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值”的青年

在整个发达国家世界，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正使得绝望无助的情绪在整整一代人中扩散开来。但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政策制定者们对眼前的情况似乎并不在意。

有人会指出，并非所有人都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影响——例如，多数北欧富裕国家并不存在这种现象——但这只能部分解释问题。确实，在某些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当前的危机使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情况雪上加霜。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一个长约两百年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青年是主要的受害者。

现代国家的兴起恰巧与青年价值的提升同时发生。拿破仑(Napoleon)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始。在拿破仑之后，年长开始与旧制度相关联，而年轻则代表着美好的希望。伟大的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在1820年大学刚刚毕业之际写出了《青春颂》(Ode to Youth)，这或许是表达这种态度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在十年之后创立的青年意大利党(Young Italy)衍生出了大量分支组织——包括青年德国(Young Germany)以及青年波兰运动(Young Poland)，更不用提青年奥斯曼党(Young Ottomans)以及后来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一个激进的伞形组织青年欧洲(Young Europe)曾经短暂地将多个此类党团凝聚到一起，将欧洲大陆的名字变成了一种象征，寓意着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友爱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与欧洲目前所代表的形象——就好像是一个由老年人想象出来的幻象，不仅与现实脱节，还越来越得不到得不到民众的认同——构成了鲜明对比。

此类组织在十九世纪时大谈未来，但它们似乎还不具备二十世纪的后来者那样塑造未来的能力。共产主义催生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苏联，该国致力于培养具有运动家体魄与健康形象的新人类。共产党号召新一代人——他们没有受对过往时代强烈感情的影响——建设苏联所谓的“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大清洗铲除了老一代人，并给年轻人提供了机会。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电影所展示的那样，极右翼对青年也有与苏联不相上下的过度迷恋。在校学生被动员起来参与党团；像墨索里尼(Mussolini)这样的独裁者总是把自己的衬衣扯开，以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

被批评者诟病为老人政府，民主国家在两次大战间隔期间也开始将国内的年轻人看做是一种国家资源。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对比——政府在监管、立法方面的危机应对措施简直说得上是微不足道——西方社会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简直令人吃惊。西方社会没有立刻改弦易辙，但在为期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方引入了福利政策——涵盖医疗保健、住房保障以及劳资关系等方面——改变了下一代的发展前景。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西方社会开始越来越关注年轻人。新一代人已经以最有影响的方式展示了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没有大量青年参与的现代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百万年轻人的牺牲使发达国家建立并巩固了一种新型社会保障机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青年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机会——来自学校教育、上大学的途径拓宽以及接近充分就业所创造出的需求——而这是前人所从未享受过的。这一时代适逢美国崛起为全球霸主绝非偶然，因为美国是一个标榜青年的超级大国，一个认为奥森豪威尔(Eisenhower)的多年经验不算优点，而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年轻是其最大资本之一的国家。

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黄金时代的继承者们仍然掌控着大局，年届七旬的摇滚明星仍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而青年则面临着惨淡的就业前景、就算找到工作也会有的不安全感，以及住房和教育的高额账单。他们的窘境源于自己父母那一代人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就。当前在美国，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几乎没有激起什么抗议。而“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的本意是激起社会公众对债务问题的更强烈反对，但却没有成功。在那些处于欧元区危机前线的国家，不幸的一代——有些国家青年失业率高达65%——既不支持现有政党，也不支持任何其他的激进组织，并认为所有这些党团以及政治活动本身，代表了使他们陷入目前困境的时代的声音。

虽然这种态度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它自暴自弃的本质。除非青年当中的不满情绪可以找到一种对现有秩序更有威胁的政治表达方式，否则情况将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当代战争不需要那么多士兵。推崇青年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而且对未来失去信念的不仅仅是25岁以下的失业年轻人。从现代国家及其政客的视角来看，谁还需要青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