 一寸大海 2014-03-05

 一般人都只是知道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因为坡公的文章诗词妙天下,故历来学者多注意之,多同情之,多谴责新党之陷害之。其实文祸在北宋并非苏东坡一人所遭,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冤枉的一个。大家多知道苏案,只是因为坡公有名耳。早在仁宗朝,就有文祸,如庆历四年丘濬因诗讪谤朝廷遭降,《续长编》云:

    乙亥,卫尉寺丞邱濬降饶州军事推官、监邵武军酒税。上封者言:“濬先作诗一百首,讪谤朝政,言词鄙恶,兼以阴阳灾变,皆非人臣所宜言者,传布外夷非便。在杭州持服,每年赴阙,逐处稍不延接,便成嘲咏,州县畏惧。又印书令州县强卖,以图厚利。去年朝廷以无名诗严敕禁捕,近又有赋咏传写。如濬使在京师,必须复妄谤好人。国家多事之时,亦宜使邪正区别,风俗纯厚,无容小辈敢肆轻易。”故有是命。仍令福建路转运提刑司,常切觉察,如有违越,并具以闻。此据会要,乃五月十四日事。始,执政欲重诛之,上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有郇谟哭市,其斯人之徒欤!”乃薄其罪。此据张唐英政要。(卷一四九)而后,庆历八年,翰林学士李淑又因写了一首怀古诗《周三陵》而遭祸。据《续长编》庆历八年十一月条云:

    十一月乙未朔,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知制诰、史馆修撰李淑落翰林学士,依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加龙图阁学士、集贤殿修撰、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初,淑奉诏撰陈尧佐神道碑,少所推称,其家积憾,求所以报。会淑尝作周陵诗,有“不知门外倒戈回”之句,国子博士陈求古者,尧佐子也,因上淑诗石本,且言辞涉谤讪,下两制及台谏官参定,皆以谓引喻非当,遂黜之。淑累表论辨,不报,因请解官侍养,许之。淑侍养得请,乃此月癸丑,今并书。(卷一六五) 

    李淑所涉谤讪诗句,《邵氏闻见后录》有详载:

  庆历中,翰林侍读学士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云:“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上命淑作《陈文惠公尧佐墓铭》,淑书“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及有“愎弗咸”等语。陈氏子弟请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陈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诗》于石,指“倒戈”为谤。上亦以艺祖应天顺人,非逼伐而取之,落淑学士。淑上章辨《尚书》之义,盖纣之前徒,自倒戈攻纣,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经术,待之如初。宋内翰祁曰:“白公云‘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其献臣之谓乎?”献臣,淑字也。为文尤古奥,有樊宗师体。(卷一七)

    丘濬案是遭言事官弹劾,而李淑案则是被仇家断章取义加以构陷。但后来,其诗依然被联系到政治问题。在皇祐三年,包拯等又劾李淑此诗。《续长编》有载:

    乙未,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知制诰李淑落翰林学士。

    淑始除父丧,以端明、侍读二学士奉朝请,寻复入翰林。谏官包拯、吴奎言:“淑性奸邪,尝乞侍养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养,又复出仕,有谋身之端,无事亲之实。作周三陵诗,语涉怨愤,非所宜言。且陛下事章献太后,母子之际,无纤介隙,而淑志吕夷简墓,有过猜鸡晨之语,深累上德,宜夺禁职,以戒怀奸隐慝之臣。”故有是命。(卷一七一)

    如果说陈求古还是因个人的恩怨报复,那么包拯等的弹劾是将李淑之怀古诗联系到仁宗朝的政治权力斗争了。“怨望”之词和“讪谤”是同罪的,李淑遂成了牺牲品。嘉祐四年李淑因屡遭诗案,郁郁而终。神宗登基,一心图治,改革自仁宗以来的弊政,重用王安石,实施变法。荆公抑制兼并,夺富人之钱为苏氏兄弟所不满,加上老苏和安石结下的梁子,二苏对新法是很抵触的。苏东坡任地方大吏,对新法之弊多不买帐,作诗文多有讽刺。他的朋友陈后山就说他的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而沈括到苏州后得其诗,遂加以研究罗列,告李定等,因此下东坡狱,成乌台诗案。后缘神宗怜其才,不杀贬黄州团练。客观的说,坡公对新政确有讥讽的,他的下狱,不完全是冤枉的,如果是在唐朝,早就掉脑袋了。

    元祐期间,旧党上台,他们仗高老太后之势,废除新法,报复新党士人。李定等首遭贬斥,为东坡报仇。蔡确贬知安州。吴处厚因个人之怨,得确《车盖亭诗》,以此诗讥讽太皇太后,蔡确遭贬南恶之地,处厚得擢。但因蔡确乃新党之人,历史上文学亦不甚有名,又被列入《宋史奸臣传》遂无人替之冤枉。其实蔡确无论是否是所谓的“奸邪”小人,《车盖亭》诗案完全是冤案诗祸,与乌台无二。后来,绍圣年间,新党又上台,旧党遭到了报应,苏、黄等著名文人无一幸免。坡公到海南吃芋头喝凉水,朝云死路上。这些都是历来学者流泪的地方。但他们都忘记了蔡确也是死于南方瘴死之地。

    从乌台到车盖亭诗案,演变着北宋政治斗争的内耗。宋人君子小人的道德批判不仅影响着当时人的判断,而且继续左右着今天的学者。关于北宋党争,大陆学者的著述可谓多矣,但大多数没有走出道德评判的习惯牢笼,很少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去深思士大夫的这场内耗式的斗争,而只是把眼睛放在文学成就大的人身上。而且以文学成就高低作为判断人物好坏的标准,把历史简单化。诗案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理解一个时代是非常困难的,解释它更困难,但必须有历史宏大的视野,没有这个,就没有真正的学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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