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曾国藩深知,官宦之家,家道不易持久,富贵易生骄逸,骄佚必致家道破败；危机感要比一般官员强,管教亲属的自觉性要比一般官员高,措施要比一般官员得力。 古语“宰相家人七品官”,说的是高官的家人(仆人),其威势尚不低于七品官,何况其近亲属。古代官员的近亲属常常倚仗官员的权势,傲人、欺人,甚至违法乱纪。因此,官员如何管好近亲属,是每个朝代都会遇到的问题。 曾国藩明知要管好家人(近亲属)很难,仍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来做这件事。 他管教女眷,让进门不久的大儿媳刘氏(巡抚之女)跟着婆婆纺纱。两人每夜至“二鼓”以后(夜里11点后),完成四两指标,方才就寝；并要求大儿媳与他的三个女儿,每人每年各做一双鞋寄给他,用所织之布做成衣服和布袜寄给他,以考察“闺门以内之勤惰”；还让在家乡的几个弟弟时时劝导喜睡懒觉、要婆婆照顾自己的四妹改掉坏习惯。让家中女眷养成勤俭作风,能做到这一点的官员很少。 他劝告在家乡的父亲低调行事,不要干预司法,不要对地方官指手画脚,不要跟乡人打官司。在给叔父、母亲的信中说:“又闻四弟、六弟言父亲大人近来常到县城,曾为蒋市街曾家说坟山事、长寿庵和尚说命案事。此虽积德之举,然亦是干预公事。以后无论何事,望劝父亲总不到县。”又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约束亲属,要他们不以官亲自居,不干预地方司法、行政,是很多官员难以做到的。 他要求弟弟、儿子等不事张扬。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提出,亲族各家的排场总嫌过于奢华。就拿坐轿一事来讲,坐四人抬轿子的人太多,听说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吾弟为何不严加教责?就是吾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四人抬轿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万不可。曾国藩时时督责亲属,使之做事检点,不以特殊人物的排场出现在众人面前,也为一般官员所不及。 古代官员有放纵亲属的,也有想管束亲属而收效甚微的。管好亲属,别人难以做到,为何曾国藩能做到呢? 这是因为:曾国藩深知,官宦之家,家道不易持久,富贵易生骄逸,骄逸必致家道破败；危机感要比一般官员强,管教亲属的自觉性要比一般官员高,措施要比一般官员得力。《老子》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讲的富贵而骄而败的道理,曾国藩当是深印脑中的。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说:“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他想用勤俭,尤其是女眷的勤俭,来防止奢逸。他要两个儿子过穷书生的生活,以避免骄逸。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曾国藩认为,防骄防逸,可保家门。他抓亲属的防骄防逸,可说抓住了关键。 曾国藩认为给后人留下很多财产对他们没有好处,因而平生不积聚财富,经常把银两赠与亲族。《列子》一书写到孔子弟子子贡的后人、卫国的端木叔,继承祖上财产,“家累万金”,行年六十,开始施舍财产,先是宗族,后是乡里,最后全国,一年之中将财产散尽,不为子孙留财。这个故事,曾国藩应当是熟悉的。也许他有意效仿“达人”端木叔的做法,将大量银两赠给了亲族。在给几个弟弟写的一封信中说:托人带回家银子100两,另外50两,送亲族各家,按往年在京寄回之旧例分送。“以后我家光景略好,此项断不可缺。家中却不可过于宽裕。处此乱世,愈穷愈好。”曾国藩治家的这一招,不能不说是高明的。 曾国藩自律极严,他要求家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如要求家人俭朴,他自己向来就很俭省。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曾国藩担任过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位至将相的他,所有衣服不值300两银子,是很俭省了。所以,他劝导家人过俭朴生活,能被他们所接受。曾国藩的表率作用,是他治家成功的又一个原因。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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