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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汉字是“形，义，音”三维同体书写符，其他拼音文字是“音，义”二维同体书写符。世界上的所有文字都是“义”的载体，汉字的义载体有形载和音载两种，其它拼音文字的义载体是纯音载。拼音文字的字母音符不携带任何“义”的“视觉形象”。 人类的大脑对客观世界进行智力处理时，依赖诸如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肤等感觉器官。这些各自为政的独立感觉器官是信息处理的不同渠道。眼睛和耳朵对外界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沿着两各完全不同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是人类语言和文字的发生器。不管是通过眼睛“看到”，还是通过耳朵“听到”的信息，都要最先靠“嘴”反馈。通过嘴的反馈而发出的“声音“，就是最早的语言。从视觉“反馈”的渠道，我们得到的是“图文符”，这个图文符在汉字的“书写”体系中，取“言”,“口”，为最重要的“视觉构建”。北美印第安人的岩刻中就有“speech”，这一“概念”的“图文”。这一“speech， talk， speak，说，言，语，道”的“义核”，是全人类共同的“认知对象”，但是“反馈”这一“被大脑处理过的客观世界的信息”的输出“feedback”，则有不同的“语音”（音皮肤），和不同的“字形”（形皮肤）。 世界上的语音的“视觉记录”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拼音书写”。虽然这些书写拼音符也是通过视觉--眼睛来“记录”并传递的，但这种书写符号是纯粹的“表音”，“标音”体系。由于这种记录传递书写符号达到了“语音和语义”的“同步”传递，这种可以直接“认读”的拼音文字是最方便，便携，直接的“交流手段”。 汉字是从“视觉图符”演变来的。最初的图像在视觉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并不直接携带“语音信息”。语音信息是“独立”于最初的“视觉图像”。这并不等于当时没有语音信息。语音是信息传递的“第一选择”。这是“自然发生”的。语言的历史远远长于“书写”符号的历史。没有语言的民族不可能存在，没有文字的群体可以存在。在人类文明发生的初期，语言作为听觉渠道的信息传递模式，是占统治地位的“信息交流方式”。 最早的通过视觉来处理的信息有“结绳，刻划，”这样，飘散在空气中的“语音”信息就以视觉形象的方式“非逻辑，随机地”被“扑捉”到，并被“固定”在一个符号，图形或象形的“载体”中，得以抗拒空间和时间造成的“信息交流的中断和流失”。 语言的发育是围绕人类“语音造型”能力的发育而发生。人类的口腔，声带，嘴形，和口腔内的舌头，牙齿，送气的方式，嘴唇和牙，嘴唇和舌，舌和齿，齿的位置，舌的高低，唇的开合的程度，都是语音的不同“造型”的原因。语音的音素和音素组合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发音器官的“生理构造”有天然的“限度”。从语音的本质“音质”上来说，元音的数量，和组合是有限的，元音都是围绕五个主要元音来发育：啊(a:)，依(i:)，唔(u:)，唉(ai)，呕(ou)。辅音的发育有更多的余地，这是因为参与“造音”的器官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没有辅音就没有声音的“单元化",--也就是“音节化”，没有“音节化”的语音单位，复合音节的“单词”就不可能出现，区别一个语音的“义”核的方式是辨别“元音”的区别，和‘辅音’的区别。没有“差异化了”的“音素”，就不会有“语言”。 语言的发育是围绕着一个主要“音节”来展开“临界音”的“生殖”。如“M”辅音音素和“阿，唔，依，艾，呕”的组合就是母系社会的主要概念“母”，和“ma”的概念体系的“语音源”。母是母系社会最早的“图符”，我本人认为这是“母神”的“符图”。这个“母”字的形象 在世界各地的岩刻都有。它的特征是“已婚女性，生殖年龄段的女体”的临摹，是象形的状写。这个象形符的特点是乳房的“点”，在岩刻的形象中，母神的图符也是写实和自然主义的。这些符号不是“字”，而是“图”，是宗教仪式中的主要“道具”，和“崇拜对象”，是部落的女祖上升为“神”的记录。 汉字的“母”字最初是宗教仪式的“母性图符”大母神的图符。只是这个图符的简约特点和“单义”的特征，和它在部落宗教仪式中的大量重复使用，它才进一步进化成了书写字符，并在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中，淡化了“母”字的“神圣含义”，而“母神”的宗教神力，在父系社会被男性话语权彻底“抛弃”。“母”字，不再是“母神”的图符，并通过“义符”偏旁化，成为“义素符”，和“音素符”，才获得了“字符构件”的身份，参与新字的“创造”，如母，每，悔，梅，敏，毓。 印第安人的岩刻中有关“人类自身的”概念，如：母，子，男，女，交媾，生子，怀孕，男阴，女阴的图符和符记。印第安人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的文明历史很长，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间中，他们完全靠口头语言和宗教符图来凝聚部落的完整，生存和延续。西方学者对他们的岩刻的解读大约有上百年的历史，Alex Patterson先生的著作对北美大西南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岩刻进行了归类，和认读。他把收集到的图像分为三类：“类人”，“类动物”，“抽象”。这些图符可以大致表现出图到符的演变，从图文故事到抽象符和象征符的过渡。 这些岩刻是“艺术”，是没有“语音”信息的哑图符。现在依然生存在印第安居留地的印第安人对这些图符进行“义读”和“音读”的破译。因而我们可以“听到”用“英语拼音符”记录下来的“读音”。此读音是否和远古的读音一致，是不易有‘定论’的。但是从语言，语音的传递特点，语音的“导读是“强制”性的。”读音是自我“筛选”，“过滤”，以“正音”来区别“义”的准确和正误。在本语族中，在同语音源的文化集团中，语音的“强制性”是不可人为地改变的。操“异音”的信息必须通过“翻译”，才可以“通读”和“认同”。因而，改变原“语音”的动机并不存在。我本人认为，语音的“保鲜”是文明的自我“保鲜”，语音在口口相传的“传播模式”中，以“不变，”“正音，”为“生命力”。 语言的发育，是“辅音和元音构成的单音节”线性地，在时间中加缀的结果，而视觉图符字的发育则是“单音节的义符视觉形象”在二维空间叠加，扩展。因而“繁体字”就是这种“视觉信息创造”的“典型”。但是在单音节的义符变成很繁复的“叠加字符”后，就‘物极必反’，自发地出现了‘反动’。这就是“简化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阶段，就有简化字出现。这是人类处理信息的本能，趋向把“处理方式”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因而就有“简化符号”取代“复杂符号”的冲动。 由于语音本身就是简洁，单纯，单音节，音节化，并发育出了“音符拼音”，它作为“信息交流手段”的直接，简约，及完全不携带“视觉形象”的特点，使拼音文字成为“义，音”二元素信息符。而汉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有“义，音，形”三元素并存的合体信息符。 处理汉字信息的最大难点在于汉字单字的“义，音”的分离，和“形，义的不固定对应”。谐音字的发育，在很多程度上解决了“音，义”的分离，而把汉字的“义，音，形”三元素符，蜕变为“义，音”二元素符。语义和语音在“谐音字”上得到了“直观”的“呈现”，虽然这种直观的“音义呈现”还不规范，还没有进化到“直接认读”的地步。但谐音字本身的确实现了“抛弃视觉信息”的飞跃。寄生在汉字中的“视觉形象信息”已经遭到了“大量抛弃”，在谐音字中，义符代表“义”，但是是“局部”的义，如“草字头，竹字头，三点水偏旁”，但是另一半的“字部件”完全是“音标”，而没有这个“字部件”原来所“携带”的“义”了。大量的谐音字被创造处来，以记录文明信息的“新概念”，“新思想”，“新事物”。虽然在字符上，字符大大增加了，但是“音素”单位并没有增加。于是大量的同音异体字的出现就是汉字的“特点”。汉字的出路在于“词”的创造。大量近义字合并为词，就使误读“字义，字音，字形”的概率大大降低。比如“行”，和“走”就是“近义字”，而“行走”一词的“出现”就会使“单音节--xing , 单音节--zou ”变成“xingzou”。“行，走”的单字“误读，误解，误写”可能性降为“零”。 汉字的训诂是为了克服破译信息符号“单音节字”的“不单纯，不直观,不固定携音，繁复，含糊”“特点”的结果。单字是古典学者解决“误读，误解，误写”的“着眼点”。“单字”训诂路线是学者的迷魂阵，门外人如入“禁区”。不受到“业内大祭司”的指点，就无法进入这个“神圣空间”。许慎是“单字”“视觉解读”派的鼻祖，而和他的训诂“路线”相对立的 是“语音解读”的“路线”。这两个“研究路线”都要面对汉字的三维“义，音，形”合体的特点，并从它自身的的辩证和有机的历史发育规律来“破译”汉字的“魅力”。 信息传递符号体系就是一个发育中的，有机的人造体系。它的符号是人造的，也是在历史中演变的。中国汉字经历了前夏朝的无官方书写体系阶段，在商朝，甲骨文已从视觉上发育成很成熟的“书写符号”。到了周朝，周人继续了甲骨文的传统，由夏商周三代的精英集团，宗教巫师们所建立和培养的“识字阶层”成了文明和文化的主要解释人。他们的话语权决定了汉字的“形象”的“再造型”，并逐渐在“专制制度”的大一统的文化环境下，使汉字规范化，男性化，并逐步统一，定型；大量的同义异体字都逐渐地退出使用，而成为训诂专家的“自留地”。只有那些便于“读，写”的常用字，才保持了它们的“流通”优势，成为大众文字，世俗文字，常用文字。 最初的象形符的“视觉效果”没有直接可辨别的“音皮肤”。也就是说，最纯粹的“形载信息”是“图，划，画，符。字”。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视觉单元”本身没有“语音皮肤”。如果说这些“视觉单元”是“无声”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视觉的信息处理和“听觉耳朵--”两不相涉。 左安民先生在他的著作：“1000个汉字的起源和演变”中对汉字“形和声”的关系有这样的解释：“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个象形字，哪怕是最接近于图画的象形字，也必须首先通过语言读出音了，才能表达概念。”左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交流信息的模式最初是“语音传递”。“概念”也就是裹在”音皮肤”里的“义核”。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没有音就没有义，没有义，音就是“纯声效”而已。 左先生还有另一个论点：“世界上的文字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表意和标音的文字体系，而汉字则属于表意文字。所谓表意文字，就是文字与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每一个字只是表示一个音节，不能明确表示读音，但一个字的本身就能表示一个意思。”我认为左先生的观点有逻辑上的“含糊不清”之处。 所谓“表意”，我认为一切人造符号体系都是为了‘表意’。如果不表意，就意味着“空洞信息”，就意味着传递的符号是“空符”，是没有任何信息密度的“无义，无意义的“纯“音符--如音乐符，”，和没有内容的“纯笔触，刻划”。我们谈到的是有“意义核”的信息载体，语言和文字，而不是单纯的“音符”和“刻划”。这样，我们就必须承认一切符号，不管是象形符，还是表音符，都是“表意”的。不“表意”的拼音文字和汉字是不存在的，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左先生又说：“汉字的文字和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每一个字只是表示一个音节，不能明确表示读音，但一个字的本身就能表示一个意思。”的说法是逻辑混乱的。 汉字被造出来之前，由语言来传递的“某概念”早就存在了。在母语环境中，意义早就被“语言”传递着。“汉字的文字和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比如初民看到天上的太阳，就造出了一个“象形”的“日”字，但是日的语音形式肯定存在了无数千年，太阳的客观存在就使先民们用语音来“声指”这一“对象”。在声指“客观对象”的信息交流模式中，同一对象“日”，在不同的语源部落，获得了不同“音色”的“声指”音皮肤。因而同一个“日”，穿有不同的“音皮肤”，在不同的“音载携意音节”通过耳朵的听力渠道进行交流时，意义就被传递过去，信息收受两方都“约定成俗”的受到‘文明’的“专制同化”，而不会产生“听不懂”的“信息交流阻断”。左先生的“所谓”不发生“直接联系”，只是因为汉字最初不是“表音符”。但这不等于最初的象形字没有“读音”。只是这个“读音”在字形上看不出来。把这个不能直接读出字音的现象说成是“每一个字只是表示一个音节”，就是混淆了汉字的单音节“表意”的特点。汉字的每一个字都是单音节的表意字，只是这个单音节没有独立出来成为可以直接认读的符号。这个单字的读音保留在口语中，保留在造字人的“现场使用”的“语言交流”中。没有语音的标示的汉字并不等于没有“语音”。汉字的进一步发育，就使象形符获得了“声符”的标识的“职能，”而把汉字的“信息交流能力”大大地扩展了。 左先生解释汉字的表意特点时指出“文字和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他举例“日”。如“旦”字的上部是“日”，下部是地面，从地面上升起太阳，是表示早晨的意思。他的例子不能说明文字和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日的发音和“旦”的发音都是远在“日”符和“旦”符被人造出来之前就存在了无数年了。在汉语的语言中，日的语音就存在着，旦的语音也存在着。当日的存在被“象形符号”传载时， 语音就在民众的舌尖上。这就是为什么“日”读如“ri”，而旦“读如旦--dan ”。但是日字作为“音节ri”的表音符并没有独立出来。许多由“日”作为“构件”的字符，都不读“日”，就说明“日”和“音形ri”，最初是形和音的扣锁,但是日作为声符来表音的功能不是最常用的。 如日：日，驲，鈤，馹，都是把“日”当成“表音符”使用的。只是这几个字很偏，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意思，但把它们读出来并不是不可能的。这几个字的构筑法，都是形声字的“人造符”，是靠听觉把原已存在于汉语语言中的概念“字符化”。第一个“日”字是视觉处理信息的结果，它本身和原有的发音“扣锁”成了“义，音，形”三维合体字。而后面的“馹 驲，鈤”都是先有读音，后有字形的“谐声字”，是听觉处理信息的结果，并使用“形象义符”来近一步说明这个字的‘特点’。馹，驲和马有关，但不读如“马--ma”。 鈤和“金属”有关，但不读如“金--jin ”。这是视觉义符造字加声符标音的“新字”。 似乎在谐音字的造字规则中，左侧是“义符”，右侧是“音符”。这个规律并不是没有“例外”的，但是有“汉字不识读半边”民间解读法，而这半边都是“右半边”。 所有的汉字都是有“语音”的。所谓“不表音”只是指某汉字最初发育阶段，表音的功能没有充分从“形象信息的传载”功能中独立出来，不能一目了然地引导“读音”。但这不表明这些最初的“象形字”没有读音。没有读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 只是这个音是看不到的。 拼音文字是可以看到“发音”的文字，这是因为“音标”独立于“形象”的，是听力渠道--耳朵加工的“人造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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