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宋立民：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廉官美称与贪官贬称小考

　　大学者王亚楠说过：二十五史就是一部贪污史。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贪官污吏便代代相传，但有贪就有廉。自古以来，“廉”和“贪”都是区别各级官吏清浊善恶的重要标准。尽管历代官吏所处的环境各异，但是“以廉为本”的基本要求却是共同的。“廉”见于廉吏的个人生活中，每每表现为“志行修洁”、“自奉简约”、“固守清俭”、“小心奉法”等，而见于其政治生活中，则表现在“革奢务俭”，“省浮费、去侈靡”，“为政宽惠”等等。

　　“廉吏”的确定性含义最早见于《周礼·无官冢宰·小宰》，文中提出考察群吏的治绩，判断其优劣，以“六廉”为标准：“一日廉善，二日廉能，三日廉敬，四日廉正，五日廉法，六日廉辨。”“善”是指善于做事，众望所归。“能’’指能行政令，令行禁止。“敬”指不懈于位，尽职尽责。“正”指不倾不斜，品行方正。“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辨”指明察秋毫，不疑不惑。这一切恰与“廉”字较早的含义“棱角、锋利”丝丝人扣。《老子》说“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即方正而不显得生硬勉强，有棱角而不至于把人刺伤，正是这个意思。

　　“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古人早巳将名位利禄称为“天械”，意为那些东西像枷锁束缚着人们的手脚。韩愈诗《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逸步谢天械”。“逸步”即快步，“谢”即告别，孟几道因“不附离”上司而“见疾”，调离他任，韩愈却为之庆幸，以为这是快步告别了官的束缚。宋太宗曾为宋朝的官吏亲笔书写过一幅《戒石铭》，以后沿用下来，成为“官箴”——即为官的箴言，也就是官吏的“座右铭”。《戒石铭》是十六个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他是在告诫他的官吏，吃的是人民的，喝的是人民的，如果贪赃卖法，虐待人民，天理难容。后来的官吏如果能够铭记太宗的“官箴”，体察百姓的疾苦，恐怕也不会有向金人请降、称臣、谢罪、献地直至徽钦二帝被劫走的“靖康之耻”了。

　　清代还有块石碑也刻了个《官箴》：“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轻慢意)，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对于公与私、廉与贪，说得更加泾渭分明。

　　与“官箴”相近的还有誉称清代“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禁止送礼檄》：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饬，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檄文虽短，却落地有金石声，“官箴”、“檄讨”都包含着清官的情操。

　　春秋时鲁人曾参贫困，鲁国君派人送给他一块土地。连去两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收了人家的东西就怕人家，给别人东西的人就对他傲慢，虽然国君并不对我傲慢，我能不感到害怕吗？这正所谓贫贱不能移也。为了提倡拒礼，现介绍几个拒礼时常用的谦词。

　　《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中说过，重耳到了曹国，曹公很不礼貌，而曹国的僖负羁夫妇因敬佩重耳和蔑视曹公的无礼，专门向重耳赠送一盒食品，在食品中藏了一块玉璧。重耳接受了食品，退回了玉璧。于是后人把不受馈赠而表示谢意称为“璧谢”。

　　并联系“完璧归赵”的典故，派生出“璧还”、“璧赵”、“奉赵”、“璧回”、“璧返”诸词。

　　再进一步，后人亦用“冷面”、“铁面”、“青天”、“臣心如冰”代称清官及清官的严正态度和洁美品格。《明史·周新传》说监察御史周新“敢言，多所弹劾；贵戚惧，目为冷面寒铁。”可见纪检监察官员的威严首先来自铁面无私。

　　更有一个比喻廉洁的词曰“悬鱼”，耐人咀嚼。《后汉书·羊续传》说太守羊续，廉洁清正，他的下属--一位府丞讨好他，送去了一条生鱼，“续受而悬于庭。”接受了，却悬挂于庭堂之上。“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献者以杜其意。”可见这位羊续大人“铁面”到了什么程度。这种“悬鱼”于前庭，让送礼者臭名昭著的办法，至今仍然可以效法。因此，后来“悬鱼”、“悬枯”、“悬枯鱼’’也就成了清官和廉洁行为的代称。到了汉中平六年，汉灵帝想把羊续提拔为“三公”之一的太尉。当时拜三公的官员，却得向官署东圆“礼钱千万”，以表忠诚。这收“礼钱”的差使由中使“左驺’’督促进行。所以，“左驺”所到之处，“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因为他可以直接影响皇帝取舍的态度，直接汇报“三公”及“准”三公们上交礼钱”的态度和数量，所以大家都想送点东西，走走他的后门。无奈羊续让来使坐席片，还声称一穷二白，绝不“赠赂”。于是“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没过多久，羊续就病故了，时年四十八岁。可他“遗言薄敛，不受赐赗（音丰）赠。”而且“官赙百万”的“抚恤金”也“一无所受”，可见“悬鱼”决不是做做样子，欺世盗名。正因为如此，宋人、清人才有“爱士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旧悬鱼”，“郭外行春策病马，壁间退食悬枯鱼”等诗句。

　　与“悬鱼”相关的还有“悬联”拒贿。说的是一个叫武承漠的地方官，到任之日就在官府的照壁上悬挂了一副对联：

　　“罔违道，罔咈民，真心公平，心斯无作；

　　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

　　“罔”作不解，“咈”(音浮)作违背解。不违背道德准则，不违背民众心愿，才能心安理得；不容私情，不受贿赂，才能够严惩欺世盗名之辈。“悬鱼”从反面教训，“悬联”从正面提醒，殊途而同归矣！

　　关于拒礼，还有广为流传的暮夜金的故事。据《后汉书·杨震传》载：汉代杨震，华阴人，为人刚正，博学多才，人称“关西孔子”。家贫苦，除教学外，还租地耕种，学生助他种植，他拔其禾苗以示拒绝。后被大将军邓骘发现，举荐为官。一次调任时，途经山东昌邑，杨震的弟子，被杨举荐为昌邑令的王密，“至夜怀十金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故人”在此是老师对门生故吏的自称，意思为：我这样了解你，对待你，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为人呢？王密却说：“深夜没有人会知道你收了礼。”杨震则反问：“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来，人们就把暗中行贿称为“暮夜金”或“四知金”，而把念念不忘天地良心称为“畏四知”。明人《暮夜金》诗曰“暮夜金，光陆离，故人心，君不知”，记载的就是杨震拒贿的事。

　　《后汉书》还称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需知行贿乃犯法之事，多偷偷摸摸送至私宅，不受私谒实为拒贿的一大法宝，仅此足见其拒贿之决心，亦可为今人之镜鉴。

　　总之，历代的“明君”、“圣主”，为了巩固统治，都十分重视“肃贪兴廉”。西汉时因贪赃犯罪，一律处死，陈尸示众。北魏时规定：枉法十匹，罪之死刑。仅太和八年，身首异地的贪官就达四十多人。《唐律》规定：官吏贪赃枉法十五匹处以绞刑。宋朝赵匡胤更加严厉：十一年间处死将军一级贪赃大官十多个，且暴尸街井，以儆效尤。明代朱元璋为了肃贪，制定了鞭挞、苦工、抄家、挑筋、剥皮、灭族等酷刑，并明令：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不足者则杖罚、流放不等。仅洪武九年，发配到凤阳的贪官就有一万多名。某州官因贪污皇粮，被剥下皮悬于城门。朱元璋的三女婿欧阳伦，因贩运茶叶违反了《茶法》，也被处以极刑。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弊端，贪官却仍是层出不穷，无法遏止。所以，史书上有关别称也林林总总。比较常见的有“民蠹”、“墨吏”、“城狐”、“社鼠”等。

　　“蠹’’(音肚)，指蛀虫。《商君书·修权》：“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说的是各级官吏隐瞒下情，对百姓巧取豪夺，实属害民的蛀虫。《左传·昭公十四年》：“贪以败官为墨。”意为贪婪而败坏职责的官吏堪称“墨吏”。“墨”取其“不清”之意，即贪赃枉法者流。

　　较之一般贪官污吏，更有些来头的是“城狐社鼠”或“稷狐”、“稷蜂”。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曾问管仲治理国家怕什么，管仲答最怕社鼠(即土地庙的老鼠)。因为社是用木头外面涂上泥做的，老鼠藏里面，用火薰怕烧毁木头，用水浇怕泥土脱落。这话是经验之谈。当时齐桓公宠爱宦官刁竖和巫师易牙，管仲欲除之，因桓公褊袒而不能，故以社鼠规谏。桓公仍不觉醒，终于招来巨祸。管仲死后二年，刁、易把持宫庭，囚禁并饿死了齐桓公，又诛杀大臣，逼走太子，齐国大乱。管仲曾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为五霸之首，功高望重，尚且奈何不得社鼠，社鼠之害可见--斑。由于社鼠之喻甚当，后人常常引用。

　　《晋书·谢鲲传》中记载，王敦对谢鲲说：“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谢回答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城狐指穴居城墙内之狐狸，掘穴捉狐，必毁城墙，与社鼠同义。谢鲲的话是说除掉刘隗一样的狐鼠的最大阻碍，恰在“城”、“社”即像皇帝一样的有极大的保护作用者。

　　关于这一点，《晏子春秋》中说得更加明白：“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鱼肉百姓的“社鼠”们，恰在“人主左右”，往往受到皇帝的保护和重用。这种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汉代刘向在《说苑》中把仗势作恶的官吏称为“稷狐”。“稷狐”即祭祀五谷之神的稷庙中的狐狸，颇类似社鼠。刘向说：“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也。何则？所托者然也。”打“城狐”怕打不住而毁了城墙，打“稷狐”又怕破坏了庙堂，误了祭祀的大事。城墙不能毁，天颜更不能触怒，可见“所托”的威势之大，不可小觑。倘用今天的话翻译，可以叫做“靠山硬棒”。《韩诗外传》中“稷蜂社鼠”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把祀庙中的狐狸改作了做窝的马蜂。

　　对于有文才的贪官污吏，前人还有一个别称为“金毛鼠”。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诗》：“(冯京)为吕献可所劾，云：‘京所至嗜利，西人目为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实贪秽也。”冯京当过翰林学士，有些文才，所以吕献可用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金毛鼠”一称。宋度正《奉别运判刘公侍御十四丈》诗：“盛时好去金毛鼠，明主应思铁面郎。”太平盛世，“文质彬彬”的贪官每每得宠，环绕于入主左右，所以诗人劝“明主”多想一想“铁面郎”，即刚正不阿的清官。因此，这里的“铁面郎”和前述的“铁面”一样，也成了清官的别称。

       贿赂的别称计有“别仪”、“别敬”、“冰敬”、“货赂”、“书帕”等。“别”即另外的，“敬”则为“敬赠”、“敬奉”、“孝敬”。《醒世姻缘传》十四回：“自己回到四衙里辞了典史，送了十两别敬，托那典史看顾。”《官场现形记》第三回：“后来这位藩大人出京的时候，还叫长班送了他四两银子的别敬。”

　　旧时别敬名目繁多。夏天送礼的叫冰敬，冬天称炭敬，送给女人的是妆敬，给门房或仆人的叫门敬、跟敬，还有陪敬、菲敬、加敬等，取奉陪、菲薄、增加诸义。

　　“别敬”的同义称谓为“别仪”，“仪”即礼物。《官场现形记》二十四回：“一年四季，什么炭敬、冰敬、贽见(即见面礼)、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其实这些名称只是给贿赂加上一块遮羞布而已。

　　明代大宦官刘瑾贪污不计其数。给他送一万称一方，送一千称一干，取方与万、千与干形近之故，用此雕虫小技遮羞，益增其可笑。

　　“书帕”一称源自明代。明代官场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实际上指行贿用的金银财宝。《明史·韩一良传》：“臣两日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清姚之駰《元明事类钞·书帕长安》：“赵南星疏：‘司选者每遇退朝，群遮留讲升讲调，至署则公书私书，阗户盈几，所谓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也。”’遇上了围住自己要官，请调，为一己私利行贿托人者，“司选者”怕也难得廉洁了。吴晗先生在《灯下集·唐顺之论明代刻书》中说：“行贿用书陪衬，显得雅一些，有了专门词组叫书帕，”

　　受贿的别称则更多。计有“贪墨”、“藏贿”、“入货”、“受纳”、“受赇”、“受赂”、“受私”、“寸蹄尺缣”等。

　　“贪墨”即贪财好贿，正是“墨吏”本色。“藏”、“入”、“受”均为收取意，前人多有记述。如清代梅曾亮《黄个园传》：“运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赇任情。人货者引身，惜才者倍偿。”‘赇”也是贿赂的意思。“引身”意为引退，“倍偿”为加倍偿还。

　　关于“受纳”，《北史·崔光传》则有记载：“光弟敬友，本州从事。颇有受纳，御史案之，乃与守者俱逃。”对待受贿者，《后汉书·皇甫嵩传》有个“高招”：“吏有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受贿者对于下属可以不要脸皮，尽饱私囊，可面对顶头上司这种羞辱，一般人是无地自容的。关于“受私”，《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九十回：“五鬼道：‘纵不是受私卖法，却是查理不清。’”

　　“寸蹄尺缣”的“蹄”字指兽蹄，“缣”是黄色细绢，在此比喻收受了小赂贿。清代吴伟业《梅村诗话》说：“贪吏放手无罚。而寸蹄尺缣，辄加逮治。”连蝇头小利都不放过，可见贪吏之本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纵容受贿的，每每又是皇帝大人。《南史卷三》记载，宋明帝时，“中书舍人胡母颢(音号)专权，奏无不可。时人语曰“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橐。”“橐”(音驮)，指没有底儿的大口袋。民谣意为明帝不“明”，见于钱财禾绢，两眼一黑，满口应承，而胡母颢则是马上张开了无底儿的大口袋，尽情搜刮。于是，后人便用“张橐”二字形容或代称纳贿受私，可谓入木三分。

　　平时称贪官污吏搜刮民财叫“刮地皮”，原以为只是个形象比喻，后阅《新唐书·程日华传》才知亦有所本。唐朝中叶有个李固烈，依靠裙带关系当上沧州刺史，解职离任之时，把官府存财视为已有全部带走，财产装了几十车，激得沧州军士大怒。骂道：“马饿瘦，士饥死，刺史不拿一文钱解救我们的危难，今刮地以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于是把李固烈一家全部杀死，后来就有了“刮地皮”这个词。同时，还有“卷地皮”一词与之相近。据宋代文人郑文宝所著《江南余载》称，五代南唐徐知训在宣州做官，“聚敛苛暴，百姓苦之。”一次徐进宫陪侍宴席，有个艺人故意绿衣大面扮作鬼神。人问他装扮的是什么，艺人说：“我是宣州土地神，我家主人来宫中侍奉宴席，他把地皮都卷来了，所以我也被带到这里来。”后来“卷地皮”就成了刮地皮的同义语。

　　卖官鬻爵是贪污分子借升迁而发财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不请不送，原地不动”者也。

　　这种腐败现象由来已久，可见诸文字者，汉朝已经开始，至东汉末已达明码标价的程度，当时汉灵帝在首都洛阳开鸿都门张榜卖官，上至公卿，下至小官皆可买卖。有钱的先交钱，没钱的先做官后交钱，但价格要高出一倍。《后汉书·崔驷列传》介绍：崔烈原来官声还不恶，后来开后门用五百万钱买了个大官——三公之一的司徒，一下子声誉扫地，连他本人也觉得不妙。他儿子崔钧那时已是虎贲中郎将，崔烈问儿子外界对他的反映，崔钧说：“大人早年有英名，历任九卿郡守，议论你的人认为你可以当三公。而今天你当了三公，人们反而失望了。”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嫌你有铜臭。”后来人们称卖官鬻爵以求财货为“鸿都之事”，买官行贿为“鸿都买第”，买官者为有“铜臭”。《南齐书·良政传·裴昭明》：“下官忝为邦佐，不能光临上府，岂以鸿都之事仰累清风。”《陈书·袁宪传》：“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修，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耶？’”

　　“束修”原指十条干肉，后多指送给教师的酬金。当袁君正的门客岑文豪欲以金钱开道，捐得对策通过之时，袁君正则刚正不阿，决不做鸿都之事，要儿子正直地应考、做人。后来儿子袁宪果然高中，“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

　　“苛政猛于虎”。贪官污吏也被人民视如猛虎。《述异纪》讲：“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使君为郡守尊称)，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表达了人民对贪宫污吏的憎恨。后来称老虎为“封使君”即由此而来。

　　对贪官污吏必须严加惩处，历史上有识之士皆以为然。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个“三一政策”，首先是对贪官、坏官和不称职官“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即统统撤换。枢密副使富弼对他说：你这大笔一勾，“焉知一家哭耶？”意谓撤职的官员一家都要哭。而范仲淹则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路是当时的行政区，包括许多州县。这“一笔勾之”，宁可一家哭不让一路哭的“三一”举措，怎能不大得民心呢？抚今思昔，对于贪官污吏的挞伐和对于清官高士们情操的表彰，仍然颇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