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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达《谈古书画鉴别》2
《三谈古书画鉴别》
书画所用的纸、绢、绫，由于它们本身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各个时代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考察书画所用的纸、绢、绫，对于鉴定书画本身的真伪是非，也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这里分述如下：
纸
一、质料
麻料：汉、晋古纸，所见都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再制而成，也有用生麻的(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麻纸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例如西晋·陆机书《平复帖》，用的就是麻纸。此外，还见有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沿用西晋愍帝年号)三十六年(348年)文书残纸，可为辅证；同时，敦煌洞中发现的北朝写经卷，也大都是麻制的。隋、唐、五代书画并用麻纸，我们见到的如唐摹《兰亭序》(天历本)、杜牧书《张好好诗》、五代·杨凝式书《神仙起居法》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等，无不如此。北宋以来则显然急剧减少，但所见南宋浙江海盐金粟山的藏经纸和北方金代的经纸，还都用着麻料。以后用麻纸来作书画的，则绝无仅有了。
西晋-陆机书《平复帖》（局部）-麻纸
晚唐-杜牧 张好好诗（局部）-麻纸
五代-杨凝式 神仙起居法（局部）-麻纸
皮料(楮树皮、檀树皮、桑树皮)：隋、唐之间，开始发现有用树皮造纸的，大都用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亦发暗无光(但比麻料稍亮些)，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同时也有用桑树皮的，其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亦为扁片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潘吉星同志曾化验过一卷隋开皇二十年写的《婆罗蜜经》和一卷唐开元年间写的《无上秘要经》。前者是桑皮料，后者是楮皮料。北宋一开始在书法墨迹中就出现大量的树皮造纸。如 宋初李建中书《同年帖》、《贵宅帖》，以及稍后的大部分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墨迹都是用的皮料纸；最著名的米芾书《苕溪诗》也不例外。从此以后树皮纸广产于全国。同时还见到过朝鲜国造的所谓“茧纸”，事实上就是桑皮做的。此种纸最早见之于北宋“宣和装”的手卷贉尾(如《张好好诗》卷等件)，后人见其纤维极亮，以致误认为蚕茧所制了。此纸较厚，表面光滑而洁白，更是它的特点。
北宋-李建中《同年帖》（局部）-皮料纸
北宋-李建中《贵宅帖》（局部）-皮料纸
北宋-米芾《苕溪诗》（局部）-皮料纸
竹料：用嫩竹来造纸，出现在书画中所见最晚，大约要到北宋中期，如苏轼说：“今人以竹为纸，古亦无有也”【1】，可为佐证。竹料坚硬，最难制浆，前代人无法处理它，所以亦不采用。竹料纤维最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成硬刺形，转折处也见棱角。南宋人赵希鹄曾说，若“二王(羲之、献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2】”，那是靠不大住的。现在不但实物未曾见到过，即按造纸的发展情况来看，恐怕东晋期间是造不出竹纸来的。我们看到的宋人临仿书王羲之《雨后帖》、王献之《中秋帖》等，倒全是用竹纸写的，我以为赵希鹄所见的也正是那些副本、伪本。
以上各种纸料到北宋中期都已齐备，因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混合制的纸，所见如米芾书《高氏三图诗》页(在米芾《诗牍》册中)，是麻、楮混合物，《盛制帖》(即《天启帖》)、《寒光二帖》之一都是楮、竹混合物，等等。
元、明以来，已到了造纸的全面发展时期，在书画用纸中，无所不有，因此不易以纸质来区别其时代的前后了。
宋人临仿书王羲之《雨后帖》（局部）-竹纸
宋人临仿书王献之《中秋帖》（局部）-竹纸
二、形制
尺寸：汉、晋时期因受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能抄造大幅纸。所见法书墨迹，大都直高在24、25厘米间，如上述《平复帖》等。唐、五代的纸渐高至28、29厘米间。到宋代更有高至30至45厘米之间的，横度也显着加长，如宋徽宗赵佶书《千字文》卷，一纸到底竟长达市制三丈多(合1000厘米以上)。那当然是并不多见的特制品。以后更难说纸的限度了。
帘纹：汉、晋有用丝线或马尾制成的罗底为纸模抄造纸张的，纸面呈织纹而无帘纹。其后改用竹帘纸模，才见到了帘纹。其中又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横竖交织着。竹条纹可分粗、中、细、特细四级，大都唐以前较粗，到宋代则较细。此种纹路在已经多次用浆并托裱的书画纸上，有时不易看出，而且其演变的时间距离也较长，所以用它鉴定时代的用处也不太大。在明以来看到的一种“罗纹纸”，是用较密的丝线编的帘子制成的。
加工：大约到隋、唐以来，造纸技术逐步提高，有精纸出现，于是又有各种加工的方法，使纸张更适合于作书绘画。
纸的初造，虽精也必然极生，书画时易走墨难用。所以自晋至元的书画用纸，大都加以硾浆使变成半熟，也有只硾不浆(生纸硾紧也能凝墨)或硾而填粉的。明、清以来更有用云母、矾水刷纸，使它成为一种极熟的青笺纸，而后应用的。明代上中期，在沈周等人的书画中，开始渐渐见到使用生纸，但用的人当时还是不大普遍。从明代正德、嘉靖至清代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才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习尚成风，不但大量见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的平正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挥洒，直到清末、民国初期，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
历代加工制做的特种纸，种类繁多，现在顺着时代前后略举一些品种如下：唐代有用黄蜡涂熨带黄色的“硬黄纸”(百度百科:古纸名。用以写经和临摹古帖。以黄檗和蜡涂染，质坚韧而莹澈透明，便于法帖墨迹之响拓双钩。又用以抄写佛经，以其色黄而利于久藏。唐宋时最为流行。陆游《北窗闲咏》诗：“名帖双钩拓硬黄。”)，用以响拓法书【3】。又有以黄蘖染成深黄色的写经纸，纸面光莹，并且可以避蠹。二者实非一种，但宋人亦有把经纸误称为“硬黄”的【4】。又曾见颜真卿书《刘中使帖》则用碧色笺。北宋初年开始见有白色“砑花笺”出现在书牍中，我所见到最早的是李建中书《同年帖》后面拼接的一条，以后则北宋中期沈辽书的《秋杪帖》，正幅为白色砑落花流水纹，很为美观。厚粉花笺见于薛绍彭书《元章召饭帖》，又赵佶画《池塘秋晚图》卷则有粉而似无花。描金云龙笺，见于赵佶草书《千字文》长卷，精细之极，应是特制品，此为描花笺的创见。元代赵孟俯、康里巙的书牍中曾见用过淡兰笺。明代亦有“砑花笺”，大都黄色，永乐间王绂曾用以作画，所见有《露竹图》短卷，后来大都在书牍中见之。宣宗朱瞻基有定制的一种书画笺——“宣德纸”，虽无色无花，但洁白光腻之至，必然加过硾、浆，后来清康熙间王原祁曾亦用以作画，大概是明内府之遗。嘉靖间文征明等人的书牍中有时见到一种黄色或兰色的帘纹纸，时间很短，约万历间就没有了。用金笺作书画，约始见于成化以来，初有块金、洒金等，大都用制折扇；又有用极稀极小的金块洒在制熟素笺上。稍晚则有泥金笺扇出现，如在正德、嘉靖间文征明等人的书画扇中经常能够见到。大约到天启、崇祯年间则有用大幅泥金笺屏、轴作书画，至清初还一直流行着，晚清更普及到对联上，但一般讲，用处并不太大太广。早期的泥金大都是赤色的——谓之赤金。淡金(或叫青金，中含银粉)要到清道光以来才能看到。“云母(中含轻矾)笺”亦始见于明中叶折扇中，后来也有大幅轴画；清康熙中期以来，折扇尽用此笺(金面较少了)，到清末云母绝迹，只刷轻矾，成为纯粹的矾纸了；有些很薄的矾纸，则称为“蝉翼笺”，这是一种极熟的笺纸，比之硾、浆纸又不同了。矾纸除了不易走墨，宜作工细重设色画以外，无其它好处。而且用这种纸作书作画墨色往往变成灰暗，是加工纸中的最劣品。
 王羲之《姨母帖》(原裁于唐人摹《万岁通天帖》，辽宁博物馆。)--硬黄纸本
颜真卿 《刘中使帖》--碧色笺
薛绍彭-《元章召饭帖》-厚粉花笺
赵佶-《池塘秋晚图》卷-有粉而似无花
赵佶-草书《千字文》长卷-描金云龙笺
明 宣德描金云龙纹粉纸 幅长72厘米 幅宽31厘米
清康熙、乾隆以来，流行一些彩色粉笺、蜡笺，上面描上金、银花纹，制作极为精美，但不宜于绘画，只能写写字罢了。在 乾隆、嘉庆间金农、罗聘的绘画中有时用一种水红色的半熟制纸，倒是极为稀见的。
从书画纸中看到西晋时期(如陆机《平复帖》)的制作还很粗糙，到东晋(如王珣《伯远帖》)就有一个飞跃。隋、唐以来更有各种加工方法，使它更为适用；尺寸也渐渐高、长。质料则种种全备于北宋。此后至多在加工方面增加些花式。所知造纸的演进情况，大致如此。
纸的精粗(包括加工)除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进程以外，还有特制品与普通市货之不同。宫廷御用当然出于特制，“澄心堂纸”虽未见过，根据前人文辞描述，可想见其一定精美异常。即明代的“宣德纸”，也是光腻洁白不同于一般明纸。某些士大夫书画家们也有找人定制佳纸或自己加工【5】的，如宋·米芾就是极讲究用纸的，在他的书牍中曾看到一些精心加工的佳纸。清·王翚所用纸也曾托他的门生杨晋拖浆(曾见其致杨晋一尺牍中谈到)，可见一斑。
纸的质地以麻料为最坚韧，树皮次之，竹料较脆弱，但一般都能经久不易很快地老化。除了风吹日晒或受潮霉烂以外，藏得好的真可以几千年如新。我们看到敦煌出洞的北朝和唐代的文字卷纸，大都坚韧不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纸的黄黑、洁白的变异，主要是久经风、日，倘若保存完密，虽古犹洁(只不过另有旧色与真新者不同)；相反的则虽新亦变黄或黑，所以鉴别古、今时不能以黄黑、洁白来作绝对的区分标准。尤其有些纸，如“宣德纸”、“高严镜面笺”等，最不易黄黑，更须注意。
关于古纸制作的种种常识，我都是向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同志请教学习得来的。他在1975年10月的《文物》月刊上发表的《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之研究》一文，谈得详细透彻，可供参阅。
绢 与 绫
用以写字作画的丝织品，我们一般笼统地分为绢、绫两种，实际上还有纱罗等等，现在且从旧习惯，只合称绢、绫二名，其它也就包含在内了。
我们不必要也无法彻底阐明绢、绫织造的演变发展史，这里只能根据书画实物中观察到的绢、绫上某些现象或特征，以作鉴别真伪是非时的佐证。
用绢来写字作画，这在我国是很早的。所见实物如长沙出土的战国、西汉帛画、帛书，就都是画和写在绢上。直至现在，仍然有人还在绢上写字作画。由于蚕丝是天然之物，数千年不会有什幺变化，而绢的织法，也很简单，所以，要从绢的本身去找它的时代特征，就是很难的了。这幺说，是不是在绢上就不能找到一些线索来帮助我们鉴别书画本身呢？也不尽然。比如在绢的门面宽窄的变化、绢的加工砑光等方面，我们仍可找出一些规律，掌握这些，对于我们鉴定书画当然也有好处。
关于绢的门面尺度，我们仅从书画实物中来考察(这可能不全面)，在宋代的双軿(píng,拼合)或三軿大轴中，可以看到自宋初至宣和以前，大都不超过60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至南宋中期时，已有宽一米以上的了。自此以后，大都宽窄并见。
对于绢的加工，用石砑光之后再作字画的，要到明代末年以后。但过度的光亮，令人看来不顺眼，好象使绢显得稀薄了。这样的绢，在清末咸丰、同治时，是经常在书画中见到的。
至于绢制作得精粗优劣，虽然不能以此来断定它的早晚，如清康熙时的“贡绢”与宋代的“贡绢”，除了它们的新、旧气色不一样外，是很难就它的质料和制作的精粗来区分的。相反，在同一个时代，精粗优劣却大有悬殊。尽管如此，其中也有些规律可寻。一般地讲，宫中的东西(所谓“贡品”)大都是特别高级，所见如在南宋画院中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有些绢是非常精密的。另外地区关系的影响，如明代中期江西郭诩、河南张路等人所用的绢，有的稀如纱罗(或即此种东西)，粗如夏布；与之同时的“内廷供奉”王谔、吕纪等人所用的绢就细密匀净得多(但仍比不上南宋院画的绢)。而在那时的苏州地区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这些人用的绢，虽非“贡品”，却也精良。这恐怕与这一地区的经济发达繁荣有关。晚明陈洪绶(浙江)、张瑞图(福建)、王夫之(湖南)等人，有时用一种极粗糙象绵绸一样的劣绢，这大都是这些特定地区的产品。这几种劣绢的生产，也似乎有时间性。郭诩、张路等人所用的劣绢，大约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间出现，陈、张、王等人所用的劣绢，则在天启、崇祯间才出现，到清代康熙间又不再见到了。因此，这对我们断代，也能有些帮助。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过去有人在鉴定古书画用绢时，有所谓“双丝、单丝”之说，认为宋、元人用双丝(二经穿一纬)，明、清人用单丝(一经穿一纬)。这个说法是极不科学的。我院织绣组陈娟娟同志曾经对很多古绢进行过分析，所谓“双丝”，又叫“并丝”，这种绢在古书画中还没有发现过，而被人们误认为的所谓“双丝绢”，实际上仍是一交一的平纹组织，只是每两棵经丝与纬丝分别交织后，留下一个空间，这样形成两条经线相接近的现象，表面看上去就像两经穿一纬一样。这种所谓的“双丝绢”，我们在书画中，各代都能见到，是不能以之断代的。
绫，有花绫、素绫之分。
花绫又有素色和染各种颜色的，它用之于书画中不太普遍。据记载：唐贞元以后写诰勅用花绫，所见有咸通二年(861年)的《柱国范隋诰》一件。宋代的诰勅中亦有花绫出现，所见如北宋司马光二种诰身：一、熙宁二年乙酉(1069年)充史馆修撰告；二、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告，都是素色花绫的，那是所见最早的了。宋徽宗朝“方丘季享勅”，则是五色罗绢的，这是特种文件的特种用品，不能说当时的一切书法就都已通行绫本的了。宋代一般书卷用花绫写的，则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元人则见虞集行书《诛蚊赋》一卷。
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卷(局部)-花绫
素绫(俗称板绫)，用于书画卷轴中，早一些时间的只在明成化、弘治间沈周等人的作品中见到过几件。后来要到天启、崇祯间才广泛流行起来，所见以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为最多，其中也有略带一些暗花的，但到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又少见了。晚清时又曾昙花一现而未盛行。
纸、绢与绫，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酥落败坏，这种情况，我们常称之为“老化”。其中老化的快慢，绢、绫又比纸更甚一些。如同时在敦煌出洞的绢画，一般就不如纸画新洁。在防止和减缓纸、绢、绫等老化方面，我们的古人是采取过很多办法的。因此，到现在我们还能见到纸、绢如新的宋代书画，如北宋末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马麟的《层迭冰消图》轴，就十分洁白，绢色如新。
北宋末-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绢色如新
马麟《层迭冰消图》轴(局部)-绢色如新
在旧社会一些造假画的人，往往把纸、绢染得很暗黑，并故意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让它发霉发烂，使别人看起来，这件东西好象真是年深日久似的。但是纸、绢等的作旧，与它自然的陈旧，其气色终究是两样的。
历代书法，用纸多于用绢、用绫。绘画在元代以前则大都用绢，少数用熟纸和半生纸。以后渐渐纸多于绢，主要是因为水墨画兴起，用纸比用绢合适些。
以纸、绢等来断代，也不能全面解决问题。例如同时代的伪本，就无法判别；能断前——例如竹纸不能在唐以前出现等；不能断后——一种新品种新织法出现以后，可以延续到后代。又旧纸可以作新书画，流传下来的空白古纸，近代还能够找得到，不象旧绢那样难觅。所以在鉴别工作中，其所起的佐证作用是不太大的。
【1】宋·苏轼《东坡集》卷六七：“书海苔纸”。
【2】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
【3】同上书“古今石刻辨”中说，“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黄仿右军书”。
【4】同上书“古翰墨真迹辨”中说：“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避蠹，以其纸加浆泽莹而滑，故善书者多取以作字。”此记实误，按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曾辨之云：“硬黄，唐人本用以摹书。唐又自有书经纸，此虽相近，实则不同。”
【5】见米芾《评纸帖》(《美术丛书》二集第二辑据墨迹收载)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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