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

　　冯玉祥将军麾下的一员骁将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董父以种田为业,董振堂兄弟三人。父亲很希望三子都能读书成才,但因家境贫寒,只能让长子董升堂一人去念私塾,次子振堂和三子庆堂在家劳动。董振堂幼年,正值清王朝积弱积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他目睹侵略者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无比愤恨,从小就萌生了从军报国之志。董振堂13岁那年,在他的一再央求下,父亲勉强送他到邻近的曹庄初级小学上学。1917年夏天,22岁的董振堂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的预科学校——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在那里他刻苦训练,系统学习军事基本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军事基础。1919年12月,董振堂毕业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担任军官候补生。

　　六个月后,改投到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炮兵营当新兵。1921年10月,董振堂进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深造,被分到炮科学习。1923年8月毕业前夕,有个同学代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邀董振堂等赴洛阳工作。他深知吴佩孚骄横跋扈,妄想武力统一中国,予以拒绝。他听说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的部队虽待遇偏低,但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用人重才,便志愿到冯部工作。就这样董振堂与张克侠、何基沣等13名同学被陆军部分派到冯玉祥的第十一师当见习官。到第十一师后,董振堂先在参谋处工作,不久调任学兵团炮兵连任排长、连长。1924年10月,董振堂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由于处事果敢、指挥出色,董振堂深得冯玉祥将军的信赖,被擢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陆炮营营长、工兵团团长。1926年9月,在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县誓师,将部队改为国民联军(又称西北军)。董振堂再次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随冯玉祥西征,打退了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成为西北军中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

　　1927年北伐战爷爆发后,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河南、湖北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部,董振堂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三十六师师长。1928年6月,董振堂调任十三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30年5月,冯玉祥和阎锡山联手讨蒋,中原大战爆发。董振堂追随冯玉祥率部参战,屡立奇功。不过这次战役最终以冯、阎联军的失败而告终,冯玉祥被迫出走山西,把西北军残部交孙连仲率领。蒋介石买通了孙连仲,将两北军原来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和一个独立旅。改编后,董振堂原来的十三师,缩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1931年5月,蒋介石命令驻扎在山东的第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共”,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同红军的相互撕杀中两败俱伤,以达到消除异己的目的。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都不愿南下同红军作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孙连仲命令董振堂的七十三旅率先南下。但当火车开到济宁、兖州之间的孙氏店车站时,董振堂和他的部队拒绝前行,全部下车并破坏了铁路,致使整个二十六路军一时无法开进。蒋介石闻讯后,先派原国民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继之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了数日,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只得继续南下。从此,蒋介石便对董振堂怀恨在心。

　　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坚守宁都孤城。宁都城地处“围剿”红军的前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到宁都后,因蚊虫叮咬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染上了恶性虐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的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就有几千人患病死亡。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着。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急。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但蒋介石却以“侈谈抗日者杀勿赦”相威胁,还用重兵监视阻拦。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二十六路军官兵义愤填膺,反蒋情绪更加高涨。无奈之下,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丢下部队,跑到上海看牙去了。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趁机展开地下活动,进行积极的政治宣传,揭露蒋介石排除异己的险恶用心和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的阴谋。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反蒋情绪像一团看不见的火焰,很快蔓延起来。

　　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受过中国共产党和大革命的影响。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先后被“礼送”走了,但党的影响在这个部队依然存在。处于绝密状态的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组织始终没有停止活动。刘振亚、袁汉澄等共产党人在二十六路军上下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并成功地将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发展成为共产党员。董振堂在大革命时期曾接触过许多共产党人,非常敬佩他们。赵博生与董振堂是长期共事的河北同乡,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赵博生还是把党的主张以各种形式有意无意地传给了董振堂,使他在政治上更加倾向于共产党。渐渐地,在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和赵博生的争取下,董振堂以及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等广大官兵都想脱离国民党集团而加入到红军行列。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益成熟。这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严重事件:我党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的破坏,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材料被敌人搜到。蒋介石了解到二十六路军共产党的情况后,立刻拍出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并星夜押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乘专机送去妄图_网打尽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手令”。因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治牙病未归,“急电”和“手令”全都落到当时主持全军日常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手里。赵博生和刘振亚等研究了这个突发事件,决定尽快举行起义,并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一方面由赵博生拍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的压力;一方面派中共地下党员袁汉澄星夜赶到瑞金叶坪,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毛泽东汇报请示起义事项。

　　中共中央军委朱德、叶剑英等听了有关情况汇报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 神,作了如下答复: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组成红五军;万一不能全部举行起义,董振堂所领导的七十三旅以及中共党组织能够掌握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随起义部队到中央苏区,未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下去。

　　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以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的名义发出邀请,以执行南昌行营的命令准备“进剿”为名,在总指挥部的小楼里,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在这场“鸿门宴”上,赵博生作了举行起义,参加红军的动员,争取到多数军官的支持,同时对几个企图顽抗的军官当场扣押。在总部行动完成后,董振堂和季振同等人悄然回到各自岗位上。指挥部队起义,宁都城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午夜12时整,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起义开始了。经过简短而激烈的战斗,一些顽抗之敌被解决,起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二十六路军除总指挥孙连仲、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不在宁都,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越墙逃跑和驻在宁都城北的一个团因路远未参加外,共有一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总计1.7万余人参加了起义。董振堂高兴地向部队说:“我们起义成功了!我们再不受国民党的气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和这些东西永别了,我们马上到红军那边去!”说完,他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从身上撕下来,并把国民党的一面青天白日旗当众撕碎,扔到一边。队伍中立即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

　　清晨,以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为前锋,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宁都东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彭湃县前进。中央苏维埃政府派左权带领慰问队敲锣打鼓,送来了大批猪肉、蔬菜和粮食。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这种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感动地热泪盈眶。他们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表明了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的决心,号召一切国民党官兵掉转枪口,站到苏维埃这边来。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倒戈投诚行动。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官兵毅然弃暗投明,加入到革命斗争的行列,这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响,震惊了国内外,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革命人民,对壮大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宁都起义的成功,董振堂功不可没。

　　中央红军的铁血战将和铁血后卫

　　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在经过简短的教育、整顿和改造后,红五军团的面貌焕然一新,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1932年春,红三军团打赣州久攻不下。此时,敌王牌第十一师在陈诚的带领下前来增援,三军团腹背受敌,十分危险。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团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防止敌人从城内冲击,从外面增援。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的第一仗,而且是临危受命,任务光荣而艰巨。红五军团勇敢地开上去,顶住了第十一师的强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赣州之战,红五军团初露锋芒,董振堂指挥的十三军大显神威,救红三军团于危难,红五军团自此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主力部队。董振堂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是决心跟党走的。1932年4月,由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十三军政委何长工介绍,董振堂被苏区中央局正式批准入党。董振堂激动万分,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200块银元全部交了党费。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劝他说:“不要全交嘛,寄一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他却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1932年5月,一、三、五军团进行了重编,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中央任命董振堂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担起大任就率部参加了由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并歼敌第49师大部。1932年7月,为了打击进犯赣南苏区的广东军阀陈济棠,董振堂又率部参加了红军战史上有名的南雄水口大战。从7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红五军团共击溃敌人20个团。尤其是7月8日这一天,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向敌猛冲,满山遍野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一天就杀敌3000余人。在此后几天里,红五军团又接连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打得敌人狼狈溃逃,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在水口战役中,红五军团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声威,使红五军团威震敌胆。8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乐安战役。1933年春,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在黄陂、东陂战役中,红五军团与红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2师、59师和11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胜利归来,董振堂和五军团声威日隆。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从而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担负起后卫重任,掩护全军安全转移。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命令部队不仅携带大批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完全是大搬家式的突围,行动迟缓。红五军团在后面,被追敌紧紧咬住,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经常处于十分被动危险的境地。1934年11月底,红军向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由于前面部队携带了大量物资,不能迅速过江,加重了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残酷的血战。当时红五军团仅有第13师、第34师两个战斗师,兵力约1.1万人。当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渡过湘江后,第34师被敌军重重包围。最终,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以惨重的代价为红军胜利渡过湘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董振堂和军团政委李卓然都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但由于战事吃紧,董振堂最终未能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不过,当政委李卓然带回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尤其是关于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后,他非常高兴。遵义会议后,红五军团仍然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

　　1935年5月,红军在皎平渡强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 带布防。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渡,中央军委严令红五军团必须坚守前沿阵地九天九夜。而敌人两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已紧逼在前。面对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董振堂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会上,他严肃地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整个的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不可分,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令全军覆没,也要掩护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安全渡河!”就这样,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拼死阻击,硬是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直到第九天傍晚,接到中央军委要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北渡金沙江之后,红五军团继续担任后卫,随大军北上。一路上,凭险固守,顽强阻击,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8月6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抗日,并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围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红五军团被编在左路军行动。当他们历尽艰辛趟过草地,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左路军总部要他们立即返回阿坝待命的命令。他们遵命二过草地返回阿坝后,张国焘找借口收走了红五军团同中央联络的电台密码,从此,红五军团便失去了同中央的直接联系。之后,红五军团被迫跟随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并被留在丹巴县担任警戒。期间,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董振堂和红五军团的干部战士配合朱德、刘伯承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36年1月,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张国焘派亲信黄超担任军政委,企图架空董振堂。1936年6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广大干部战士的纷纷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7月,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这样,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再次踏上了长征路,并第三次跨过草地。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军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会师,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终于胜利结束。此时,红五军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独当一面,奋勇杀敌,多次出色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血后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