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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侵华老兵：中国人说“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不赞同。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空军对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这种现代战争武器以其可怕的摧毁力，彻底击溃了日本政府与军队准备将侵略战争继续下去的意志，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干净、利落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来，作为人类史上迄今为止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民族，日本应该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这个事件的前因与后果。然而，人们看到的是，日本人一直根据自己的“逻辑”来评判日本遭原子弹轰炸问题。原子弹问题居然成了日本塑造自身“战争受害者”的素材，被反复利用；日本政客以其岛国惯有的小聪明，以实施偷梁换柱的手法，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地抢占道德制高点，借此淡化乃至掩盖其战争加害者形象，以求模糊乃至隐匿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如何客观地认识日本遭原子弹轰炸问题？原子弹事件已经过去一个甲子有余了，应该将这一事件置于整个历史过程加以审量，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盯在原子弹巨大杀伤力带来的破坏性上。 日本投降前夕，除了派往太平洋战场的数量庞大的军队，还有大量军队正在亚洲各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仅在中国战场仍有100余万以上。这些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经过多年的残酷厮杀，已经养成残忍、嗜血的习性，越是面临不利局面越是疯狂。因此，在这些兽军面前，亚洲各国人民面临的危险空前严重。日军除了在中国大陆制造无数针对无辜百姓的屠村、屠城事件，对盟军战俘进行的集体屠杀也频繁发生，仅在巴甘省的死亡进军中，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据日本的公开资料显示，二战中印度尼西亚约400万人被杀，越南200余万，菲律宾111万，缅甸30余万，新加坡15万。就在广岛遭受第一原子弹轰炸之后、美国空军即将把另一颗原子弹投在长崎时，日本的军政要人还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召开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主张“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就日本政府及军队的好战本性而论，不使日本付出沉重代价，不对其形成致命威慑，日本绝不会放下屠刀。相反，日军对亚洲各国无辜民众的屠杀势必更加疯狂，更加血腥；在日本兽军疯狂的屠刀面前，亚洲各国民众付出的代价势必更为惨重。在这种事态之下，采取任何手段迫使日军停止疯狂而血腥的屠杀，无疑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就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发动的反攻而言，以特殊威慑手段彻底摧毁日本决策集团的抵抗意志，不仅对盟军有利，而且在客观上也对日本本土的民众有利，换言之，如果美国不使用原子弹，不仅盟军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日本方面（包括军人与平民）也要付出更大的伤亡。由于日本军人都接受过军国主义教育，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根深蒂固，在战场形势呈现绝望状态的情况下，其行为更为疯狂。正如两次参加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所指出：“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事实确实如此，仅以美军伤亡计，塞班岛战役美军阵亡3000人；硫黄岛战役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的伤亡越来越大，冲绳战役中，美军12513人死亡，38916人受伤，10万日本守军共有95000人死亡，琉球平民死亡14万之多。 随着战争接近日本本土，日本举国上下已决心孤注一掷。1945年日本约有7000万人口，可动员的兵力高达700多万，虽然这些士兵的素质、武器装备很弱，战斗力也不高，但武士道精神很重，要击败他们绝非易事。正如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总统所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处于优势，但要想实行日本本土登陆作战，至少还需要100万援军。”如此庞大数量的兵力对决，其伤亡人员可以想见。有人做过估计，由于是在日本本土决战，日本军民死亡数量可能会超过500万，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很可能超过1000万。加上美军的全面封锁，饥荒与疾病的威胁，也会使日本军队，尤其是平民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日本当局以700万日军为赌注，心存侥幸，幻想时来运转，赢得转机，只有在这些日军大多被消灭以后才会投降。就此而论，以非常手段使日本战争当局尽早地意识到拒绝投降的可怕后果，无疑是最优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挽救日本的善举。两相比较，以原子弹轰炸进行威慑，迫使日本当局彻底放弃幻想，立刻停止战争，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虽则残酷实则对日本与盟军都有利的最佳手段。以日本人的精于算计，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2013年5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文章称，称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神的惩罚”。此文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大使馆于22日向该报发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23日指责，“韩国媒体的表达明显是无知的体现。就因为我们(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的国家，而持有那样的认知，坚决不可原谅。”日本官方对韩国媒体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在原子弹问题上坚持的“日本逻辑”：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非人道的武器，日本是迄今为止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所以，人们必须表示同情，否则，就是“坚决不可原谅”。然而，日本人却避开一个关键问题：为何招致这样的后果？要知道，对于原子弹问题，这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一切所谓的道德评判都无从谈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遭人痛打，装出一副可怜相要求人们同情，而故意隐瞒致使自己挨打的累累恶行，不仅荒谬，而且可恶。然而，这个无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却被日本刻意回避了。 韩国媒体说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是“神的惩罚”，是神学因缘论观念的一种表达，无非是说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招致原子弹轰炸这样的惩罚，乃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日本的反应则是“高度艺术化”：它把自己装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纯情少女，无端遭受歹徒的强暴，蒙受了天底下最大的冤屈，好像人们不表示同情，就是全无心肝、丧心病狂、天理不容。事情真是如此吗？ 我们已经说过，在二战晚期，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无辜民众的残酷杀戮已经超出人类的想象，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日本停止暴行，具有不可置疑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同时，避免盟军在日本境内对日作战，无论对盟军还是日本，在客观上都是有利的。较之其他手段，两害相较取其轻，使用原子弹无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佳选择。因此，对问题的认识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对原子弹轰炸下丧生的日本民众，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毫无疑问，从单纯的人性角度，任何人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对遭受原子弹轰炸伤害的日本民众的生命也应持此种态度。然而，作为倾全国之力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民族，每个人都脱不了利害干系。且不说二战之前，日本全国民众人人分享了对外掠夺的巨额财富，尤其是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2.3亿两白银的庞大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的实际好处，仅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与资源的掠夺，哪一件没有日本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日本民众哪个没有从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七·七事变以来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如果不是得到日本国内民众举国若狂的支持，又何以发动起来并加以维持？从积极灌输军国主义而发动战争而论，民众参与战争是被动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说，真正的战争罪魁是日本政府与军阀。但从历史实际而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是全民族行为，日本的民众也是侵略行动的狂热参与者，绝非与战争罪行无缘的无辜者。一个家族的全体成员支持家中的壮丁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对所获赃物人人分享，乃是全体犯罪，任何人都不是清白者；对受到的惩罚自然全体承当，根本谈不上“无辜”。 日本的母亲们将孩子送上前线，支持他们去残杀邻国无辜生命 日本妇女在街头积极收集缝制的“千人针”赠送士兵，鼓舞斗志 其实，许多日本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位侵华老兵晚年与一位中国留日学生交谈时说过一段话： “当时（日本）进行的教育叫‘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称其为‘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整个国家教育每一个国民，为了日本和天皇，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也看到过一些电影，那时送军人出征，真的是像送英雄上战场一样，全村的人都欢天喜地，我那时也是这样，全村人来送，觉得自己特别光荣…… 日本当时为什么会发动这么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狂傲的状态，觉得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国力强盛，可以征服亚洲，可以抢夺亚洲各国的资源为自己所用。那时天皇发疯，军部发疯，国民也发疯……” 他特别中国人所持的一种观点： “中国有一句话‘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没有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是打不起来，或者说，规模不可能扩大到那么大。” 这位良心发现的昔日“鬼子”，终于在人生历程的最后阶段，不堪道德良心的重负，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这几乎是大多数日本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针对中国人习惯把日本军阀跟日本人民分开的说法，日本的一位教授宫原曾当面纠正过中国学者，他说： “你们把日本人与军阀分开也许是好意。但这并不公平，因为战争是全体日本人的共同意志。” 可以说，正是全日本民众的积极参与，日本的战争机器才得以发动与维持运转。就日本战争机器所犯下的罪行而言，日本全民是一个加害者的命运共同体，无人置身于外。正是基于二战时整个民族对纳粹暴行难辞其咎的清晰认识，战后的德国进行了深入的全民反思与忏悔，而日本没有。 在这个事实真相面前，日本人还敢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是原子弹轰炸无辜的受害者，理直气壮地谴责原子弹轰炸对自己的不公吗？日本人还有勇气说韩国媒体的“神的惩罚论”是“无知的体现”，因而“坚决不可原谅”吗？ 日本的学校教室成为了军需工厂支持战争 日本国内妇女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对盟军作战 每年的8月6日，日本都要举行高规格的祭奠活动，“反省”原子弹事件，但在这些活动中，反思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暴行、期盼世界和平这个中心主题往往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刻意突出原子弹对日本的伤害，日本面临的核威胁，而日本为何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却被刻意回避，很少被提及。很显然，日本人的内心没有彻底的自我反省，更没有自觉的忏悔。 如果说反思原子弹事件，是缘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那么，日本为何对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亚洲各国的无辜平民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为何不敢直面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人神共愤、令人发指的暴行，乃至百般抵赖、公开否定？时至1998年，还有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演讲《幻想中的南京大屠杀》，公然否认大屠杀的事实。美军的两颗原子弹造成日本本土28万多人死亡，日本人耿耿于怀，刻骨铭心，为何死于日军屠刀下的30万无辜南京市民，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的生命，在日本人眼中就一钱不值？较之客观上参与了日本集体施暴行动的长崎、广岛市民，那些真正无辜、纯洁的南京市民，难道不是更值得日本人忏悔、谢罪吗？很显然，“日本逻辑”不允许他们这样思考问题。 日本兽兵以杀人为乐 日本兽兵在南京竞赛杀人 日本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民族性格。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人的性格做过刻画：“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源于日本人的生活哲学：对强者的极端敬畏，对弱者的极端蔑视。日本虽然很早就从中国出入了儒家思想，但日本人没有吸收儒家思想的最可珍贵的核心价值“仁”、“仁爱”，所以，对弱者的怜悯与尊重，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是几乎没有地位的。于是，日本人的性格就表现为：在弱者面前逞凶斗狠，而在强者则恭顺温和；在弱者面前黩武，在强者面前显示美善；对弱者倨傲自尊，对强者则彬彬有礼；在弱者面前顽梗不化、桀骜不驯，在强者面前则谦恭善变，刻意逢迎；对强者驯服且恭敬，对弱者逞强且蛮横；视强者为可以靠因而忠贞，视弱者无用故可弃之如敝履；羡慕强者的生活方式而欢迎，鄙视弱者的生活方式故自视甚高……。近代西方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强化了日本人“尊强欺弱”性格的正当性。 不过，可以为这种刻画进行补充的是：日本人极端认真而又异常暧昧。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日本人刻骨铭心，念念不忘；不仅不忘，还极尽能事、精心设计出一种让人感动落泪的历史悲情。原子弹问题就是极为明显的例证。对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日本人的态度可谓极为认真严肃，每年都郑重其事地举行纪念活动。结果，在日本人苦心孤诣的经营之下，日本作为战争发动者的狰狞面目几乎被完全遮盖，由残暴加害者到可怜受害者的惊人转变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一个精心设计、梦寐以求的目标实现了。 与这种极端认真相辅相成的，是日本民族的异常暧昧：如日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将价值判断清晰的“入侵中国”，换成一个无价值判断的中性的“进入中国”——经此转化，一群由日本天皇及国家组织起来的开着坦克、大炮，手持机枪与屠刀的倭寇，立刻转化成了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友好访客；而日本首相的一句“侵略定义未定论”，则将黑白分明的侵略行为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日本人则尽量以暧昧描述降低其清晰度，如将南京大屠杀称作“南京事件”，以减弱其血腥色彩；或者含糊其辞地说，杀害了包括战俘，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市民，然后在脚注说受害者数量有争议，以增加读者心理判断上的模糊性；至于对日军残暴行为的描述，则一概付之阙如。对于慰安妇、细菌战等罪行，也同样是小而化之，极尽暧昧。一句话，在日本对其他民族所施加的伤害与灾难问题上，日本人都个性鲜明、毫不含糊地展现了其暧昧性。在这种暧昧性面前，日本的正面形象最大程度地得到维护。 不过，在历史的明镜面前，靠小聪明玩弄历史事实，以维护自己刻意塑造的本民族的“伟大”形象，往往适得其反，到头来只能成为人类史上的大笑柄。日本应该好好学一学德国人的智慧，多一点人类正常的思维，懂得按照人类普遍接受的逻辑做人做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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