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对死在地铁口的公民负责

2月17日上午10点29分，35岁外企女经理梁娅倒在深圳地站出口台阶，保持同一姿态50分钟后，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死亡。监控录像显示，梁娅倒下后有发出求救动作。然而，没有人扶，也没有给她盖件衣服，梁娅躺在冰冷地上直到死去。

　　这是对事件总体表述。如此非正常死亡令人痛惋。网上也掀起“扶不扶”的道德质疑。我认为，一个社会总是掉进这样的道德泛论，本身就是丑陋的笑话。毕竟，“扶不扶”是个不值争议的道德底线问题。过度纠缠于“扶不扶”的讨论，只会对道德很可能形成反面导向。

　　对待这类事件，更应该围绕具体细节情境，通过寻找每一次社会公共救助的缺口和漏洞，来构建起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至于道德修补，更多也只能靠每一个细节行动来支撑。

　　那么，现在就关注从梁娅倒下到被发现死亡这50分钟，到底有哪些问题漏洞，让这样年轻的生命没能被合理及时抢救。

　　根据监控录像，从梁娅倒下到行人通知地铁站工作人员，确有7位市民从旁边经过，未施援手。这段时间不足3分钟。诚然，没有人第一时间施以援手令人遗憾，但是，如果由此就将道德大棒对准所有人，恐怕有失理性，也有损公平。 事发地在人流密集的地铁口，有公共服务人员，在这样情境之下，很多人未施援手可能会与缺少相关意识，缺乏急救常识有关，而不是害怕被“赖上”。

　　所以，对这起事件，我认为，看到两名乘客将事件报告地铁工作人员的善举，要比简单粗暴质疑人们不施援手更为理性，更能传递道德价值。当然，这起事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审视整个社会公共救助系统是否具有高效运行能力，是否会出现失灵状态。这显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公共管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地铁工作人员接到乘客报告后，先后向运营管理办公室、公安局以及120等相关部门请求支援。然而，地铁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并没有将梁娅扶起来，也没有采取急救措施。地铁站作为一个可能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场所，工作人员难道不应具有急救常识，没有高效的应急救助机制吗？

    半个多小时后，民警赶到现场。不过，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一样，仍在一旁束手无策，无可耐何，苦等救护车。深圳市急救中心称，他们接到地铁站工作人员的电话是在10点46分，只到11点18分救护车才赶到现场。这些细节都包裹着太多疑问。比如，民警为什么那么晚才赶到现场？民警难道也不应具备一定的救助常识？为什么急救中心接到地铁站的电话会那么晚？救护车姗姗来迟，到底是耽搁在哪里？为什么像110与120之类的社会联动体系仍然还有那么多的断裂地带？

　　一再提出急救常识。“常识”两个字，不言自明。“那天温度挺低，地铁口的风很大，怎么能就让她躺在地上，本来没事的躺那么久也不行啦。”市民这样说，就是常识。任何人长久保持同一姿态，任何人长久置于冰冷地带，都经受不住。难道真的连挪动一下身体，难道连披上一件衣服的常识都没有吗？这种现象出现，更值得反思。很显然，对地铁站来说，不是打个电话就算尽职；对民警来说，也不是看护好现场就是合格；对急救中心来说，更不是以赶到现场就表明及格了。

　　梁娅死在地铁口没能得到及时救援，不应该再简单指摘公民道德了，而应该拷问公共管理。令人不堪的是，不论是地铁站、民警还是急救中心，现在都一脸无辜，都在阐述自身的尽职尽力。回过头来想想，这些年，关于对公民救助行为的保护，关于城市应急机制的建设，关于公共安全体系的构建，民意都一再表达过强烈吁求，然而，不仅一场大雨就让一座城市狼狈不堪，甚至一个公民倒地也让很多部门束手无策，这难道还不是公共管理的最大耻辱吗？那么，现在，谁应对死在地铁口的公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