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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先生在一次接受访问中，形容香港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社会上有人认同这种观察，亦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一般而言，年长的一辈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年轻的一辈则不太认同。 中国人有句话，「慈母多败儿。」孩子之所以会被宠坏，皆因慈母没有从一开始就造规矩，以致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行为乖张，令成年人看不顺眼，担心这个孩子没法适应现实世界，甚至可能会闯祸。李嘉诚先生就担心，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五、六年，香港就会面目全非。 李嘉诚自己也知道，他已经是一个85岁的人，和一个17岁的青年是不一样的，对社会、对将来，都不会有一样的看法。年轻人想按照他们的理想去改造世界，本身并没有甚么不妥，世界就是这样进步起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愤怒青年，但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很庞大，年轻人要改变世界并不容易。这表面上会妨碍年轻人去创新、去改革；但亦阻止了一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把一些不成熟的观念强加诸社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保守环境，实际上提升了我的思维能力与工作能力，令我不得不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找真凭实据、去研究理念的可行性，我从中得益不少。 可惜，近年香港的保守势力已被舆论打得抬不起头来，年轻人的一些乖谬想法一样可以大行其道，没有受到足够的批判。我在这里，只拿其中一个例子试说明一下。 近期，常听到年轻人说，他们毕业后很辛苦，收入不高，就要还读书时候的资助贷款，政府这种安排实在不妥。他们好像有意无意地在暗示：最好不要追他们还钱。社会上竟有人同情他们，认为政府应检讨一下现时的做法。 然而，借了钱要还，乃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法规之一，被视为可以不解自明的公理，真想不到香港连这样的道理也可以怀疑。学生在贷款的时候，难道是不知道这钱是要怎样还的吗？怎可以到要还的时候，便说这样的安排不妥？ 有人或许会说，年轻人只不过诉诉苦罢了，何必上纲上线去打压他们。问题是这种想法实在太有问题，「信守承诺」与「有借有还」，乃商业运作的基石；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连要割肉还债也没有逃避，足见这条规矩对社会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的年青人，在提出这种要求时，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这怎不叫人担心。我不反对年轻人去挑战现有的分配模式，或质疑现有的金融制度，但不能因为他们打着反建制的旗号，就任由他们为图私利就不负责任。 民粹主义不妥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重视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他们只顾表面利益与短期利益，连民众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也要社会去迁就，香港就是这样被宠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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