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当以义为质
厚德
君子以义为质，出自《论语·卫灵公》，全文是这样的：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其中质为本质、根本，孙通逊，谦虚之义。解释为：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本质，合乎礼节地实行，谦卑地表达出来，诚实无欺地达成目标。这就是君子啊！”
这里的义，一是孟子的观念——义者宜也，也就是适宜，合宜。二是传统的仁义——人格标准。三是指“词章之学”、“记闻之学”之外的“义理之学”。——现代所谓哲学的、科学的也是义理之学，都是探讨人生最高道理——真理。“君子义以为质”的“义”，同时也就是义理的义，用它作为本质。
这句话有二层意思，一是君子要以义为质，二是如何才能做到以义为质。我们过去讲孔子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可见在孔子的个人道德体系中，“义”是君子之德的根本，是君子追求的目标和行德的根据。《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一切事物，无可无不可，唯一行事的标准就是要与义相比较。
在“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中，梁惠王说：“您不远千里而来，给我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和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其实，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为一国之君，说：‘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大臣们会说：‘对我家有什么好处？’百姓们会说：‘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样从上到下互相讲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将来大臣们会为他们的利益而杀其君，百姓们会为他们的利益而造反。这就是先讲‘利’而后讲‘义’的结果。然而却从来没有见过讲‘仁义’的人抛弃他们的亲人，也从来没有见过讲‘仁义’的人把他们的君王丢在一旁的。所以大王讲‘仁义’就够了，何必说‘利’？”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将要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君子是从道义上去考虑该不该做，而小人是从个人利益上去盘算是否有利可图。南怀瑾《论语别裁》中议论道，如果用孔子的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那就惨了，因为不管什么事情，不讲利益就行不通，所以满天下都是小人。这样，天下就没了君子。这种看法太绝对了点。君子讲义，小人讲利，只是表明不同的价值取向。小人讲利，不等于讲利的就是小人；君子讲义，也不是说君子就不讲个人利益，只讲自我牺牲，如果是这样，那君子人格还有什么吸引力呢？谁还去做君子呢？因此我们相信，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肯定不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存在于现实中的。白求恩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君子，毛主席说他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里说的是精神，并没有说白求恩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说君子重义轻利，不是说君子不讲利。其实，孔子也是讲个人利益的，只是个人利益的获得不要违反道义。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由此可见，孔子讲起利来也是毫不掩饰的。孔子不是反对获取个人利益，他反对的是用不道义的手段获取利益。如果获取利益符合道义的要求，就是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了。因此上，不可能“满天下都是小人”，只有那些见利忘义者才是小人。在义利问题上，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在于，小人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而君子则见利思义、重义轻利，在某些时候，还可以舍利取义。
这里，孔子告诉我们要实现以义为质的方法，表达在外面的行为就是要有“礼”，要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行为，要符合“礼”的规范，要朝夕之所履践而就会不失序，要从语言、行为上合乎礼的要求，从而远离放肆、怪僻、邪恶、浮夸等不利于个人修养的行为。
态度上也要非常谦虚，不自满，不骄傲。孔子自己就是一个谦让的人，孔子说“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就是谦虚的表现。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其中的“让”，就是谦让。孔子认为，“让”（谦让、辞让、退让）是最高的德行，他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是周朝太祖的长子，按规定，长子继承君位，可是泰伯多次让位给弟弟。为了让弟弟顺利继承君位，他逃到外地，装疯卖傻，表示自己是一个无用之人。他的弟弟果然继承了王位。孔子所说的“三让天下”，就是讲这件事。
“信以成之”，即对人对事，处处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说做人不讲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不讲信用的人可以欺人一时，但不能欺人一世。
虽然孔子的言论是二千多年前的事情，但它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要做一个具用高素质的人，就要以义为根本。处世以义，待人以礼，谦虚，诚信。具备了“礼孙信”的人，就是君子之行，就是义之质，也就是一个合乎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因此，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有抱负的人，就应把“义”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标尺，并把推行“义”作为自己的一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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