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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个世纪大萧条的经验总结，1933年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规定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以避免大危机的重演。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重新抬头，美国商业银行开始尝试摆脱该法案的束缚。1980年颁布的《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取消了关于利率上限的规定，此举开利率市场化先河。1982年颁布的《可选择抵押贷款交易平价法案》，允许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可以随市场利率波动。1999年11月，美国国会在几经反复之后，终于通过了《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关于分业经营的禁令，对金融机构资金使用的高杠杆率也放开了限制。2000年，在美国金融财团强大的游说活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包括被称之为“毒丸”的CDS（信用违约互换）的法律监管。在这一系列放松管制的行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经济学理念：交易当事人完全有能力评估交易品的风险，市场供需双方会在自利原则和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自动趋向于均衡，只要实行完全的市场化，经济领域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始料不及，失去束缚的华尔街吹出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并随着这个泡沫的破灭，把全世界都带进了深渊。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承认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并于2010年由国会通过了新的金融监管法案。这种向《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回归的做法，无非是说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仅靠它的调节，经济并不会自动走向均衡，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在危机面前，人们只好重新拾起曾经备受质疑的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手段，正当各国政府为救市忙得手脚朝天的时候，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又给了刚看到点希望的人们迎头一棒。这就好比一个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住一个救生圈，却不幸地发现，这个救生圈居然是漏气的。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沦落到自身难保，也要被别人来救的地步。这又如何是好呢？凯恩斯也没有告诉我们，政府干预经济会出这么的的麻烦，当然他也没告诉我们，出了这样的麻烦应该如何去补救。像冰岛、希腊这样的小国也就罢了，问题是像日本、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也是一塌糊涂，让人实在不敢恭维。如果这些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又有谁来救它们？又有谁能救得了它们呢？ 经济的危机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出了问题。当“看不见得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的时候，有必要对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下面，笔者将几年来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缺陷的反思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第一、自亚当·斯密开始，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个体本位的方法论传统演变的。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以个体的经济人为基本分析单元，将个人追逐私利的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内生动力。个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通过市场的价格传递机制，可以使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从这种个体本位的方法论出发，主流经济学的经典分析范式只涉及一个生产者，一种商品，和一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然而事实上，商品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交换经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从别的生产者那里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单纯的买入商品和卖出商品，我们是在交换商品。既然是交换经济，就至少要涉及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两种不同的商品，和两种不同商品的交换比率（在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情况下，则表现为两种不同商品的价格）。商品经济最简单、最基本的模式是一个二元结构，它至少要包含A、B两个生产者，其中A生产者生产a类商品，B生产者生产b类商品，两者将商品进行交换，形成一个闭合的系统。我们称之为Aa—Bb的二元交换单元。这个交换单元中的两个生产者和两种商品以及两种商品的交换比率都是商品经济不可或缺的要件。缺少任何一个元素，商品交换都无法完成。Aa—Bb的交换单元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分子式，我们把这个分子式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个体本位的一元结构，是正统经济学所有错误理论的源头。我们看到，沿着这个源头，正统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距离渐行渐远，直到完全背离。这就好比建一座大厦，却选错了地基，楼盖得越高，它倾斜的就越厉害。 第二、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假定，如自利原则、理性原则、最大化原则、边际效用递减、完全信息与完全预期等等假定，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大厦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些至少有上百年历史的假定并不是科学实验的结果，用西尼尔的话说，“这些命题乃是由观察或内省获得的，”①L·罗宾斯则把经济学命题看成是一些无需通过受控实验来建立其有效性的“自明的假定”。②问题在于，这些假定从来就没有得到普遍的公认，而且现代心理学试验表明，这些假定还真不是“自明的”，它们完全有必要接受重新的检验。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进行实验室检验，试验结果绝大多数与经济学假定不符。1982年，由三位德国经济学家古思、施密特伯格和施瓦茨（G?th, Schmittberger and Schwarze, 以下简称GSS）做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测试。他们将42名经济系的学生分成21对，每一对由一个分配者和一个接受者组成。试验要求每一个分配者将10马克（用字母C来代表）在他自己和接受者之间分配。他分配给对方的那部分马克用X来表示，如果对方接受，分配方得到C－X马克，接受方得到X马克；如果分配方的分配方案被拒绝，双方所得为零。实验结果是这样的，在21个分配者中有7个人选择了平均分配，所有开价者的出价中值是0.37C，即分配者分配给接受者的平均比例是3.7马克。这远远高出自利原则所预测的结果。③ 在这个游戏中，分配者和接收者的行为都不符合新古典的预期，对于分配者来说，他们没有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对于接受者来说，他们也没有把金钱的收益作为决策的唯一标准。双方除了金钱的绝对收益之外都有另一个参照系统，那就是相对收益，即自己的收益增长与别人收益增长的比较。作为被动的一方（接受者），他们可以在不占主动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福利增长超过自己，但不允许超过一定的底线，我们把这个底线称之为公平底线。而对于占主动权的一方（分配方）来说，他除了考虑自己金钱的绝对收益之外，也要考虑对方收益的变化。 1986年，由卡尼曼、克莱齐和泰勒（Kahnman, Knetsch and Thaler）组织的另一个试验试图回答当分配者不用担忧遭对方拒绝时会如何分配以及是否会为公平做出牺牲。（由于篇幅原因，实验内容从略）在161个受试者当中，有122个（占参与者的76%）在对方无法拒绝的情况下选择了平均分配。这说明，即使在对方无法因不公平的分配而实施报复的情况下，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仍然会受公平观念的影响，给出公平的出价。在实验的第二部分，大多数人（占74%）为了公平，选择了较少的报酬。④ 由约瑟夫·亨里希（Joseph Henrich）和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等一批经济学家，在秘鲁、坦桑尼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蒙古、智利、津巴布韦、肯尼亚、巴拉圭、印尼等国，进行了17个组别的最后通牒式的博弈测验。结果表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市场化背景的组别，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分配者的平均出价，从0.26到0.58不等，但所有组别的平均出价都高于收入最大化的出价。⑤这说明，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完全自利的假定都没有现实的依据。 类似的心理学试验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上述心理试验证实，在对利益的分配问题上，人们除了对金钱绝对收益的衡量标准以外，还有一个相对收益的衡量标准，如果金钱的绝对收益不能抵消相对收益的下降幅度，人们就宁可放弃这部分物质利益。而相对收益涉及的是公平问题。而公平之所以会成为交易当事人决策时的重要标准，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决定了交易者不可能只考虑个人的利益，如果一个生产者提供给顾客的商品不考虑顾客的需要（偷工减料、假冒伪劣、服务不周），顾客就不会为他的商品买单，它自己的利益也就无法实现。如果交易当事人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导致交易无法完成的双输结果。长期以来自利原则其实一直都在给商品经济以误导，以至互利的商业文化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文化，现在到了纠正这一错误的时候了。 第三、由于经济学一元本位的方法论选择，在分析本质是交换的商品经济时，会出现系统内的假定无法自洽的情况。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表明，一种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是随消费数量的增加而逐步减少的，最终会趋向于零或负值。换句话说，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消费量是有限的，当边际效用下降为负数时，消费者就会停止消费。可是，供求法则却告诉我们，需求是价格的函数，只要价格降得足够低，需求就会无限膨胀，而且，这种需求对价格的完全弹性，还是一般均衡实现的前提，于是，我们在分析一般均衡模型时会看到一个二律背反的推论，要么是边际效用递减不成立，要么是一般均衡理论不成立。 作为经济学核心原则的最大化原则也充满着这样的悖论。在短期利润最大化分析中，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产品价格（P）和要素价格（w1 和w2 ）都保持不变，要素x2的数量也不变。这时，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就演变成如何使可变要素x1的边际产品增加值与价格w1相等。但是，按照新古典的需求假定，需求是价格的函数，当价格上升时，需求会下降；当价格下降时，需求则会上升；而当价格停留在某一点不变时，需求也应该不变。这是由收益最大化原则决定的需求模式。可是在短期利润最大化中，经济学家又假定在w1不变的情况下，x1可以任意地变化。这等于说，需求不受价格的影响。而如果需求不受价格的影响，则等同于说，最大化原则在x1 的交换中不起作用。x1增加而w1 不变，只有在x1 供给无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但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将最大化的短期分析限定在劳动力供给无限的特定环境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原则来加以阐述的。况且，既使是在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变而劳动的供给量上升（或下降），从交换的角度讲，意味着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比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在交换模式中，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发生了变化，就意味着双方的交换价格发生了变化。如果w1 不变，就应该是w2 发生改变。交换比例出现了变化而w1 和w2 都不变，说明存在价格粘性，即交易当事人所标示的交换价格没有对交换比率的变化做出调整，这仍然也是违背了最大化原则。 在长期最大化分析中，新古典经济学依然假定P、w1 、w2 不变，只是这时的x2 与x1 一样成为可变要素。我们可以把w1 定义为劳动的价格，把w2 定义为资本的价格，w2在借贷情况下应该是指利率。长期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就归结为如何变动两个生产要素的比例，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过程。细心地读者会发现，当P、w1 、w2 都不变、而x1与x2 可变的情况下，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不可能相等，生产者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无限扩大生产。可是当所有生产者都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厂商长期利润为零。在做出这个结论时，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产品价格不变的假定，只是这个结论如何与长期利润最大化公式相统一，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解释。回到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假定，如果P、w1 、w2 保持不变，意味着利润率已定，当利润率成为确定性事件时，w2 （资本的价格）有可能不变吗？如果利润率确定为25%，谁又会以7%的利率出让资本呢？也就是说，P和w2 不可能同时确定，若P确定，则w2 会向利润率靠拢，若w2 确定，则P必为不确定，因为只有在利润率不确定时才会有人愿意以较低的利率出让资本。所以，假定P、w1 、w2 不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假定P、w1 、w2 不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依据，如果这些因素都是可变的，利润最大化就演变为生产者如何以最低的价格买入要素，并以最高的价格卖出产品，这相当于在资本市场上，以最低价（相当于要素价格）买入，随后又以最高价（相当于产品价格）卖出，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有人做到，则他在最低价买入时，一定要有哪个倒霉蛋在最低点卖给他。如果他又能在最高点卖出，则必须有个傻瓜在那里接住他的抛盘。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上一个投资者收益最大化的实现，至少要有两个投资者的亏损最大化为前提。这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即利润的最大化的实现要以它的反面——亏损最大化为前提。它即使能实现，也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原则。 第四、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忽略时间的因素，假定人们的效用函数、生产函数以及资本的最初持有量等背景条件已定，单纯考虑供给、需求和价格等市场交易相互决定所实现的均衡，也就是所谓“静态均衡”的方法。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假定时间变动对未来的情况不发生影响，用时间静止或时空等价的方式来回避预期误差的尴尬。第二种解决办法是引入一个期望函数。假定生产者在产品销售之前必须投入生产要素，那么这些要素的形式与数量都将取决于生产者对未来的需求与价格的预期。但这种预期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呢？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是根据过去的销售与价格。新古典经济学称这种使期望事件与过去事件相联系的函数为生产者的期望函数。这种假定的方法论意义是：未来可以从过去推导出来，未来是过去的直接延续。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回答，在经济体系的自组织过程中，产生从无到有的变化，即出现非线性的相变，交易当事人应该如何应付。另外，即使不考虑完全预期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和时间成本（在不确定条件下可以无限大），经济领域也存在着笔者称之为“测不准效应”的现象，即观测源与观测对象、行为者与行为目标由于处于同一个能量级别，会发生相互作用，出现“自我实现”与“自我偏离”的测不准效应。当不确定性无法克服时，建立在完全预期的基础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五、被主流经济学家推崇备至的价格调节机制，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奇。当价格被投机性需求推高到行业的重置成本之上（或之下）时，价格对生产要素的指引往往是误导。泡沫和危机都是在错误的价格信号引导下出现的。投机性需求是为卖而买的需求，这种需求在房地产、大宗商品和资本市场中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对投机性需求的忽视，使主流经济学对价格调节得出了过于理想化的结论。由于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需求的层级性和具体需求的餍足点，因而他们把价格的影响仅仅理解为对需求数量的调节。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中，不存在需求的升级和饱和，只要价格足够低，需求就会无限膨胀。因而从一般均衡理论中不会推导出生产过剩的结论。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经济周期变动和次贷危机给出合理的解释。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于价格机制的形成，是因果颠倒的。经济学定义需求与供给是价格的函数。即价格决定需求和供给的数量。但在现实的市场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市场交易当事人并不是在价格越低时买入的越多，也不是在价格越高就一定供给的越多，而是经常会出现与价格同步增减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预期的作用。价格上涨是由于市场上的乐观预期超过悲观的预期，因而买入的量超过卖出的量，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如果悲观的预期超过乐观的预期，卖出的量超过买入的量，价格就会下跌。也就是说，不是价格决定供给和需求，而是供给与需求的比例决定价格。而供给与需求的比例则取决于真实需求与价格的预期（注意不是价格本身）。 第六、正统经济学忽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微观领域，生产函数只有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在宏观经济的增长模型中，技术仅仅作为常量来处理。所以，在微观领域的短期最大化分析中，我们根本看不到成本降低的可能性，在长期最大化分析中，由于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对成本因素的影响，竟然得出长期厂商利润为零这样可笑的结论。所谓边际报酬递减率和边际成本递增率都是在完全忽视技术因素下得出的荒谬推论。技术进步的本质是提高资源转换的效率，它的功能分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资源节约型，在加入技术进步的因素后，边际收益递减率和边际成本递增率将不复存在。因为对技术的投入必然会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利用效率，使资本量和劳动量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生出更高的产出。有些科技产品，如电脑和数码产品，由于技术进步速率高，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其绝对价格不断下降，而功能却成倍提高。可以想见，未来技术进步如果能在新能源、新材料和基因工程方面取得突破，人类有可能突破资源瓶颈，走上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路径。 第七、一般均衡理论假定价格波动会向均衡点收敛。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呈相对方向运动。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需求与供给的量经常呈同向运动，两者相交的点是转折点而不是均衡点。价格上升，供给并不一定上升，若要素价格上升更快，供给反而会减少。反之，若价格下降，而要素价格下降更快，供给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若价格不变，要素价格也不变（就像在最大化分析中所假定的那样），厂商一样会增加供给。对于需求曲线来说，如果需求达到餍足点，价格再下降，也不会引起消费量的增加。所以一般均衡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加之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有所谓的“横向同步应激反应”，会出现自我加强的价格波动。如在资本市场，一个偏离中心区域的随机变动，会引起上市公司业绩的变化，从而使股价摆脱原有价值中枢，股价的运行区间的变化，会引起投资人投资收益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的变化，消费的变化进一步带来上市公司业绩的变化并引起厂商预期的变化，从而加大或缩小投入的规模，又会引起上下游产业的变动……，于是，上涨会产生上涨，下跌会产生下跌。市场价格会呈现两级发散的状态，而不是收敛于均衡点。当资本需求触及资本存量时，并非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的实现，而是市场崩溃的前奏。 第八、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概念，仍然秉承一元本位的方法论结构，它没有反映出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部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部分供给过剩，是服务经济（包括第三产业与政府公共服务）与实物经济（包括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出现了不协调。这时，如果不加区别的刺激“总需求”，很可能是刺激了不该刺激的行业（如房地产），拯救了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而真正需要发展的行业却得不到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是由于产业结构和需求层级结构发生了不协调。特别是当一个支柱型企业的产品普及到社会底层时，这个行业的需求会达到巅峰，加上投机性需求的推波助澜，可以将已经很大的需求再放大数十倍，这时候，经济想不疯狂都难。但崩溃也就离此不远了。次贷危机中美国的房地产业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由此引发出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制定反周期措施？目前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都是向出问题的企业和行业注资。如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后，向三大汽车公司注资1000亿美金，这笔钱本来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电动汽车产业，但给了三大汽车企业，很可能只是让他们苟且更长的时间而已。中国的四万亿救市资金，大部分投入了十大传统行业，同样是效率很低且后患无穷的策略。政府的资源应该投向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并由这些新型产业的发展，引领经济走入新的增长周期。 第九、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果不加限制，很可能会形成经济对政府支持的依赖，大量无效投入滞留在传统行业，为了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通过透支未来的方式（大规模举债）使这种结构失衡继续维持。长此以往，经济体的活力越来越低，政府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当达到经济增长不足以弥补债务增长时，就会形成笔者称之为“凯恩斯死结”的困境。 第一个凯恩斯死结是财政死结。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阻止经济下滑，使大量资源流入到没有发展空间的传统部门和没有再生活力的社会福利部门。造成了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是使经济发展的活力降低，使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减少；二是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对政府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大。两方面夹击，政府财政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政府背上沉重的财务负但仍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时，凯恩斯死结就出现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以挽救经济，会使本来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背上更沉重的负担，而且巨额的赤字必然带来主权债务评级的下降，使借新债还旧债的成本和风险加大。政府紧缩开支，消减赤字，又会使习惯于依赖政府的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死结形成了，就会越结越紧。如果没有大的技术创新开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国家破产。当一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的增长超过了税收的增长，政府就会依靠发新债来还旧债，财政赤字就会逐步积累，当发行的公债超过GDP的100%以上，且GDP的实际增长超不过公债利息的实际增长，理论上说，该国经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因为按照这种发展比例，终有一天政府将无力将这个游戏再玩下去。 第二个凯恩斯死结是货币死结，它来自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传统经济达到增长饱和点时，不寻找技术突破口，仅仅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泡沫再次泛滥，出现通货膨胀；二是出现流动性陷阱，经济在衰退中徘徊。在次贷危机爆发时，美联储习惯性的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两万亿美元的救市资金投下去，却不见什么动静。除了使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以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却微乎其微，失业率依然高企，新屋销售不振，经济增长缓慢。但这并不等于说，美国政府可以放开手脚，无限制的动用货币工具。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再生能力和新的增长级的产生，仅仅增加货币投放，最终会触及资源瓶颈，结果是通货膨胀与衰退同时出现，使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也同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减少流动性会导致经济下滑；增加货币供应却不见经济增长，只见通货膨胀。不管怎么做，都没有好的结果。 第三个凯恩斯死结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死结。表现为公共部门有越来越庞大的趋势，而且庞大的公共部门有一种自我繁殖的能力，它会自己派生出新的职能和新的需要，一旦公共部门达到一定的比例，要想减少它就会难上加难。它会“绑架”经济，也会“绑架”政府决策，使经济体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包袱，想甩掉它又不可能。就像一个人长了肿瘤，当肿瘤达到人体重量的三分之一时，切掉肿瘤可能会危及到人的生命，这是凯恩斯死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欧债危机仅仅是凯恩斯死结的冰山一角，如果各国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拯救办法，结果将是另一场灾难。 第十、对于国际经济领域，主流经济学也是乏善可陈。我们仅以比较利益学说为例。比较利益理论，自1817年由大卫·李嘉图提出至今，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一直盛行不衰，直到今天，经济学教科书在论证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时，都要以比较利益原则作为依据。比较利益是指当A国不仅在小麦生产上比B国有劳动生产率的优势，而且在布匹生产上也比B国有优势时，两国进行国际贸易也能产生互利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停顿一下，看一看所谓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以A国为例，在A国生产1单位小麦和1单位布匹的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这个“一单位”指的是多大的单位？如果100公斤小麦作为一个单位，是和一米布作比较还是和一匹布作比较？假定100公斤小麦耗费了10小时的劳动，一米布耗费的劳动是2小时，一匹布耗费80小时劳动，100公斤小麦与1米布对比，劳动生产率很低，与一匹布对比，劳动生产率又很高。如果两个商品的物理单位不能通约，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就失去了判断的标准。这里，李嘉图的推论出现了误区，因为两个物品的物理单位是无法进行比较的，除非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单位，即同样的销售价格，比如10美元，可以卖出多少小麦和多少布匹，假如A国10美元可以卖出10公斤小麦和一米布，我们就可以比较两者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了。假定生产10公斤小麦耗费了一个小时的劳动，生产一米布用了两个小时的劳动，小时工资都为5美元，这意味着生产小麦的一小时劳动可以获得100%的利润回报，而生产布匹仅仅打平成本，接下来的事情会怎样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理论会告诉你，生产布匹的劳动会转移去生产小麦，直到生产小麦与生产布匹的利润率相等。然而，比较利益理论却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A国的生产者会一直保留这种状况直到国际贸易出现。当A、B两国开放国际贸易时，A国生产10公斤小麦花费1小时劳动，1米布2小时，B国10公斤小麦3小时，1米布4小时，按照比较利益理论，这时两国的生产者才如梦初醒般的开始转移生产要素，如果A国全部生产小麦，B国全部生产布匹，则两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的到好处。我们看到，比较利益成立的前提是两国的小麦和布匹生产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但这个差异是一个伪命题，如果用统一的价值尺度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也必然在国际贸易发生前就通过生产要素的转移抚平了，如果一定要假定国内贸易不会有这个作用，那么国际贸易就更不可能有这个作用了。我们假定A国的10公斤小麦和1匹布是10美元，在B国，按这个价格进行交易，两个行业的生产者只能破产，因为B国10公斤小麦的生产成本是15美金，1匹布的成本是20美金（以小时工资为唯一生产成本），A国小麦生产者只要按14美金10公斤小麦的价格，就可以把B国小麦生产者击垮，但他会以20美金的价格买入B国的布匹吗？当然不会，即使A国布匹生产者把1匹布的价格提高到18美元，A国小麦生产者也会买本国的产品。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比较利益。 比较利益学说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它规定两国的生产者会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劳动量的交换来转移生产要素，但在国内贸易中却不会这么做。例如，A国布匹生产者以10美元1匹布的价格与10公斤小麦交换，这实际上是用2小时的劳动与1小时的劳动交换，为什么布匹生产者不转移生产要素，而要等到国际贸易时才去转移，而这时转移生产要素得到的劳动量的增加的要大大低于国内转移的增加比率。经济学家为了论证有利益背景（英国当时是工业能力最强大的国家，自由贸易符合英国的利益）的观点而牺牲逻辑倒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如此荒谬的理论能够统治经济学近200年的时间，居然屹立不倒。可以想见，经济学界多么缺乏批判精神。 本文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将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全部涉及，即使在本文中涉及的内容，也只能点到为止，详细分析可参见拙著：《互利：经济的逻辑》一书。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正面临着一个全新发展时期的前夜，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以书本到书本的方式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当作指导中国经济的圣经，很有可能使我们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百年之后，我们将无颜面对历史和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的重建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同仁共同做出努力。 注释： ① 西尼尔：“统计的科学”，载于R·L·史密斯编《经济学方法论文集》，伦敦 ：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19页 ② L·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本质与意义》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194页 ③理查德·什·泰勒：《赢者的诅咒》陈宁铎、曲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④同上，第23-24页 ⑤约瑟夫.亨里希等：“人类经济学的研究：15个小社会的行为测试”载于由恩里克.卡蓬和克里斯.斯塔莫主编的：《试验经济学的新发展》第一册，英国，切尔顿海姆：爱德华. 埃尔加出版公司 2007年版 第398—4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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