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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佛的《山莺哺育图》（设色纸本 立轴 53.5×33cm）所描绘的自然与动物的关系，感人肺腑。享受过父母之爱的人，或从来没有过父母之爱的人，在这幅作品前，想来有着同样深刻复杂的感受。 很久以来我一直不喜工笔，认为画家无非是在规规矩矩地照搬自然的样子。现在知道，描摩自然，未必就是自然本来的面目，有可能极其主观。这件作品，我就认为它很主观，且主观得这么好。
陈之佛：徐黄门下有雪翁（下） 凡子/文
不过真正勾起陈之佛复活传统念头的，是他1931年受徐悲鸿的邀请到南京中央大学执教之后。在这里，陈之佛有许多的机会，看了不少古代工笔大家的真迹，尤其是宋元明清的众多极品。这是他在长期耳濡目染现代图案美术之后，首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国艺术的魅力。这些作品中呈现出的逼人的性情，欲说还休的性灵之美与笔触之美，把他的情感点燃了，眼睛点亮了，简直可说是欣喜若狂。他第一次知道传统艺术好在哪里了。 人与人的相遇可以一见钟情，人与物的相遇，也有类似的情感。 自此，即1934年之后，陈之佛开始了工笔重彩花鸟画的实践。他没有专门拜师学艺，铺开宣纸自己就开始了。 钟情所爱之物的意思，就是神魂颠倒，就是废寝忘食，就是画个不休。 一边画一边还阅画史读画论，追溯工笔的源头，捋清其中的道理。 同年秋天，在中国美术协会的第一届展览上，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亮相了，这些画如新式美人出阁，一下吸引了人们的注目。而到1942年在重庆举办的陈之佛的首次个展上，他致力钻研的花鸟画，得到人们的肯定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要说有疑问，也只是有人不知那画上所题的“雪翁”是谁，专程来问，寻问的人又还直接问到了在场的陈之佛，陈之佛笑而不语，对面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雪翁就在眼前！ 此刻我们不能忘记，这是非常年月里的非常展览，是艰难之中的不凡成绩。1937年中日战争已经爆发，陈之佛与好友丰子恺一样，是带全家随学校一起撤往这相对偏僻的西南后方重庆，在展开自己的美术工作的。 1937至1945年间，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生活实在颠簸，不知一颗做事的心怎么静得下来，不知在物资匮乏，矾宣难找到，颜料难觅得的情形下，又怎么进行绘画创作。 但那个时候的人似乎都是异才，每个捱过艰难岁月的人，其精神并不坍塌，气质并不抖缩，心灵并不虚弱，该受的受着，该做的事却一样没拉下。 不仅没拉下，在举办首次个展后，陈之佛又做过三次展览。这第二次的个展既为宣扬他的艺术新主张，又为卖画偿还学校运转所亏欠的债务。奇怪吗，学校的债务怎么要个人来偿还？原来文化这一等的事情，向来并不是国家觉得它有多重要。口头禅一般地叨念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事情，承担者与推进者，永远是那有识之士的个人行为。 在重庆期间，陈之佛曾经接受聘请，出任过国立艺专的校长，不过教育部既不增加经费还要管制思想，这两点足以使任何的伟大理想顷刻泡汤。陈之佛辞了职，并将在任期间学校所欠的经费，自己去把它作了个了结。 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所做的事情上，陈之佛的风格，永远有始有终。 第三次展览是联展，与他一起展出作品的有徐悲鸿、吕凤子、陈树人、赵少昂及傅抱石等一众英豪。是为抗战取得胜利而举办，也是为陈之佛的五十周岁而庆生。 似觉不过瘾，联展两月后，陈之佛趁兴又举办了一次个人展览，让自己的作品抚慰了人们一颗颗饱受战争困扰的心。 于此，个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绘画风格也露峥嵘，战争也结束了，新的生活该等在前面了吧？ 此时这样说还太早了点。就政治与国家命运而言，外敌是投降了，国共两党争雄的战争却延续着，一轮又一轮无休止，管不了哀鸿遍野，更管不了民不聊生。和谈不可能，炝人的战火便只有持续，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最终退守台湾，弥漫的硝烟才从实质上褪尽，和平的蓝天总算见到了。 对陈之佛而言，太多的工作并不需要坐等到蓝天展颜才动手去做，阴霾天、落雨天甚至料峭寒冬，没有一天可以懒洋洋，没有一时可以停止思考。 我们知道，在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过渡中，传统工笔花鸟是异常沉寂的。也许是相对于写意的山水，纤毫毕现的工笔太过费功夫，何况它还带有强烈的宫廷趣味，封建体制都瓦解了，执着于这样一种绘画形式，没有更多的理由与基石。 强调时代感与现实感的人，很难站到更高的地方，去看更远的地方。囿于体制观念的人，阶级也会压垮人的思想，挤扁人对艺术的畅想。 总之，成见越多，对事物的认识越概念化，自由就离得越远，历史的文脉就越难与它相亲。 一个概念中的“旧”字，害了多少传统。一个想像中的“新”字，凭空虚构了多少未来。 比较而言，陈之佛是相信传统魅力的艺术家，他又是熟悉日本绘画的人，图案的形式美感，色彩的无限斑斓，在他看来全可融入自我的艺术手法中去，让作品体现出新意，获得意外的重生。 对新中国的到来，他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怀有纯真而热烈的期盼，一腔的报国心，就是想把手中的工作做到好上加好。1952年他出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在艺术观念上继续推行自己的主张，将对工艺与艺术的思考运用到创作中去。1953年他参加了北京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赞颂新中国的作品《和平之春》中艳丽的梅花与靛青的岩石，便很能体现他那个时期的创作思想，形不怕工整，色不怕浓烈，只要意蕴丰满，自然落落大方。 除了潜心绘画，此时的陈之佛更致力于国家系列美术工作的推进，他的官职、头衔因而有很多很多。这些花环是戴在他脖子上的荣誉，也把他压到有点喘气不匀。而他越做事情，就越觉得更多的事情需要做，他只有超负荷地工作，才能让那构想中的事业能早点儿完成，或离得更近一些。 陈之佛是1962年年初忽然走的，因劳累过度，他走在他66岁的这一年。 永远不知道，该说他走得好还是不好。他走了，几年之后到来的文革，他就算躲过了。如果他没走，他未尽的事业照样无法完成，而且非人的凌辱一定会在前头等着他。 但基于对生命的顽固热爱，对他的离去，我们的心中感到的仍然是难以抑制的悲伤。相比其他高寿而多产的艺术家，陈之佛几乎可说是夭折的。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开始，陈之佛就一直处在超量的工作状态下。在染织艺术上，他倡议抢救云南织锦，促成了南京云锦研究所的成立。在刺绣艺术上，他认为苏绣及丝绸该得以更良性的发展，苏州刺绣研究所也在他的操心下建立起来。他是这么多能，又这么好说话，国家设计邮票来找他，艺术院校的教材编写也来找他，他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在身，要疼爱自己的学生，还要抽空画自己的工笔花鸟画。他即使是个神，也该累得倒下了，且果真倒下了。 他对人一副菩萨心肠，谦让无限，但要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也会寸步不让，说出他的肺腑之言。 工笔花鸟画，陈之佛揣摩实践了一辈子，融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挚爱与渊源，从未介入过艺术领域的新当家人是不明究竟的，即使有同行懂得，新的意识形态也迫使他们要改变观念，把这种艺术形式斥为异己。尤其在热气腾腾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时代，这颂梅咏雪的事，哪里有一分革命精神，怎么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现实需要？！ 讲理这么困难，但陈之佛还是讲，断然废除传统，废除美，人的思想没有依凭，情感也没有依靠，未来的人文与文化建设从哪里出发呢？ 因为他的据理力争，在他离世的前两年，竟然还促成了江苏省国画院的成立。 这是陈之佛的幸运吗？有生之年，他还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且用实际行为维护它，而他离去几年之后，真正残酷的文化革命到来了，可以说真话的可能性已经没有。 未来寒心事，难以预测，我们要怎么看待先生的夭折，才好呢。 陈之佛曾被誉为是“徐黄门下独千秋”的大才子。这“徐黄门下”之意，说的是五代时期的花鸟画坛，被两位大家黄筌与徐熙，各自分去半壁江山，一个富贵，一个野逸，再未见后来者。直至陈之佛在世，那种富贵与野逸的气息，才又重新得以见到。 陈之佛是否会同意这种说法呢，他大约会心悦，但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独千秋”。他是埋头做事的人，只关心事做得好不好。且越懂传统的人，越会怀谦逊之态，因为传统太丰厚了，黄筌徐熙，八大南田，悟一些他们的道理，取一些他们的精髓，再辅以岛田老师的教诲，就足以养真，足以玉成自我的艺术了。 又其实，与其说他念念不忘传统，不如说是融化了它们。人在落笔时，哪里会想那么多理论，执笔而行的，是直觉，是天赋。 陈之佛的花儿鸟儿，既源自自己的文化，又带些日本浮世绘的痕迹，气象端庄得很，大气得很，把人看得喜上眉梢。 我们都知道所谓工笔是对应“写意”的这一个概念，其特点在于以线立形，尽其精微，随类敷色，画出准确十分的眼前之物。 工笔易引人不喜，其弱处正在那个 “工”字。世间万物本来灵动多姿，一挨工整，鲜活的感觉往往化成死板的线条。 可是在陈之佛的笔下，那个精微被他进行了独特的演绎。他淡化勾勒的线条，柔和晕染的色彩，让人感觉他的花草树木是隔着一层薄雾才看到的，是淋着毛毛细雨才触摸到的，清新朦胧，令人愉悦万分。 他的荷莲尤其开得美貌，朵朵挺立，似在嫣然一笑。却又还有一个奇特处，向来不忌是枯荷还是败叶，小虫眼儿都画上，却一身华贵气。已开近尾声的荷叶，莲瓣，垂垂地要谢了，也兀自有着它雍荣揖逊的面貌。 想来是他沉静的文人学养和优美的人生态度，都融于其中之故。 而他的那位平凡妻子，得了他忠贞情感的庇佑，替他活过了九十岁。她于她的晚年，率全家将陈之佛的绝大部分作品捐给了国家。 她有这么好的家教，举止这么不凡，我们该一起记得她的名字，她叫胡筠华，也叫胡竹香。
陈之佛的《梅花吐幽》（立轴纸本130.5×61cm 1948年作），终于标明是哪一年创作的作品了。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成败各自成定局，天下终于暂告太平，令人扬眉吐气。
除了照片，此次提供给杂志的作品图几乎全是竖式轴画，这给版式设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之佛先生的照片只好挪到次页。好在整体效果不错，未委屈先生。 快过新年了，文章首页放了两张落雪的作品，这是编辑的用心之处。
杂志的网页版面，因为有陈之佛的花鸟嵌入，气象顿生，淡美雍荣，也贴上来欣赏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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