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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狼歌》研究及其影响 （上） 《白狼歌》产生于四川邛崃山一带，本不属于滇国研究的范畴。但云南史学界常常提到此歌：
其一，方法国家瑜主编 《云南 史料 丛刊》(1)全文收入《白狼歌》，作为研究云南历史参考资料中的一部分。
其二，李昆声著《云南艺术史》(2)全文收入《白狼歌》，归纳在《歌舞 ·杂 技》部分。
其三， 张增祺著《滇国与滇文化》（3） 把《白狼歌》收入其中。并引述方国瑜先生的观点：认为白狼人属古羌人的一支，《白狼歌》与近代纳西族在语言上的关系最为接近。
其四，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4 ）全面反映了丁文江、方国瑜研究《白狼歌》的观点，亦对《白狼歌》作了详细介绍。
其五，吴光范著《云南地名探源》（ 5 ）认为 ：《白狼歌》“在民族语言学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地名学研究上，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
由是可知，《白狼歌》与云南历史关系密切。研究云南历史而不研究《白狼歌》，应该是一个缺陷。
一、研究《白狼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版本问题。
《白狼歌》的版本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该歌的最早记载见于《东观汉记》，这是学术界勿庸置疑业已公认的客观事实。《东观汉记》是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起光武帝（公元25年），止灵帝（公元189年）。明帝（公元58—75年）时命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又撰开国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和载记28篇，为本书之初创。安帝（公元107—125年）时命刘珍、李尤等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后又有伏无忌等撰表、志、传。恒帝（公元147—167年）时又命边韶、崔是等续撰表、传多篇，连前所撰共计142篇。灵帝（公元168—189年），又命马日石单、蔡邕等续补纪、传、志多篇。由于董卓之乱，全书未能最后完成。东汉初著述在兰台，章帝、和帝以后，图籍藏于南宫之东观，并在此修史，《东观汉记》因而得名。其《后汉书》载有《白狼歌》，是南朝宋范晔（公元398—445年）于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始撰《后汉书》时录自《东观汉记》。对此，《钦定四库全书》刊载有晋朝司马彪的考证：“《东观汉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
可见《白狼歌》最早的版本来自《东观汉记》，而以《后汉书》记录的《白狼歌》比较，《东观汉记》系记录本语在前，汉语翻译在后，其汉语翻译是作为少数民族本语的注释。《后汉书》则反之。其《远夷乐德歌诗》中，“提官傀构”，《后汉书》作“堤官隗构”，此外相同。方国瑜教授训诂之后，在《云南史料丛刊》中，把“傀”更正为“隗”，“提官”更正为“堤官”，把本语“魏冒逾（足俞）糟”更正为“魏昌逾糟”。笔者以为，研究东汉《白狼歌》的版本，必须以《东观汉记》或《后汉书》所记为准。而《云南史料丛刊》是研究诸书后的成果，其科学的严肃性而使之作为研究的蓝本亦是正确之举。对于“魏昌逾糟”一句，笔者的壮语意思对译是“官到越笑”；如用原句“魏冒逾糟”，对译则是“官来越笑”，其“昌”音是壮语“到”的意思；而“冒”则是壮语“来”的意思。发音有别，意思一样。
对于《白狼歌》的研究，使用的版本不同，得出的结论和翻译的效果亦不同。该歌原音汉记的实例如下：
经过比较，版本不同，由于传抄的关系，会出现一些错字、别字，甚至于带来了读音上的南辕北辙。上述版本，《东观汉记》最早，《后汉书》成书距《东观汉记》256年；《册府元龟》成书于北宋祥符年间（1008—1016年），距《后汉书》571年，距《东观汉记》827年。从时间上看，《东观汉记》是原始记录，而《后汉书》和《册府元龟》则是手抄本； 只是《后汉书》的抄写忠实于原著，《册府元龟》如果不是抄写有误，就是蓄意篡改。研究《白狼歌》，显然不能以《册府元龟》为蓝本，更不能以晚于《册府元龟》的书籍为蓝本。
（二）族属问题。
在《东观汉记》中，三首少数民族的本语歌谣并无歌名，只是由汉人官吏起名《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诗》，收录于《笮都夷》的标题之下。其后的《后汉书》才明确为白狼、槃木唐敢等百余国慕化归义作诗三章。最早的《东观汉记》记录三首歌谣的作者是“笮都夷”，而不是“白狼人”。为什么《后汉书》归结为“白狼人”所唱，则无从考证了。
慕化归义的“百余国”显然都属于“笮都夷”，但肯定不是同一民族。因为《后汉书》说白狼、槃木和楼薄几种民族中没有“笮”，而惟“笮”才是当地的主体民族，故以“笮都”之“笮”为名。其地有“么些”、“白狼”、“槃木”和“楼薄”若干民族，这些民族均不带“笮”，说明他们不是当地民族的主体。比如“么些”是少数民族语言，而且一般把“么些”视为纳西族的自称。但 “么些” 到底是什么意思，连精通语言学的纳西族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也不甚明了。他在《么些民族考》中说：“么些之称为译音，既其族所自名（今盐源、盐边犹如此），其本义为何？已难索解。········‘何以称其族为么，则难确解。惟下文将考证么些族为《后汉书》所称之‘旄牛羌’之一支，旄亦作髦、氂、猫并与么或磨之音近，疑为一音歧译”(6)。其实方国瑜先生不知道：“么些”称谓源于“笮都”主体民族越人的语言我们知道，“笮都”主体民族越人的文化特征为于“大江之上········‘邛笮’”，即在“大江水上”“置藤为桥”。而客体部分的民族则在笮地放牧“马、髦牛”。那么，作为“笮都夷”少数民族的这部分人的文化特征，应与他们擅养“马、髦牛”的生活特性有关。这一点，已被《史记·货殖传》中“巴蜀·····西近笮，笮马、髦牛”一话所证实。这些擅养“马、髦牛”的民族，即今天的纳西族，古称“么些夷”或“摩沙夷”。
关于“磨沙夷”的记载，首见于《华阳国志·蜀志》。该书“越巂郡定笮县”条载：
“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檄，曰‘摩沙夷’”。
“么些”或“摩沙”，一般被认为是纳西族的“自名”，但在纳西族的语音语意当中，已经寻觅不到此名的本义。笔者观之，旄牛羌居于笮都主体民族越人的统治区域之内，其文化特怔为擅养“马、髦牛”，其对族名的称谓，则源于百越民族对其擅养“马、髦牛”的称呼。马，百越民族后裔壮族、傣族、布依族语言均读为“么”（如云南省元谋县名源于傣语：其‘谋’即‘么’的近音，为马的意思）。“些”，是壮族对旱牛的读音，布依族亦有此读音。髦牛为旱地大牲畜，符合当地主体民族越人对其地特产大牲畜的称呼。“么些夷”被百越民族释为擅养“马、牛”的民族，是百越民族对这个擅养“马、牛”民族的他称，既符合《史记》对于笮都其地这个民族的记载，也与这个民族的文化特怔相吻合。由此来看，“么些”不是纳西族先民的自称，而是来自百越民族的他称。
百越民族对擅养“马、牛”民族称为“么些”，其“么些”于笮地擅养“马、牛”民族的內涵，不仅仅见之于《史记》等文献的记载，而且见诸出土文物。古滇王国旧地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青铜文物中，有一个 “纳贡贮贝器”。考古界把贮贝器盖上的人物分为若干组，其第七组为二人，“前一人头戴绳圈形帽，帽前窄后寛而无顶，正中有一桥形梁似为编织而成，帽前当额处有一扁桃形饰片，双耳戴大环，衣长及胫，衣下脚有线纹一道，线纹上又有回纹一道，跣足，无裤。左悬铜剑而以带负于右肩”（7）。跟随这两位赴滇国朝贡者的伴侣，就是笮地的马和髦牛。毫无疑义，“笮马、髦牛”显然最能代表这个民族，所以青铜文物出现这个民族的时候，马和髦牛与他们形影不离，成为这些“么些”人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么些”人，《史记》以笮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马、髦牛”代之。《汉书·地理志》有蜀郡“旄牛县”。其书曰：“鲜水出檄外夷，南入若水。若水亦出檄外，南至大笮（其‘大’为‘定’之误）入绳”。《后汉书·和帝纪》曰：“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二月，旄牛檄外白狼、楼薄夷种人内属”；《天文志》亦曰：“和帝永元十二年二月，蜀郡旄牛檄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繒等率种人归义内属，赐金印紫绶钱帛”。方国瑜考证说：“旄牛为笮都外羌地之特产。《说文解字》卷二上曰：‘氂，西南夷长髦牛也’，此氂亦旄之异写，然非西南夷地皆有之，迄今亦如是。而称牛为旄者，盖为旄牛族所畜之牛也。《史记》以笮马、棘僮、髦牛并举，笮、棘为人种名，则髦亦当为人种名。于是以旄牛称其人种。又自蜀郡通至旄牛族之重镇曰旄牛道，设县曰旄牛县，此所以旄之一名衍为数义也”（8）。
依此解释，则笮、棘皆为少数民族语言，而旄牛独为汉语，盖与旄牛羌为少数民族的本质不符也。又方国瑜先生既说“笮、棘为人种名，则髦亦当为人种名”，那么，“旄”为笮地擅养“马、牛”之“么些”，他们仅仅只是笮都的少数民族，并非笮都的主体民族。当地有“邛笮山”，亦称“邛棘山”，为邛人、笮人或邛人、棘人之分界线，证明邛人为其地的主体，而邛人归属百越民族，不是擅养“马、牛”之“么些”。
以上史料和出土文物证明，笮地擅养大牲畜之民族，《史记》以“马、牛”代称，《汉书》、《后汉书》略“马”不写，只写“旄牛”，都是汉人对擅养大牲畜之民族的代称。就百越民族而言，他们对擅养大牲畜之民族称之为“么些”，而此称则被该民族所接受，从两汉时期一直延续下来，以致成为么些人的自称。
关于笮都的主体民族问题，下文还有具体的事例说明。
（三）语法及其翻译问题。
首先，《白狼歌》的汉译顺畅华丽，合乎汉语的语法规律。比如《远夷乐德歌诗》第一句“大汉是治”，《远夷怀德歌诗》中第二句“土地 尧角”、第六句“大汉安乐”、第九句“高山歧峻”，主谓语齐全；有的句子还包含有主语、谓语和宾语。如《远夷怀德歌诗》中第五句“吏译传风”。汉译源自少数民族母语的翻译，不管是采取对译还是意译的方法，其少数民族母语肯定有自己的语法。否则，其语言基础就不存在。所以，必须重视《白狼歌》中少数民族母语的语法问题。其次，《白狼歌》的少数民族母语和汉译，它们的言数一致，这是事实。少数民族母语吟唱时，毫无疑义是四言交流，汉人据此记音。不然的话，汉译不可能把少数民族母语的诸多发音浓缩为四言句式的诗体语言。而要把少数民族母语的四声发音对应为汉译的四言华丽句式，汉语翻译就不可能作到意思对译。况且，翻译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做到对译，只可能做到意译。对此，笔者还有比较详细的研究。
二、《白狼歌》研究的两个阶段
至今，《白狼歌》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明清时期是第一阶段。这时期的研究不太深入，基本只停留在歌辞的的校勘和对唱歌的白狼人部落居住地的考证上。
（二）第二阶段
20世纪以来，《白狼歌》的研究进入第二阶段。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白狼歌》的语言，辨其母语，以便确定族属。方国瑜在《云南史料从刊》中说 ：“瑜作古白狼语与纳西语之比较研究，详说于《么些民族考》一文（载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民族研究集刊》第四期， 1944 年在重庆出版）。此事前人亦有论述，如吴承仕（检斋）先生作《白狼慕汉诗歌考释 》（载北平中国大学出版《中大季刊》一卷二号）；王静如作《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载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西夏研究》第一辑）；又丁文江作《爨文从刊序》中有论证白狼歌诗本语一段（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爨文丛刊序》，各举若干字例为说，结论不同。近得邓文峰、陈宗祥所作《白狼歌辞本语试解》一文复写本，又认为乃西番语……至于取诸何说，容待研究也。”（9）
三、《白狼歌》中汉语孰先孰后及其词汇和语法的问题
（一） 关于汉语孰先孰后的问题
1、先有白狼语，其后才翻译为汉语
《白狼歌》载于《后汉·.西南夷·笮都传》。其书曰：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 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椽田恭与之习押，颇晓其言，臣辄令其风俗，译其歌焉’”。
唐代注疏对其上观点予以认同。
柯蔚南先生在《白狼歌研究》中说：
“歌辞原文是先用白狼语记录下来（用汉字记音），然后译成汉文的。吴承仕（1962年）和王静如（1932年）默认了这种观点。丁文江（1935年）提出，歌词可能原先是用一种非汉字写下的，而那种文字即可能为尔后行用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文和么些文所承传下来，但他举不出任何真实的证据。”（10）
2、汉人所作，其后由白狼人翻译
先后肯定上述观点的有闻宥（1935年）、董作宾（1937年）、方国瑜（1944年）、柯蔚南（美国.1989年）、戴庆厦（1990年）等知名学者。其观点如下：
一是整个白狼歌强烈地反映着汉文化的观点，包含着大量的汉文词语，如：译、雒、圣、德、危、险、荒服之、仁、怀、匹、万、传、汉、臣仆等字和词。
二是白狼歌原文的句法与汉文本句法几乎完全一致。从语言上分析，汉语句通顺流畅，符合古代汉语诗词的造句规则，而白狼语句词的顺序，基本上是按汉语的语序直译的，因而出现译文不通顺的语句。《白狼歌》共44句，176句。“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和志武对《白狼歌》的研究表明……从对译的音义来看，除原文用汉语或过于抽象不易确定的约80字外，其余90余字，基本上和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11）但是，方国瑜与和志武仅仅是翻译出单个的字，而无词汇，甚至不易确定的还有80个字。
（二）有关《白狼歌》词汇和语法的探讨
研究《白狼歌》的上述学者，除王静如、戴庆厦和美国的柯蔚南采用古代汉语的上、中古音进行对译研究外，包括被视为《白狼歌》研究仅威的方国瑜本人（12），都是依据有关汉字的现代汉语读音来进行对译研究的。类似的研究，忽略了汉语上、中古音与现代汉语语音的差别，其研究成果就有待于商榷。而依据汉语上、中古音研究《白狼歌》的学者，采用的版本也不一样。如王静如采用高本汉著作的中古汉字读音，戴庆厦采用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柯蔚南则高本、李本均用，互相参照。但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其研究成果都非常有限，最显著的是方国瑜先生，但他也只翻译出90多个字。最近，有《白狼歌诗译注》（13）出版，但未使用汉语上中古音拟构原音，且采用蓝本时限太近，通篇以字对字译注的办法，仅仅使用现代汉语拼音，而不使用国际音标，更无基本词汇，且采用《册府元龟》版本，赞同的是方国瑜先生纳西说的观点。郑张尚芳在《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依据最新古音研究成果，将汉字的拟音与缅、藏文逐字比较，求出全诗118个白狼本语字中有115个合于缅文，认为该诗是一种古缅语的作品（14）。同《白狼歌诗译注》一样，也是没有基本词汇。而人类的语言实践说明，没有词汇是不可能证明其研究成果的正确性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汉朝，曾经出现了4部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即《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这4部书是中国古代语言学中极重要的著作，也是现存古代语言学最早的、流传最悠久的著作，内容丰富，体制各有创新，为后世语言学在研究文字学、词汇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和开路的作用。4部著作中，《尔雅》据说是周秦之间的人所编，是我国古代语言学第一部专著，影响最大，其后的《方言》、《说文解字》、《释名》也受其影响。《尔雅》全书19篇，所收词语和专用名词计2091条，共4300多个词。其中常用词共收623条，2000多个词，分列于《释诂》、《释言》、《释训》3篇内，词的总数约占全书一半。词来源于经典常用、常语通言、方俗异语三个方面。其中除方俗异语外，资料大多取于《易经》、《诗经》、《尚书》、《春秋》三传、《国语》、《论语》等经典著作。由此可见，凡是语言都有词汇，文字来自语言，文字可以构成词汇，但脱离了词汇的文字，堆砌得再多，也不可能构成琅琅上口的语言，亦不可能组合成为任何一篇文章！既然没有词汇，当然也就不能对其语法进行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为何没有发现《白狼歌》的词汇，而且也不能研究其语法，实乃出于传统观念使然。即《白狼歌》母语属壮侗语族，而非藏缅语族也。用通俗的语言讲，即《白狼歌》为百越之锁，盖不能用氐羌之匙开启。
四、文献古籍中的《白狼歌》
《白狼歌》一共 3首， 44 句，共 176 字，载于《后汉书· 西南夷列传》（《东观汉记·笮都夷》有载）。该书《笮都传》说：
“永平中，有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未加。白浪、 木、唐 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 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强身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写兽殊类。有犍为郡椽田恭与之习押，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由于《白狼歌》经田恭译成汉语，且列少数民族语音于每句汉语之后，不知曲调，故又叫《白狼歌诗》，兹录于下：
《远夷乐德歌诗》曰：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昌逾糟）。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征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缯布（邪毗 甚 甫），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便），屈伸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洛僧鳞），子孙昌炽（莫稚角存）。”
《远夷慕德歌诗》曰：
“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拣洛）。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笮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
《远夷怀德歌诗》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 尧 角 （犁籍伶伶）。食肉衣皮（咀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陕（雷折险龙）。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 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洛）。父子同赐（捕 菌毗），怀抱匹帛（怀稿匹漏）。传告种人（传室乎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
五、邛都、笮都夷与《白狼歌》
《白狼歌》其实首载于《东观汉记》。该书《笮都夷》别的不记，只收录了这三首歌谣，显然歌谣为当地主体民族所唱，故具代表性，作为笮都夷的代表录入书中。《东观汉记》是东汉官修的一部历史名著，首由班固纂修。既然笮都夷能唱《白狼歌》，搞清楚笮都夷的族属是必要的。据《后汉书》，《白狼歌》诞生于邛崃山，则与邛都夷及笮都夷的关系最为紧密。
（一）邛都国及其百越民族的别称“邛都夷”
1、《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1）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2）以邛都为越嶲郡。
2、《史记·司马相如传》载：
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二）邛都的地理位置
邛都的地理位置即汉代的越嶲郡；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的西昌地区及凉山彝族自州西部之地。关于邛都其名的由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载：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牁相类。
（三）邛都夷的族属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将邛都与滇、夜郎列为同类，指出他们的发式（椎结）、生产活动（耕田）和社会组织（有邑聚）均一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说其“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羊 可相类。”宋代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179中说：“自夜郎、滇池、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其土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略与羊 可相类”。可见邛都夷和滇、羊 可、夜郎其地的民族一样，均为同一民族。值得一提的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对邛都地名的由来所作的解释：“无几而地陷为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一话，简明扼要地揭示出“邛都夷”的百越民族内涵。
邛都得名于“邛池”。而“邛池”其名源于历史上发生的一次地震。《后汉书》说汉武帝开邛都不久，其地“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具体地点在“西昌地区·······平地中部，沿安宁之东岸，有一个面积约三十多公里的平陆湖，即今称之邛海，是为公元前111年间地陷落为汙泽之海········据可靠记载，自唐武徳七年（公元624年）以来，当地有强地震八次，平均每一百六十八年便有一次”（15）。地震之后，其地理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巨大的窟窿蓄满了波光潋滟的池水，沿袭至今。这个历史事件被当地人民编为故事，世世代代在百越民族当中流传。
梁武帝时代（公元前502—549年），曾任益州主薄的李膺墸有《益州记》三卷，记载了当地许多轶闻趣事。其中一则被《广志》、《太平广记》等古籍收入。其《太平御览》卷791、四夷部12、南蛮7、《邛》条记述如下：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饴之。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令姥责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大而无所见。令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嗔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河。”
邛都其名，历史记载是因为其地“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而民间传说则同：也是其地“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河’”，可见邛都得名于“地陷”。而在百越民族后裔之一壮族的语言当中，其“邛”的发音即代表“地陷”的意思。此外，上述民间故事中，乍一看去，说其为少数民族的故事也行，认为是汉族的传说似乎也无不可，因为故事由汉人用汉字所记，其内容基本汉化了。如果不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后裔，特别不是搞语言学研究而且不懂其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根本看不出其中的蹊跷。那就是在民间传说的记载中，还留存着一句少数民族的语言，被1500多年前的汉族学者李膺记录在《益州记》当中。当然，李膺是不懂少数民族语言的，但他可以用汉字记音，通过这种笨拙的办法基本上保留了少数民族语音的原貌，即其书中的“汝头那忽戴鱼”一语。这句画龙点睛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是百越民族的语言，至今，百越民族的后裔壮族仍然在述说一模一样的话。其意思为“在（汝）头（头）田（那）深潭（忽）死（戴）了（鱼）”。这一句“在田头深潭里死去了”的话，就是邛都其地主体民族归属于百越的证据，其故事亦是邛都其“邛”之意为“地陷”，实乃百越民族语言命名地域的由来。
邛都本归属越嶲郡，一个“越”字业已道出其地主体民族的归属，那就是越人。
《太平御览》卷880、妖异部4、《变化下》有证：
越嶲河有鱼，皆人形而官幘。俗俗语曰：“故没郡”，人悉变而为鱼也。
头上戴“官幘”的大鱼，实乃越嶲河，抑或邛都河的特产。
对于其上记载，《后汉书·集解》引《南中八郡志》有证：
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遥视如戴铁釜状。
《太平御览》史料中“俗俗语曰：‘故没郡’”，其实是汉人用汉语对百越民族语言的记音，乃属其后裔壮、傣、布依等民族的习惯用语。对于“吃饭”，壮、傣、布依等百越民族的后裔的语言称为“郡口”。其“郡”为百越民族语言“吃”的意思，“口”为百越民族语言“饭”的意思。即汉语记音的“郡口”，为百越民族“吃饭”的意思。到了百越民族村子，主人叫你吃饭，“吃”答应为“郡”；“不吃”答应为“没郡”。《太平御览》中记录“越嶲河有鱼”的故事，其“故没郡”即为汉语记音的百越民族语言：“故”为汉语的“我”；“没”为汉语的“不”；“郡”为汉语的“吃”。全句为“我不吃”的意思。
由于越人语言在这个故事中出现，此故事只能是越人的专利，其他民族则与之无缘。邛都以及越嶲其地的主体民族，当系百越民族无疑！
（二）笮都其地主体“笮夷”的族属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蓰、笮都最大。·······西夷，邛、笮可置郡。
服虔《集解》注《史记·大宛传》曰：笮，“夷名”。《集解》引徐广曰：“‘笮’音‘昨’，在越嶲。”韦昭《索隐》注《史记·西南夷列传》曰：“笮县在越嶲。”又《华阳国志》说：“唐蒙开 羊 可，斩笮王首，置牂牁郡。”文颖注《史记·司马相如传》曰：“笮者，今为定笮县，属越嶲郡也。”
其上《华阳国志》说：“唐蒙开牂牁”之事，已有若干史料证实。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
《汉书·西南夷列传》载：
会粤（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粤破后，及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
郦道元《水经注·温水》卷36载：
后唐蒙开牂牁，斩竹王首，夷僚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
史料述说的同为一事，但唐蒙斩杀的对象却有多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行诛头兰”； 《汉书·西南夷列传》说“且兰、邛君······笮侯”皆在被斩之列；《水经注·温水》说“斩竹王首”；《 华阳国志》说：“斩笮王首”。综而观之，当是作者角度不同，记述对象不一样。当时，唐蒙开羊 可是汉王朝为了统一江山，而不择手段地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采取血腥镇压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各书记述唐蒙斩杀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其目的是设置 羊 可郡，把西南地区纳入大汉王朝的统治领域。羊可郡名为越人语言，已是不争之事实。其地以越人语言作为郡名，说明其郡内民族主体为越人。在古代社会，人们对民族成分的划定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其判断的准确性是有待于商榷的。从一些具体事例来看，“笮都夷”的民族呈现出明显的越人特征：
（三）东汉《白狼歌》是越人歌谣
在《东观汉记·笮都夷》和《后汉书·笮都传》当中，都收录有《白狼歌》。诸多学者均对其母语作过探索，其采取的方法都是对译，殊不知很少奏效。而且，其所对译出来为数不多的字，与原汉译比较也只不过是意同，而非原来的本意。本来，《白狼歌》汉语原译只能是意译，其意译的结果原本不是直译，学者们不去研究其母语的本意，却去研究汉语对《白狼歌》意译的结果，其对母语原意的距离且不是越来越远吗！东汉一首越人的《白狼歌》谣之所以难倒不少古今中外的知名学者，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的民族分部很复杂，而当时的民族划分却不太明确，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民族迁徙，还有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弱肉强食。这样一来，先居民族迁走，后来民族占地为王，研究者为后来人，往往只看到目前的情况而忽略历史上的真情。比如蜀地早有越人,汉人以 “共人”为之命名。其最早见载于《逸周书·王会》：“具区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孔晃注：“共人，吴越之蛮。”这些“共人”，在读音上传承到壮族的“僮”及其“布雄”支系；侗族之“侗”。“殷周之际，共人原为东方滨海地区的越系民族。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共人西上进入川东。”（16）
由是可知，蜀地早有越人，但一些学者却依据晋代的史料，认为晋代才有越人后裔—僚。
梁朝李膺《益州记》载：
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 羊 可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橦，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
僚本为越人后裔之一。从《逸周书·王会》得知，蜀地早已有越人居住。僚之进入，仅仅只是増加了越人在蜀的人数，而非蜀在此之前没有越人。“据研究，蜀中僚人最盛时可能多达三四百万人，而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各个王朝在四川控制的人口少则五六万户，多则二十余万户，表明蜀中僚人的数目已远远超过了汉人”。（17）
《隋书·高祖纪》上说“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益州郡治本在云南省晋宁县，蜀汉建兴三年秋（公元225年）移治成都。益州旧郡改名建宁，治从晋宁移至味县（今曲靖）。蜀地早有越人，且数量不少，故隋皇子杨秀方能封为越王，成为当地越人的君主。从战国时期的“共人”，到东汉时期越人的《白狼歌》，就是蜀地早有越人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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