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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县级中学38人考上清华北大神话背后 · 临川一中高考神话背后，是一万多“高考留学生”，巨额的择校费，和一个小镇生态的改变。 今年清华北大在江西招生名额仅166个，临川一中38人就占据了近1/4。与之同步的，是一中学生人数，短短5年间，从4100人增长到11000人，包括很多省内其他市县，甚至其他省份的学生。加上临川二中，聚集到这个仅有7万人小镇的外来学生和家长有1.7万，租房给学生成为当地很多人谋生的门路，每人每月平均650元。按当地人说法，“两所学校养活了一个镇”。 高考神话的背后，是“教育产业化”，临川成立教育集团，只负担部分教育经 高考“神话” 临川制造 ■特约记者/张鹭 在38名清华北大学生的身后，是临川一中这艘“教育航母”参加高考的可观阵容。教育产业化使得学校铆足了劲争取高升学率，从而争取更多的学生和更多的学费 “江西小镇50名学子考上清华北大”，“一所中学38人考上清华北大”…… 今年高考揭榜后，类似造神运动的宣传口吻，将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临川一中及其所在的上顿渡镇，卷入了舆论的漩涡。全国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不知名的农业小镇。在临川一中的校门上，比书法家启功的题字更引人注目的，是巨幅的贺喜标语。校门后并排而立的红榜上，记录着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以及部分考上其他名校学生的名字。 包括保送生和自主招生名额在内，今年清华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额仅166个，38名学生题名清华北大，意味着临川一中一所学校，就占据了清华北大在江西招生人数的近1/4。 “把中学当成航空母舰办” 上顿渡镇作为临川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面积并不大，从小镇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需半个小时。镇上无须公交车，人们出行以“蹬士”（人力三轮）代步。公交2路车将其与7公里外的抚州城连接起来。 曾有人分析过上顿渡的地形：南有赣江、崇江、抚河在此北汇入长江和鄱阳湖，西北有环行山脉挡住西北风，“山环水抱必有气”，使得临川成为聚集人才的风水宝地。 据当地工商局一位干部的说法，曾有风 巧的是，在文塔建成后的3年里，临川像风 临川一中在高考中有所突破，始于2004年，这一年有12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这个数字在随后的两年里，变成14名和24名。与这个数字一同增长的，是一中学生的人数。在2002年左右，一中只有约4100人，短短5年间，一中就像一块巨大的人才磁石，将省内其他市县，甚至其他省份的学生吸纳至麾下。现在，包括复读生在内，一中已有11000人。用一位网友的话说，一中是在“把中学当成航空母舰办”。 根据抚州市政府前几年的规划，一中要创办万人学校，如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目前这个面积仅为105亩的老校区，已经无法满足学校日益膨胀的规模，为此，该校不得不严格控制招生人数。一般而言，一中每个教室的人数都在70人以上，有的高三班级甚至坐了90多人，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往往椅背紧贴墙壁，而教室里的过道也仅能容人侧身通过。 今年，一中在小镇的新城区建设一个占地300亩的新校区。一中校长办公室主任徐武平介绍说，可以容纳10000名学生的新校区建成后，将成为一中的高中部。这个规模与市政府对该校“创办万人高中部”的要求一致。 神话，还是神化 今年的高考揭榜后，该校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饶礼喜的名字，以“通讯员”的身份出现在多家媒体上。校方的积极宣传和媒体的配合，使得一中在全国的名气陡涨。一中的学生也迅速适应了媒体对自己学校的好奇，在采访中，一位学生对记者介绍，“央视和湖南卫视都来过，听老师说，美国的媒体也报道过我们”。 这种荣耀感在一中人身上变成了自信力。在百度“临川一中吧”里，有学生发帖说，“我们学校除了（江西）师大附中就没有对手了”。一个流传于学生间的故事是：在今年高考前，几次与南昌一起的模拟考中，据说一中都只是报过去了应届生的成绩，但即便如此和师大附中比起来还是略占上风。一位老师说：“如果报了历届的成绩过去怕会吓到他们，到时他们奋发图强就不妙了……” 不应忽略的是，在38名清华北大学生的身后，这艘教育航母参加高考的阵容同样可观。 据徐武平介绍，今年一中的考生约为3800人——这个数字几近于一所中等规模中学的总人数。而被学生们认为已能与之平起平坐的江西师大附中，今年有25人考上清华北大，考生人数只有600人。 残酷的学习氛围 “也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中为什么能考这么好，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秘诀，只是我们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做得更好吧。”上届高三（0）班班主任曾长根说。在一中的分层教学体系中，所有班级被分为0班、重点班和平行班，其中0班集中了冲击清华北大的尖子生。曾长根所带的0班，今年有12名学生考上清华北大。 至于哪些方面“比别人做得更好”，曾长根举例说，“就像研究高考试卷，大家都在研究，但研究的效果有好有坏”。任教高中数学10多年的他，根据近年来的命题趋势，预测出今年高考最后几道大题会考到“放缩法”，“因为前两年都考了，而命题组长没换，第三年肯定还会考”。在考前的一个星期，他集中为学生讲解了相关题型。在他自己的班，学生高考数学平均分高达130多分。 教高中英语的佟玉（化名）老师认为，高考的出色发挥，与一中残酷的学习氛围有关。在一中读书，从初一开始就要上晚自习，“学生进入高三后，并不会有负担突然加重的感觉，因为他们学习的量一直很大”，她说，“对我们老师而言，教高三是最愉快的，因为对于一中的学生来说，经过这么多年训练，基础知识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讲些综合性的能力题。” 一中的老师是“把自己卖给了学校”，佟玉说，每天早自习7点就要到，晚自习每节都得去。因此，很多老师在抚州城买了房子也没法住，只得在洲下租房。“在其他学校，可能只有 而用一中校长办公室主任徐武平的话说，如此显赫的成绩，是以临川地区“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家长苦育、领导苦抓”的“四苦”精神为基础的。“学风好，抓得紧”，是当地人对一中的普遍评价。 徐武平介绍说，原来在一中正对面有好几家网吧。每到放学，教导主任都要亲自带队去网吧围追堵截，但仍有偷偷跑去上网的学生。最后，校方只好求助于临川区政府，政府将镇上所有网吧迁到位于新城区的“网吧一条街”。 “挖人”事件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生源好”是一中高考成功的重要条件。对此，徐武平的说法是，一中近几年高考成绩持续走高，吸引了很多成绩较好的学生就读，他们传出的捷报又吸引了更多的绩优生来读书。如是形成良性循环，一直延续到现在。 而其他地市的一些老师的看法则有不同。在百度“临川一中吧”里，一位“兄弟学校的老师”发帖指出，临川一中曾“在南昌开通了临川直通车，免费让家长到校参观，派出招生人员到处游走游说，甚至设立招生站，周边地市深受其害”，此外，还“对高分学生以高价收买，尤其是落榜的高分生”。 二中一位老师也指出，去年，分别以全市中考第二名、第五名毕业于二中初中部的张大峰、张小峰兄弟，莫名其妙地转学到了一中高中部。 “以我们现在的影响力，还需要花钱从其他学校挖人吗？”面对指控，徐武平不以为然。他虽然承认很多高分考生流向一中的事实，但他认为那些考生是冲着一中的牌子来的。“我们的升学率摆在这里，在同等条件下，人家愿意选择我们，再正常没有了。” 对于张大峰、张小峰兄弟的事，他解释说，兄弟俩在小学升初中时，本来已经被一中录取，后来不知何故去了二中读初中，但他们当时与一中约定，读高中时再回一中就读，“我们只不过调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学生”。 临川教育集团办公室主任邓高平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集团对学校间相互挖人管理得很严，一旦发现有老师进行类似活动，将停止其该年的一切评奖评优与晋级资格，并会开会全市通报批评。“一中并没有这样的记录在册”。 但他承认，在周边地市设立招生站的事，在2002年、2003年时确实曾出现过，派出的招生老师甚至曾被当地扣留。他将这种现象归因为教育改革中的短暂失序，“既然要改革，就难免出现一点混乱”。 曾跟踪报道过教育集团成立过程的一位当地记者透露，“以前，为抢优质生源，每年中考一结束，临川一中、临川二中与抚州一中三所学校总会派出100余名教师前往各乡镇招生，每年三校为此要耗资250万元。同时，三所学校之间也互 对复读生的大力吸引 复读生群体是缔造一中高考神话的重要力量。今年考上清华北大的38名一中学生中，就有18名为复读生。据一位重点班学生的家长反映，学生进入高三以后，整个年级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徐武平提供的数据证实了她的感觉：创造了高考神话的这届高三，3800名学生中，有1500名为复读生。 在一中对面小巷里经营餐馆的钱老板透露，她的侄女钱佳琦，去年高考分数为588，立志非清华不考的她来到一中复读，直接进了应届生的0班，班主任正是 曾长根介绍说，钱佳琦的成绩很好，每次月考几乎都能在班里排进前10，很有希望冲击清华北大。但这个平时细心的小姑娘，偏偏在考场上犯下大错：在考英语时，她将答题卡涂错，导致客观题部分只得18分，总分也只有618分，尽管这个分数已然不低，但在分数线奇高的江西，意味着她第二次冲击清华北大的努力付诸东流。“她的英语成绩平时都在130分以上，如果加上这个分差，她本来是很有希望上（清华北大）的”，曾长根叹息道。 即便有对高分考生包括复读生的大量优惠政策，一中也面临着自己的高分考生被人挖走的尴尬。佟老师介绍说，去年的江西省理科状元，本来是一中的学生，结果在高考前夕被其家乡黎川县一所学校劝回去参加高考，“他们当时给了那学生4万块钱，还给他父母解决了工作。没办法，我们不能也给钱啊”。 每到高考前几个月，都会有其他市县的学校来一中挖人去参加高考，“有的甚至是副县长亲自带队来公关”。佟老师无奈地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她们只能跟家长解释，高考前突然换环境可能影响到考生的心理，“你是要这几万块钱，还是要孩子的未来？” “教育产业化”逼出高考“神话” 在临川二中校办公室主任熊海水看来，一中、二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被逼得没办法的结果。此前，两所学校曾经在“教育产业化”的边缘徘徊不定。 熊海水介绍说，2002年，由于受到“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影响，不堪财政重负的临川区政府曾打算让高中教育“断奶”，把两所学校推向社会。其时，香港一家企业在考察过一中、二中的办学能力后，想出资买下两所学校。但在抚州市教育局前任局长游若飞的斡旋下，抚州市市政府决定，将原来归临川区管的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与抚州一中组成临川教育集团，由抚州市政府直接管辖。这意味着，在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抚州市政府接下了三个财政负担。 临川教育集团办公室主任邓高平证实了这个说法。他介绍说，目前，抚州市政府每年都要支付三所学校初中部所有老师的工资，至于高中部，市里只付三校在成立集团时上报的 学校之所以可以不通过市人事局自行招聘老师，是源于“教育产业化”时期的放权思想，当时临川区政府许诺，允许学校有“五个自主”：办学自主、招生自主、人事自主、筹措经费自主、使用经费自主。一中校长办公室主任徐武平说，现在，这“五个自主”虽没能完全实现，但这个政策优势已经足以支持学校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中既区别于那些完全依赖政府财政的学校，也不同于那些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民办学校。 徐武平说，抚州市政府的财政支持只能解决学校发展的部分需要，剩下的资金缺口由一中自己解决。除了正常收取学费外，向学生收取择校费是他们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收取择校费”得益于市政府给的政策。 在一中校园内教学楼的墙壁上，挂着一面收费公式栏的牌子，关于择校费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如果是外地学生来一中，则需要一次性缴纳3年共24000元的择校费。但如果是本地学生分数不够又想读一中，则需在与分差相对应的一个交费基数上，加上分差与100的乘积。比如学生低于分数线15分，则需要交纳4000+15x100，也就是5500元。这里的“100”是每差一分需交的款项。 “收归市里管辖后，一中的招生平台也扩大了”，徐武平说。原来归临川区管时，他们只能在该区和下属的镇、农村招生，而现在他们可以在整个抚州地区招生。集团刚成立时，省里甚至鼓励他们面向全国招生，集团甚至专门成立宣讲团四处扩大影响，出现了上述“在周边地市设立招生站”的情况。在邓高平看来，临川一中由一所“普通”的省重点中学开始变得不普通，拐点就在这里。 临川一中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 与这个数字一同增长的是一中学生的人数。2002年左右,一中只有约4100人,到2007年,包括复读生在内,一中已有11000人。 临川：进士之乡 江西临川素以盛产才子著称。在上顿渡镇中洲公园内的临川文塔前，王安石、晏殊与晏几道父子、曾巩与汤显祖的名字在“临川人杰谱”上十分醒目。 事实上，临川不仅是才子之乡，也是进士之乡。
根据《临川县志》的统计，在自宋至清历代王朝
的175次考试中，金榜题名的临川进士就有726
人。仅仅在南宋咸淳元年这一年，临川就有22位
进士高中，占当年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7.33%。
一时间，公卿耸观，朝野震动。 · 临川一中高考神话背后，是一万多“高考留学生”，巨额的择校费，和一个小镇生态的改变。 独特的周边生态 ■特约记者/张鹭 “招租”成了周边的主要产业，对学生包吃、包住、包洗衣服。不仅当地人，一些陪读 洲下作为离临川一中最近的社区，距其对面的一中仅3分钟路程。“在这里，住在你前面、后面的，都可能是你的同学。”一名住在洲下的学生不无感慨地说。 1.7万外地学生和家长 每到放学时刻，近万名学生走出校门就成为一道景观。走出校门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穿过马路、走过一条布满招租广告和小餐馆的巷子，就能到达洲下。在各自租住的当地人家里，往往有房东准备好的饭菜。招租学生是当地的一项产业，有空余房间的当地居民几乎都会招租一些学生。 随着外地学生从全省甚至全国各地涌入上顿渡，不少家长随之加入了这场“教育迁徙”。上顿渡派出所邹警官介绍说，不包括后来并入上顿渡镇版图的河东乡、河西乡，该镇有7万常住人口，3万流动人口。在这3万流动人口中，约有1.7万是外地学生和家长。这些外地学生和家长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住在洲下。据在附近开餐馆的邹老板介绍，住在洲下的陪读家长多为江西本省人，尤以抚州市下面的一些县城和农村最为常见，也有少量临近省份的人。 “我们学校的宿舍数量和条件有限，满打满算也只能住800人，”一中校长办公室主任徐武平介绍说，“大部分人要住在校外。”根据他的估计，一中和二中两所学校，住在校外的学生共约1.4万～1.5万人。家长来陪读的情况，更多发生在高三学生和复读生身上，“也有家长从高一甚至初一就开始陪孩子读书”。 陪读家长中，让徐武平记忆最深刻的是来自哈尔滨的李天阳的母亲。2001年，李天阳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一中的报道，毅然带着年仅11岁的他来到上顿渡读初一。2006年，他以江西省文科第五名的成绩考上复旦大学。这个现代版的孟母故事，成为很多陪读家长的精神动力。 陪读家长的生计 走进巷子，不远处有个用木板和石棉瓦搭成的棚子。一位姓 与其他家长不同，张妈妈并不赞同儿子来临川一中读书。她更欣赏儿子初中班主任在开家长会时谈及的教育理念：先学怎样做人，再学怎样生活，最后才是怎样学习。“从古代到现在，真正成功的都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些人，因为成绩最好的人一般太专注在学习上了。” 但她没有拗过一心想考清华北大的儿子，并在儿子来读书一个月后，自己也搬了过来。以前她们县有些成绩很好的学生来一中留学，来了以后管不住自己，学着上网、抽烟，很快就跟不上班，只好回去了。张妈妈过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和丈夫早已双双下岗，丈夫一直在广州打工，家里没什么牵挂，“只当把家搬来了”。 为了补贴家用，她租下这个棚子，招租了8名学生吃饭，“都是我们县老乡的孩子，一听我在这里陪读，都打电话来让我帮着照顾”。这个10平米不到的棚子，月租花了她260元，住处的房租是200元，但招吃饭的孩子，她每人每月收取350元，除去买菜的成本，她每月还能有些盈余，比原来在老家的收入要高。 招租学生的老师 佟老师的家位于距学校15分钟车程的抚州城里，但那间新房一直闲置，她平时和丈夫在离学校仅3分钟路程的洲下社区租房住。一中的老师，早自习必须比学生早到10分钟，晚上要等下晚自习才能回家，住在洲下比较方便。 佟老师租住的房子面积约有100多平米，4室两厅。因为房子比较大，她招租了5名学生，其中2名复读生。她与丈夫住一间卧室，3个女生睡一间卧室，另外1名女生和1名男生分别睡其余两间卧室。为了便于管理，佟老师本来不愿意收男生，但由于这个刚进高一的男孩是受朋友所托，所以不便推辞。 为了照顾好学生们的生活，又不至于耽误自己的教学，佟老师请一位保姆负责全家的伙食和洗衣、打扫卫生等活。她向每个学生收取每月800元的费用。这个价格比洲下一般的招租家庭要高出150元，尽管如此，找上门来托管的家长还是不少。“ “人家大老远地跑来，把孩子交给我，我就得负责任”，对于招租的学生，尤其是高三学生和复读生，她不分大小事都会过问，“毕竟是在特殊时期，孩子的心理容易波动。”学生入住后，她一般会与其班主任取得联系，一旦出现放学晚归的情况，她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班主任。 “两所学校养活一个镇” 在临川区工商局上顿渡分局局长徐友文的眼里，上顿渡的居民“比较懒”，“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不像江浙一代的小镇那样前店后厂”。当地人稍微有点钱后，不是忙着扩大规模，而是马上选择买车，更多的人选择买房。 在这个欠发达的农业小镇，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当地的居民，除了少数在政府、银行等单位上班的人，大部分人只能外出打工或者在当地做建筑、做点小生意和做“蹬士”。外地学生多起来以后，招租学生成为很多人谋生的门路。按徐友文的说法，“两所学校养活了一个镇”。 据记者了解，一般而言，招租一名学生，包吃住和洗衣服，每个月可以有650元的收入。但这些人家的环境参差不齐。据家住洲下5栋的老干部邓正高介绍，很多当地人为了多挣钱，会在一间房子里加塞多名学生，甚至一户家庭招租二三十人，实在睡不下只好让学生打地铺，“这样的家庭一般收费较低”。洲下的房子一路水涨船高到3000多元每平米。但他听说一中的高中部明年要搬到新城，“到那时，洲下的房价可能不会再涨了”。 “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对当地经济肯定是有刺激作用”，徐友文介绍，现在该镇登记在册的工商户有1500户，而在2002年，这个数字不过600多户。从周边县市来该镇开店的人数也有近百名，几年前，除了个别温州人来开发廊，几乎没有外地人注意到这个地方。“别看我们是个小镇，这里的菜价比抚州城还高”，徐友文说。 小镇相对繁荣的娱乐场所，对于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而言，是一处处隐忧。洲下的电游室和PS游戏店、学校附近的溜冰场、新城的网吧，甚至文化馆的桌球室，对于生活单调的学生而言，诱惑力不言而喻。这些地方不时有家长出现，找到自己的孩子后，将他们领回家。相互认识的家长之间也会通知对方，“你小孩又在网吧了”。 家长们唯一感到清闲的时候，是小孩吃完晚饭去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做完家务，抄一条小凳出门，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讨论着谁家的孩子成绩进步，也分享陪读生活的点滴。由于正值开学，不时有新来的家长拖着行李、领着孩子穿梭在各栋房子里看房，不管是对于孩子或是他们本人而言，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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