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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装备如何改变战争形态

 方略书院 2014-03-12

回顾战争历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历史上因军事思想落后而自食失败苦果的军事家们,由于他们习惯于历史地、片面地、静止地认识战争的发展变化,对军队建设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敏感,从而留下被动、失败的隐患。“战争——这是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迎接它。”

今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回望人类百年战争史,我们不由得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00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战争面貌产生如此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究竟是如何推动战争演变的?这里面贯穿的规律、机制与主线是什么?本文拟就此做一点粗浅分析。

先进军事技术作为传统战争形态的否定性力量,总是强制地推动作战方式的变革,引起战争形态的历史性变化

在有文字记载的5000多年历史上,人类经历了近1.5万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纵观人类战争史,战争的形态和作战样式,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从战争形态而言,人类战争形态在经历了徒手战争、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和机械化战争形态后正向信息战形态转变。这些战争形态的转变又都是以武器装备使用为标志划分的,都明显烙下了科技进步的印记。人类战争史上战争形态几次大的变革证明,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都是导致某种战争形态产生的重要因素,一种新的武器装备出现并被应用于战场上,战争形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例如,黑火药兵器刚一出现在战场上,由于其低廉的训练成本和巨大的杀伤力,立即导致战争规模空前加大,军队编成、作战样式、军事思想等也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火炮的出现使军队对城堡的攻坚能力大大提高,城堡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急剧降低;火绳枪的出现提高了步兵的战斗力,步兵开始占据战场的主导地位。可见,武器装备是形成战争形态的重要要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即陷于僵局,这是完全出人意料的。……造成这种僵持局面的是机枪、铁丝网和火炮。”这种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来如此平凡的武器,当年给进攻一方构成了严重障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正是由于机枪和铁丝网的出现,阵地防御被证明优于进攻。“在1916年凡尔登战役10个月的残杀中,德法两国军队共发射4000多万颗炮弹及成百万发子弹。进攻的一方德国以45万人的损失造成法国55万人的伤亡,结果几乎使双方都‘将血流尽’。”面对僵持不下的战局,各国军事家都迫切要求制造一种既能进攻、又能防守、还能运动的新式武器,用来突破敌方防御阵地。这就产生了研制“机枪破坏机器”的动机。坦克由此应运而生。

虽然英国最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坦克只是由拖拉机改装的“丑陋的家伙”,而且可靠性很差,能够冲到对方阵地的不到一半,但却丝毫不影响其作为堑壕战终结者的身份与地位。阵地战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飞机和导弹武器系统的出现和广泛运用,火力打击的范围骤然增大,空间也不再是遏制战争的天然屏障。按照传统观念,防御一方的幅员辽阔、作战纵深宽大,是削减对方攻击锐势,层层组织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有利条件。然而,在导弹武器特别是战略导弹出现以后,因其具有了“无限远”的作战能力,使得进攻者的“火力之手”可以延伸到全球的任何位置和角落。线式作战真正成为历史。

因此,从技术角度看,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作战正是技术与装备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随着人类社会大踏步地进入信息社会,大量信息技术物化出各类繁多的由信息化弹药和信息化作战平台构成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也必然使信息化战争形态表现出与以往战争形态完全不同的特点与规律。从近几场带有高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战争特征的局部战争来看,信息化武器装备已经成为战场的主力军,在战场上发挥着机械化兵器所不能替代的主导作用。

技术与装备对于战争形态的改变是渐近式的,遵循从量变到质变的基本规律

通常一种新的武器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受制于本身的技术条件与作战能力,很难立即改变战争面貌上升为战场的主导性力量。其发展具有渐近性、探索性的特点。比如,虽然一战时飞机已经出现,但当时的飞机既没有探测设备,也没有通讯设备。所以当时只能靠飞行员的肉眼去观察和发现目标。这就决定了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使用主要是两种军事用途:一是空中侦察;二是同炮兵配合校正炮弹落点。而且当时的飞机,因为没有座舱盖,飞行员在座舱内投掷炸弹来完成对目标的轰炸,命中精度可想而知。此外由于飞机上没有通讯设备,无法实现飞机之间以及飞机和地面指挥部的联系。所以一战时期

的空战多为单机的近距离格斗,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空中作战。

但是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之前,飞机的性能有了快速的发展,从而为二战期间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奠定了基础。从飞行速度的增量来看,1915年至1933年期间,双翼歼击机速度的平均年增量约为每小时10公里,轰炸机约为每小时8公里。安装高空活塞式发动机的单翼歼击机的速度平均年增量从1933年至1946年期间为每小时30公里,轰炸机为每小时20公里。二战期间飞行速度增量约为一战期间增量的3倍。并由此诞生了一批世界名机,如:美国的P-51“野马”式、英国的“喷火”式、德国的“梅塞施米特”MG-109型、苏联的雅克-9型和拉-5型和日本三菱公司研制生产的“零”式战斗机。

从相对作战杀伤力指数的数量变化来看,二战中的战斗轰炸机的相对作战杀伤力指数为415,一战中战斗轰炸机仅为11,二战中战斗轰炸机的相对作战杀伤力指数是一战时的近38倍。由此也可以看出,二战时期航空武器装备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高,从而为战场大规模运用创造了条件。

任何先进装备都不会自发改变战争面貌,其深层动力还是源于对新技术的创新运用以及对技术优势的自觉追求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技术在地面、海洋和天空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几乎所有的主要参战国都认识到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弥补战略和数量上的劣势,如果丧失技术上的优势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对技术优势的自觉追求,正是二战时期,新装备与新的作战思想集中涌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军事思想的先进与否与技术的先进性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比如1916年,英国最先发明了坦克,有最早的坦克作战实践,按理说,在最先创造和使用坦克的新思想方面,英国人应该捷足先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人尚未找到使用坦克的先进战术的途径。同样,法国在坦克的数量和质量上,一度居世界首位,但也始终未能摆脱“坦克掩护步兵”这一传统作战模式的束缚。致使坦克问世很久未能产生使用坦克的新战术和新思想,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在当时看来是最为先进的武器的应有威力。

时间过去了30年,由起步较晚的德国创造了大规模使用坦克的思想和战术。运用“闪击战略”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由此可见,新武器的发明者,不一定就是新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的创立者。二战初期,德国利用天空的飞机和地面的坦克互相配合的“闪电战”就是最好的例证。古德里安说:“飞机发动机和坦克发动机是一对兄弟。为了获得胜利,坦克迫切需要速度更高的同伴的支援。坦克和航空兵的战斗行动通常按地点和时间加以协调。”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其实就是飞机和坦克的协同结构系统发挥出来的作战威力。这种在航空兵支援下,集中使用坦克迅速突击、以快制胜、速战速决的新式战法便是“闪电战”。

1940年5月,希特勒的“闪电战”再次发挥威力,一举击败实力与之相差无几的英法联军。在短短一个半月内迫使拥有300万大军,号称欧洲大陆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投降。所以正是由于对于飞机与坦克的创造性运用使得德国的“闪电战”在二战初期所向披靡。

另一个例子就是航空母舰的出现。当时,飞机已经作为空中力量的新军崭露头角,但是想到把它和海上的军舰结合起来使用、并使之成为一种功能和威力更为巨大的战争工具,却是一批勇于以生命为代价去尝试新事物的勇士和先驱。实践证明,航母和舰载机的使用开创了海上作战的新时代,海战模式就此改变,“大炮巨舰”的时代宣告落幕。

因此,回顾战争历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历史上因军事思想落后而自食失败苦果的军事家们,由于他们习惯于历史地、片面地、静止地认识战争的发展变化,对军队建设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敏感,从而留下被动、失败的隐患。

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创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所以回望人类百年战争史使得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虽然科学技术改变战争形态的基本作用链条是:新技术的出现与运用导致新的武器装备的出现,新装备的出现带动体制编制的改革以及军队人员素质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新的战略战术的产生,战争形态演变也就不可避免。但是这个作用过程里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自动发生的,都必须有指挥员和战斗员大量的创造精神和高度自觉。正如军事理论家杜黑所说:“战争——这是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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