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原文、译文、释评）

    【作者简介】

    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论述人君之道的一部政治文献。他在赐予子女时再三叮嘱，作为遗训：“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帝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管理和统御之道。毛泽东曾说，“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即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晚上同人高谈经典文事。对这位古代领袖俊杰的为政能力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帝范》一书是李世民一生执政经验的高度浓缩。

    《帝范》一书的主要内容有：

    原序

    卷一

    君体第一：自身修养的学问 1、执政须为民 2、志向远大，内心公正 3、有德才能号召四方

    建亲第二：运用权力的学问 1、权力须与人共享，事业须和民与共 2、共同的利益使事业得以久远 3、用人不唯亲，选才看能力 4、合理分权，相互制衡 5、了解百姓的心声，为百姓做好事

    求贤第三：使用人才的学问 1、贤德之才，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2、求才要不论出身，纳才须锲而不舍 3、善用人才体现着领导者的能力和气度

    卷二

    审官第四：选任官员的学问 1、知人、安民，是为官者的基本责任 2、用人要尽其才，取其长 3、没有不能用的人才，只有不会用的官员 4、善集众智，用人得当

    纳谏第五：听取意见的学问 1、广开言路，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 2、忠言逆耳，唯理是从

    去谗第六：杜绝小人的学问 1、干大事必须远小人 2、辨奸之道 3、亲小人，远贤臣，会致事业受损 4、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卷三

    诫盈第七：防止骄傲产生过失 1、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玩物丧志，骄奢扰民 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崇俭第八：防止侈靡导致堕落 1、声色犬马是自我堕落的始端 2、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施政更需俭，繁政亦为奢

    赏罚第九：防止不公招致乱政 1、赏罚的基本法则 2、赏罚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推广德行 3、赏罚必须公正，不避亲，不仇仇

    卷四

    务农第十：关心“三农”，以利社会稳定 1、农事乃一国之大事 2、重视“三农”，言语之外，更须力行

    阅武第十一：军备不怠，是长期和平的基石 1、武备是和平的后盾 2、盛世更须修武

    崇文第十二：教育民众，更要教育自己 1、文化是社会的经纬 2、通过教育，提升民智，提升领导力 3、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正文】

    帝范序

    序曰：朕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元圭赐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

    昔隋季版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由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枪而廓八纮。乘庆天潢，登晖璇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帝范序译文】

    唐太宗在《帝范》序文中说：我听说天地的高尚德行是生成万物，君主最宝贵的东西是权势和地位。分辨尊卑上下，确立君臣名分，是为了抚育百姓，教化庶民。如果不是聪明睿智、文武具备、受到天命眷顾和保佑的君主，那怎么能有符瑞出现而轻易登上王位呢？所以在唐尧盛世，有神龟从翠妫川中浮出，向唐尧献上《河图》，表彰他的圣德；大禹治水，涉历山川，上天赐他元圭，褒奖他的巍巍之功；周朝兴起时，有赤鸟口衔丹书飞到岐山，向文王宣喻天命，呈现祥瑞，开创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汉高祖刘邦怒斩白蛇而起义兵，奠定了两汉二十四帝的国基。由此观之，自古帝王的基业本由天命，决非人力可以争夺而得。

    隋朝末年，炀帝违反天道，昏庸残暴，朝纲不整，天下大乱，四海之内分崩离析。先皇高祖以神武之姿，遇上这改朝换代的风云际会，效法刘邦，在太原起兵平乱，奠定了大唐王室的基业，重修清明政治，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大位。高祖称帝时，神州大地妖氛未净，群雄割据，哀鸿遍野，天日暗淡，豺狼横行，烽烟四起，天下未宁。我年方十八岁，胸怀救国救民的慷慨大志，一心想平定大乱，救济苍生。每临大战，一定亲自披挂上阵，不避矢石相加，勇猛直前。朝朝夕夕面对敌军的险恶阵势，毫无畏惧。无论敌军声势如何浩大，无论群雄有多少坚甲利兵，我率军进攻，无城不破，无坚不摧。剪除长鲸，澄清四海，扫除余孽，平定八方。

    大唐王朝繁荣昌盛，我作为高祖之子，受群臣拥戴登上王位，继承了大唐光耀日月的伟业。每日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驾朽车，没有一点疏忽懈怠之心。一天比一天谨慎，经常思考在治国安民时，如何能善始善终。你身为太子，从幼年起，便受到父王和母后的钟爱，言行不合义理，往往背离我的训诫。我非常信任你，把你由藩王册立为太子，赋予你继承王位的重任。但你自幼生长在深宫，不懂君臣礼节，不知百姓生活的艰难。每想到这些，我深感忧虑，经常废寝忘食，心绪不宁。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北周、隋朝，有经天纬地之才，创业垂统的君主，他们的功业彪炳，有目共睹；历代兴亡，国家治乱，道理显然，无一不载入史册。

    【帝范序释评】

    据《新唐书》记载：“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曲节下士。”

    有一次，李世民征薛仁杲，全胜而班师，唐高祖李渊遣李密劳军于豳州。李密见李世民，不敢仰视，退而叹曰：“真英主也！”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其文治武功确实是比较显赫的，堪称一代英主。就个人魅力而言，他天生英姿，才华过人，常人难以企及。

    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一位算卦先生来拜谒父亲李渊，对李渊说：“按相法，你是个贵人，但是你家里必定有一位贵子。”等到他见了世民，便说：“这孩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长大之后，必能济世安民。”说完就走了。李渊害怕这话一旦泄露出去，引来杀身之祸，便派人去追杀算卦先生，却早已不知去向。李渊觉得这件事很神秘，于是就用其语，给孩子取名叫世民。

    隋朝大业年间，有一次隋炀帝被突厥兵包围在雁门，孤立无援，情况十分危急。隋炀帝修了一封召集兵马救驾的诏书，系在木头上，投到汾水河中。这时李世民才十六岁，他应募参军，去救援隋炀帝，隶属在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对云定兴说：“贼寇敢围困我天子，必定是知道我们没有援兵。现在我们应该把军队前后拉开数十里，让贼寇白天能看到旌旗如云，黑夜能听到征鼓如雷，敌人一定以为我们的大队人马到了，不用打他们就吓跑了。如果不这样，敌人一旦了解了我们的虚实，胜负就很难预料了。”云定兴听从了李世民的计谋，敌兵果然不战自退。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自此崭露军事才华。

    隋大业十三年（617），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起兵反隋，当时的主要策动者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看到隋末天下大乱，盗贼蜂起，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牵连，被捕入狱。李世民以探监为名，在狱中与刘文静定下了举兵反隋的计划。并派人告知父亲李渊。李渊“初不许，已而许之”。李渊已起兵，建大将军府，西征，将至霍邑，碰上天下大雨，军粮告尽，李渊想还兵太原。李世民劝道：“我们举义兵，是为了拯救天下，应该直入咸阳，号令天下。现在我们回去死守一城，那和贼寇有什么两样呢？”李渊不听，李世民哭于军门，李渊惊，召而问之，李世民说：“还则众散于前，而敌乘于后，就快要灭亡了，所以感到悲伤。”

    李渊始醒悟，说：“要起事也是你的主意，成败就依你吧。”于是大军继续前进，最终攻入隋都咸阳，夺得了天下。李世民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于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表现出了非凡的治国安民的才能。他选贤任能，赏罚严明；虚心纳谏，杜绝谗邪；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使国家很快富裕起来。贞观年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商旅次野，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臣服，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当时的唐都长安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都市。唐太宗为人、治国都十分严谨，为的是使唐代的江山社稷能够长治久安。既如此，他就不能不重视大唐江山的继承人问题，不能不关注太子及诸子弟的教育问题。

    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后，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承乾时年八岁，聪明机敏，颇得太宗宠爱。然而，李承乾长大之后，却日渐沉湎于酒色，荒废学业，不求上进。贞观十七年，李承乾竟然勾结私党，招募勇士，图谋叛乱。唐太宗随即将承乾废为庶人，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

    立太子的事使唐太宗颇伤脑筋，据说他好几次以头撞墙，要寻短见。

    从这件事之后，唐太宗对太子严加管教。吃饭的时候，太宗便指着饭对李治说：“春种秋收，都要经过艰辛的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会有饭吃。”李治骑马，太宗便说：“马能代步，如果使用得当，爱护马，才能常有马骑。”见其乘舟，又说：“舟好比人君，水好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会成为国君，一定要从中得到启发。”见其在树荫下乘凉，就说：“这棵树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墨绳量过之后，就可以裁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自己虽然没有大的才能，但只要虚心纳谏，肯听忠言，也能成为圣明的君主。”他还告诫其他儿子说：“所有的父亲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做儿子的如果能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但儿子如果不走正路，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没有办法。汉朝的时候，燕王刘旦骄横跋扈，十分狂妄，霍光下了一道诏书，燕王就身死国灭。你们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事事小心，方可无虞。”

    据说，自打太宗如此教诲之后，太子诸王都能约束自己，不再惹事生非。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将自己御笔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又谆谆告诫道：“你应该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我并不是你学习的榜样。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我自从即位以来，也有许多不足为训的地方，比如：锦绣珠宝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建造，犬马鹰隼无远不至，巡游四方烦劳百姓。这些都是我的过失，你要引以为鉴。”

    第二年，唐太宗便在翠微宫阖然长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帝范》是唐太宗对太子李治最后的遗言和嘱托。这也表现了唐太宗的良苦用心。他一生统治天下的经验都留在了这部《帝范》里，他在教给他的儿子君临天下，驾御万民的诀窍；他在教给他的儿子做皇帝的秘诀；这部《帝范》是唐太宗留给唐朝后代皇帝的私家密典！

    在《帝范》里，唐太宗几乎讲到了做皇帝应该注意的各个方面。它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篇，是一代英主对人生和世界的体悟；是一个马上争天下、马下治天下的开国君主一生经验的总结。或一言中的，或一语道破天机。其看问题的高瞻远瞩、论理的深邃透彻，确实令人佩服。一些非凡的至理明言，自非常人可以谈说，只能出自像唐太宗这样的伟人之口。《帝范》的许多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正文】

    帝范卷一

    君体第一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君体第一译文】

    人民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建立的先决条件。就像《易经》上说的：先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了上下才产生了礼义。当然，一个国家光拥有民众还不够，还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否则，人民就要背叛你，还谈什么立国呢？

    国家是一个君王的根本。国君之所以被称为国君，之所以贵为天子，就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国家。如果国君能够以德来团结人民，那么人民就乐于为君王出力，这样，国君就可以长久地拥有国家，如果国君虐待人民，人民离散而不肯归附，那么你想当国君，又怎么能办得到呢？

    做君主的，外观上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像山岳一样稳重而高俊。令人望而生尊崇之心，望而有敬畏之感。这除了帝王天生的厚重仪表之外，主要是指作为人君的修养。“德重如山岳”，君主有德则在百姓眼中自然重如山岳，如若无德，即便像山岳，又有谁来敬畏呢？

    作为人君，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具有永恒的光热，而且普照万物。

    人主应该天下为公，不能有丝毫的偏私，让普天之下的每一个黎民都能感觉到帝王的恩泽。这是做人君的必须具备的素质。

    君主是老百姓行动的指南，也是天下民众所向往的归宿。作为君主，不负众望，爱护人民，百姓就会把他视作保护伞和自己的归宿。商朝时候的伯夷为了躲避暴虐的商纣王，居住在北海之滨，后来他听说周文王起来反对纣王，就说：“我何不回去呢？我听说文王治理下的西伯很注意善待和养育老者。”大公为了躲避纣也住在东海，他听到文王兴起的消息，也高兴地说：“为什么不回去呢，我听说西伯那个地方能够养育老者。”唐太宗借此说明一个好的君主，应该是天下百姓所向往的归宿。

    人君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这样他的心才能包容宇宙，涵容万物。一个帝王如果小肚鸡肠，器量狭窄，他怎么能有容人之量？胸中怎么能装得下整个天下呢？

  作为帝王，如果能使自己修养到平心静气，公正地对待天下的人和事，那么临事就能正确决断。《大学》说：“所谓修身养性，就是要做到能够使自己的心平正。一个人心中有愤怒，则做不到平正；心中有喜好，则做不到平正；心中有忧愁，则做不到平正；心中有恐惧则做不到平正。”可见一个人要想做到自身公正，就必须摈弃私心杂念和个人的喜怒好恶。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没有威望和好的德行，就不能号召远方；没有慈善和广厚的爱心，就不能安抚万众。这二者相辅相成，珠联璧合，缺一不可。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君，如果没有威严，不能使邪恶畏服，国家就不会太平。这样不足以保护人民，人民也会产生怨气。反之，如果一味穷兵黩武，以残暴之心对待天下，也会导致众叛亲离。所以，树立威信之后，还需要用慈善和厚爱来抚恤天下。其实，恩威并用本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统治手段。

    九族指皇家宗族及其他皇亲国戚。要以仁义来安抚九族。皇帝虽然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对大臣还要以礼相待。君待臣以礼，臣下才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出力，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如果国君蛮横无礼地对待臣下，不是培养出奴才，就是导致众叛亲离。因此有能力的国君不是去压服群臣，而是以仁德礼义去让臣下折服。

    敬奉祖先要做到孝；高居皇位要时时想到谦恭谨慎。

    君王应该克己勤劳，以彰显自己的德义。作为君王，时刻都面对臣下的顺耳之言。因此人君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警醒自己不要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相反，君王更要以身作则，勤于政事。这样，德行才能远播，处理事情才能做到恰到好处。

    如果做到了上面的要则，就具备了为君的大体。也就是说，上面讲的那几个方面是对一个皇帝的最起码的要求。

    【君体第一释评】

    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论是他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还是他的个人素质、品德修养，都是一般皇帝所难以企及的。

    立国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唐朝的繁荣昌盛，至今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唐朝初年，中国国内海晏河清，路不拾遗；远近外族闻风畏服，争相朝贡。历史学家把这段历史称为“贞观之治”。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给当时的世界以相当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人还在诸多方面保持了唐朝人的遗风，而西方人一直把中国人称为“唐人”。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唐朝初期之所以繁荣，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并非偶然，它与唐太宗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置身于今天的法治社会中，我们更容易明白封建社会的人治。在那个高度人治的时代，皇帝的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从唐太宗撰写的这篇“君体”中我们可以觉出，唐太宗确实是个目光敏锐、修养深厚的高人。而这篇“君体”也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秘诀式的奇文！它不是什么说教，而是一个历尽坎坷的开国之君从政经验的总结，一个智者的敏锐目光的观察，一个近乎圣人的哲人对人生和世界的体悟！更准确地说，这篇“君体”是：唐太宗教给你一个做皇帝的秘诀！

    唐太宗那种涵化宇宙的气势、包容天下的修养，既是他的天赋，也是他后天努力的结果。

    他提出国君要像山岳一样，高峻而又岿然不动；国君应该宽大自己的志向，包容万物，使自己做到公平至正，然后去临机制断；他认为国君不树立威德就不能震慑远方，没有慈爱之心就无法让民众有被安抚的感觉；他提出帝王仍然要以仁德安抚九族，用礼数去对待大臣；特别是君王要克制私欲，勤于政事。这是做人君的大体要则。

    没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是不会说出这番话的。一个国君，如果没有气吞宇宙的志向和气量，是断然无缘拥有天下的。秦始皇巡游江南的时候，当时还很年轻的项羽跟在他叔叔的后边，去看秦始皇的风采。当时，项羽不自觉地冒出一句惊人之语：“彼可取而代也！”我可以来取代他！这是怎样的豪情壮志，何等的胆识。这句话谁都可以说，但谁也没说，只有项羽痛快淋漓地讲出来了。一般人见了皇帝都战战兢兢，只有傻看的份，而项羽却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志向。这就是项羽的不凡，这就是项羽的过人之处。说明他有吞并天下的勇气和志向。

    后来的事实证明项羽确实登上了秦末的政治舞台，而且他亲手推翻了秦朝的统治。至于他最终未能拥有天下，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恰恰说明一个人有了哪一方面的认识，才会在哪一方面取得成就。他在守成方面有致命的局限，因此他未能保住戎马倥偬、破釜沉舟才得来的江山。他为他这方面的无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国时候的刘备，一介平民，织席贩履之徒。但他有争霸天下的志向，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他的儿子阿斗就差一些。先是吃祖宗饭，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仗着诸葛亮的呕心沥血，人模狗样地当皇帝。诸葛亮死后，他很快就成了司马氏的阶下囚。最可悲的是他做了晋的俘虏之后，仍能得过且过，竟然说：“此间乐，不思蜀。”这句话为人们取笑了近两千年，但人们不知是否认真分析过阿斗的这种心态，他缺乏的正是那种涵化宇宙、并吞天下的志向。当然，我们讲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做一个拥有天下的皇帝，光有并吞天下的志向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包容天下的雅量，以及威信、仁德、礼义等等。

    《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评价袁绍的话，说袁绍“外宽而内忌”。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描绘出了作为一路诸侯的袁绍的性格。袁绍缺乏的正是这种包容天下的海量，而他最终的失败也就是因为他性格中的这一致命的缺陷。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像许攸这样的谋臣他因猜忌而不能用。曹操正好与他形成鲜明的对照。有这样一个事例，官渡之战取得胜利后，曹操的手下从袁绍府中搜出一大柜子信件，都是在官渡决战前夕，朝中大臣、曹操部下私通袁绍的证据。曹操看都不看，挥手道：“付之一炬！”然后他对将领们说：“决战之前，连我都不能自保，我怎么能保护得了他们呢？”曹操这种通情达理、宽宏大量的气度确实令人佩服。而他的这种做法恰恰笼络了人心，比他去查处那些私通袁绍的人效果要好百倍！楚庄王绝缨得土，也是因为他的大度而被人们传为美谈。有一次，楚庄王宴请群臣，他的一个爱妃也在场。酒至酣畅之际，突然烛火熄灭，这时，有一个武将被庄王爱妃的美色所打动，趁黑用手去摸王妃。王妃一把将他帽子上的缨饰扯了下来，然后悄声对庄王讲了刚才所发生的事。楚庄王当即下令，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把帽子上的缨饰拿下来。等到重新点着烛火的时候，已经分辨不出调戏王妃的是哪位了。以皇帝之尊，能够忍受别人调戏他的爱妃，这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大度。他连这样的人都能容得下，还有什么容不下的呢？楚庄王最终赢得的是一位骁将对他的彻底折服！

    在后来的一次战争中，楚庄王不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生命攸关之际，有一位战将以超想象的勇气，拼死杀入重围，将楚庄王救了出去。连楚庄王都感到难以置信，他问道，我平时并没有特殊待你，你为何要拼死去救我呢？这位战将爽快地回答道：“我就是被扯掉缨冠的那个醉酒者！”

    其实，岂止是当帝王需要有涵盖宇宙的志向、包容天下的海量，即便是一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尤其是那些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更应该如此。在某一个行业中，如果没有纳“天下”于胸中的气势，最终也不会成为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你只是挣一点小钱，取得一点小的成功而已，但最终不会有大的发展。因为你站得就低，出发点就低，怎么能期盼有大的收获呢？指望天上掉馅饼是不可能的。只有你有志于竞争，且胸有成竹，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才有可能最后取得成功。

    同样是在事业中，一个人要想有大的发展，还需有容人、不斤斤计较的雅量。如果处处不能容人，就会失去有用的人，就会失去机会。纵观古今中外，大凡成功的人，无不具备这种修养。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对于一切有志于事业成功的人来说，唐太宗的这篇《君体》无疑是一位高人的指点！

    【正文】

    建亲第二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哀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汉初定关中，诚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鈇钺之诛。此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盘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语曰：“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

    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斯二者，安国之基。

    君德之宏，唯资博达。设分县教，以术化人。应务适时，以道制物。

    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旻以体心，则人仰之而不测；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放勋流美于前；克谐烝乂，重华垂誉于后。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良为美矣。

    【建亲第二译文】

    作为一个皇帝，他所面对的是至广至大的天下，他所拥有的是天下最为尊贵的皇权帝位。这么旷大的国家，皇帝一个人怎么能治理得了呢？所以要与别人来共同治理；这么至极至尊、人人垂涎的皇位，一个人怎么能守得住呢？所以皇帝要与别人来共同守卫它。项羽不信任手下的人，所以灭亡，而刘邦能够放手使用人才，所以最终获胜。这就是国家要封建亲戚的道理。

    所以国君要分封那些皇亲国戚，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安全保障。被分封的人一旦得到权位，成了既得利益者，就会与国君同舟共济，一起来关心国家的安危盛衰。

    但是，用人也不能全都用自己的三亲六故，也要使用一些和自己没有关系，但可靠而又有才能的人。这样既使用与自己关系近的，也使用一些与自己关系远的，就能够起到远近相互牵制的作用。如此亲疏兼任，就可以防止所任用的人相互之间侵劫。纵然有人生出叛逆朝廷的野心，也会因为被别人阻遏，而成不了气候。

    过去，周朝兴起的时候，周武王割裂天下的山河来封给王族。他的弟弟振铎封于曹，太师吕望封于齐，其余的人也都有封地。这样，周朝内有晋、郑这两个封国作为辅备，外有鲁、卫这样的封国作为自己的防卫。正因为如此，周朝在占卜的时候，才显现出有三十世、七百年的江山。

    秦朝的时候，大臣淳于越进谏始皇说：“我听说周代的江山之所以长久，是因为分封了皇室子弟和有功之臣，这样国家有了支撑和辅弼。

    现在陛下您虽拥有整个天下，但您的子孙却如同一个寻常百姓，国家没有辅弼，一旦遇到危难，怎么能自救呢？凡事不去吸取古人的经验，而能做到长久平安的，闻所未闻。”可惜秦始皇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丞相李斯反驳淳于越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分封的同姓子弟非常多，但是他们的后代关系逐渐疏远，因此互相攻击如同仇敌。诸侯之间更是相互征讨，周天子无法来约束他们。可见分封诸侯并没有好处。秦始皇竟听从了李斯的谋略。这样，秦始皇不去任用他的皇族本家，让他们成为国家的辅弼，而是只相信自己，灾祸怎么能不到来呢？因此，江山只传到二世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枝叶繁茂根就不易动摇的道理吗？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没有手足，即使心里想干什么，又怎么能办得到呢？

    汉朝刚夺取天下的时候，汉高祖吸取秦代因为不封建亲戚而灭亡的教训，于是大规模分封诸王。同姓的刘贾封为荆王，刘泽封为燕王，刘仲封为代王，刘交封为楚王，等等。一次就封了九个诸侯王。封王的规模之大，受封诸王所拥有的地域之广，都超过了周朝分封诸侯的制度了。因此大的诸侯国拥有五六个郡，数十座城池，设置百官，所修宫殿甚至都超过了天子；即使是小的诸侯国，也跨州连郡，地盘很大。这样诸侯地域广，力量强大，国家王室反倒力量弱小。如同梢节长大繁茂而根却很小，必定要折断；尾巴大身体却很小，很难去掉转。所以汉朝的楚王戊等六个诸侯王相约谋反；吴、楚、赵、济南、淄川、胶东、胶西七个诸侯国，也因为谋叛而遭到了斧钺的诛杀。这都是因为被分封的诸侯国地广兵强，长久积蓄势力而导致的。

    魏武帝曹操初创事业之际，在这点上没有长远的谋划。他只知道汉朝因为分封诸侯而导致天下大乱，而忽略了秦朝不进行分封的过失。殊不知汉朝存在了四百年，而秦朝只传了二世就灭亡了。曹操不分封子弟，致使他的子弟当中没有受封的人，宗室在国家之中没有立锥之地。这样在外没有维城来固守国家，在内没有被封的诸侯王像磐石那样成为国家的根基。所以魏国的江山要靠别的人来保护，社稷最终灭亡在异姓之手。古人说：“如果支流没有了水，那么整个水源就要枯竭；树枝如果都凋落了，那么树根也会枯死的。”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综上所述，如果分封的诸侯王太强大，那么国家就有“噬脐之患”。

    诸侯的势力太强大，皇帝就控制不了他了，就像自己咬自己的肚脐，根本就够不着。如果不去分封皇族子弟，或分封得很少，那么国家就缺乏牢固的根基。由此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分封皇室宗亲，但不能让他们的势力太大。国家对这些诸侯王，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自如。而且要使这些诸侯国大的和小的相互牵制，让他们与皇帝共忧乐，一起为国家的安危着想。这样一来，皇帝对所分封的诸侯就没有猜忌之心，下边的诸侯之间也不起争端怨由。皇帝与诸侯上下和合，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这才是分封诸侯所应该借鉴的。既不使诸侯太强大，也不能使诸侯太弱小，折其中而行，这才是安邦治国的根本。

    国君的德行怎样才能宏大呢？作为国君，应该广览皆听，了解老百姓的心声，为百姓办好事。国君好的德行在天下施行，那么国君的德行自然会昭然天下。国君还要懂得张设名分，悬示教令，以法来管理、教化人民。总之，一切都要符合事物的规律，因时制宜，根据万事万物的道理来驾御万事万物。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应该以巧妙隐秘为妙，但应当坚守的做人治事的原则却要不断强化、光大，时刻不要忘记。用至大至公之心去包容宇宙，人们就只能去仰望你，却又无法来测度你；有覆盖大地的肚量，那么人民就只能循依你，但又找不到你的端倪。要像尧帝那样坦荡浩大，让人们莫可名状。帝尧圣德，又能处理好九族的关系，流布美善之道于前；帝舜能够以孝进善，垂美誉在于后。这些都是值得取法的。

    不要以淫破义，不要以疏间亲。凡一个帝王的所做所为，审查必合于道德，那么国家和家族就能保持安泰，骨肉至亲也不会有祸患。能如此，实在是达到了大善啊！

    【建亲第二释评】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哪种制度能够最有效地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是分封制呢，还是中央集权制呢？这个问题几乎被争论了数千年。周王朝采用分封制，使国运持续了七百多年，是采用分封制统治国家成功的例子。但也有因为分封王室而导致国家混乱的，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而周朝的最后崩溃，也是因为王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采用中央集权制，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确实是一种能够稳定皇权、安定国家的有效的政治体制，但秦始皇采用中央集权制却并没有成功。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中国古代，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几乎成了每一代王朝统治者最为头疼的问题。作为一代帝王的唐太宗，以其独有的睿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确实蕴涵着十分深刻的哲理。

    唐太宗还是主张用封建亲戚的办法来稳固国家的，“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唐太宗认为，一个国家面积很大，要治理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作为帝王，不能个人专权，独任私智，而应该分封皇族，靠大家的智慧一起来把国家治理好。他认为，封建亲戚，成为国家的藩卫，这样被分封的人就会“安危同力，盛衰一心”，共同来维护国家的安定。

    他分析说，周朝割裂山河，分封王族，是比较成功的，使国家内有辅弼，外有防虞。因此周保持了近八百年的江山。到了秦朝，秦始皇亲眼目睹了东周末年诸侯列国的纷争，为此，他借鉴了这一历史教训，决心不再去封建亲戚，而是搞了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确实有效地杜绝了因分封诸侯而中央被架空的弊病，但是秦朝终因权力过分集中，法律太苛酷，二世而亡。唐太宗把秦的灭亡总结为“不亲其亲，独智其智”，意思还是说秦始皇没有封建亲戚，使之成为国家的藩卫，所以国家很快就灭亡了。

    到了汉代，刘邦又借鉴“亡秦之失策”。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分封王族竟超过了古制。所以不久就“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斧钺之诛”。唐太宗又把汉朝的这种失败概括为诸侯地广兵强，势力积蓄而致。到了三国之际，曹操创下了基业，但曹操又似乎吸取汉代的教训，不去搞分封制了。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干脆就说：“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磐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意思是说，没有支流，源头就会枯竭；枝条不繁茂，根就会枯死。

    中国历史的确很有意思，似乎就这么一代一代地循环往复。每一个朝代都很注重借鉴前一代的经验，都怕重蹈上一代的覆辙，但偏偏又重蹈了上上一代的覆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隔代遗传”现象。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频繁更迭的朝代，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历朝历代的皇帝也好，整个人类也罢，都好象被放在网里的鸟一样，千方百计总想冲出这张网，但一次次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是人的智力不逮呢？还是这两种制度都存在问题呢？当然，我们不能去苛求古人。

    唐太宗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唐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就是主张折其中而行。如果被分封的诸侯地盘太大，力量太强，朝廷势必不好控制；如果中央的权力过分集中，不去封建亲戚，那么国家就没有羽翼，也就形不成稳固的根基。这样说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分封一些宗亲王族，而又不能让他们有太强大的实力，并且要他们轻重相互制约。

    对于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大概古人也在绞尽脑汁地探究。然而，他们又怎么能拿出一个超越时代的方案呢？连唐太宗也只能是对前人的模式略加总结和完善。

    当然，这是个政治制度问题。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致命弱点是皇家独裁，皇帝对天下实行专制，皇权失去制约，因而皇帝一般都成了人民的对立面。一个王朝的崩溃主要是源于人民的反对，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中央集权制。时至今日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实行民主政体，建立法制管理机制。封建亲戚实际上就是搞任人为亲，这正是现代政治制度所要极力避免的。

    这样的认识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在封建时代，即便是睿智英明的唐太宗也只能在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之间打转转。其实，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管哪种制度，朝廷和人民之间永远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分封也好，集权也好，根本上都是统治者对人民的奴役。

    但对于皇帝来说，也许分封制确实要比集权制更好。在封建社会，分封制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段。正像唐太宗说的那样，秦朝和魏武没有搞封建制，因此都短命而亡。正因为如此，所以封王封侯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最末期。直到满清，仍在分封八旗子弟为王。

    更有甚者，如太平天国，天下还没有打下来，同姓王异姓王就封了数千人。

    在封建时代，朝廷和民众是一种对立的关系，皇帝时刻需要捍卫皇权，防止民众起来推翻他。因此，皇帝的家族就需要携起手来共同维护既得利益，共同来对付民众。皇亲国戚都封王封侯，得到了实惠，自然就和皇帝站在了一起。反之，如果皇亲国戚也得不到好处，那就与一般民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就很可能与民众站在一起来反对皇权。皇族都掌了国家的大权，就像大树一样根深叶茂，老百姓在短时间内，自然很难撼动。

    几乎所有的独裁统治都是靠家族来维持的，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所以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就特别完善，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家族有统一的姓氏，有严格的尊卑次序。中国人一向认为多子多福，一个家族兴旺了，就会拥有强大的实力，然后才能在天下立足。或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名门望族，世代相传。所以皇帝在处死一个朝臣的时候，一般都要诛灭九族。可见皇帝对一个家族的势力也是十分忌惮的。直到今天，我们不是还在时髦修家谱和族谱吗？当然，现在修家谱大都只是对过去曾经有过的辉煌的一种怀恋。现在的少生优生政策已使家族不可能再现昔日的辉煌了。打破中国的宗族习俗，实在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件幸事。

    当然，否定任何一件事，都不要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譬如家族在现代企业经营中也还是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的。世界上许多大公司都是靠家族来维持的，而且后继有人。所谓战场父子兵，也就是这个道理。如何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如一个夫妻店井井有条。而且，制度是死的，副作用太多，人却是活的，死的怎么能和活的比呢？

    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家族独裁的局限性的认识。

    【正文】

    求贤第三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

    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

    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求贤第三译文】

    济时匡世，辅佐君王，必须要有品德高尚的杰出人才。国家倘若任用了正直的忠臣，天下自然就会大治。所以尧帝任命了“四岳”为臣，舜帝任用“八元”来治理天下。舜举“八元”而任之，所以能成恭己之隆；尧命“四岳”而任之，所以能赞其钦明之道。

    通合古今事务的学识之士、贤达清明的杰出人才，处身立世，在未遇明主、怀才不遇之际，都要深深地隐藏自己，等待时机。就像鳞翼等待风云一样。决心有所作为的贤达之士，必定在暗中修养自己的学识和品德，然后等待圣主贤臣会遇之际，施展抱负。

    所以明君圣主广求俊杰，博访英贤。连隐僻鄙陋之处的人才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出来。只要是有用之才，就不会因为他出身卑贱而不用他，也不会因为他受过折辱而不尊重他。

    从前，辅佐商汤夺取天下的伊尹，开始时只是有莘氏的一个媵臣。

    帮助周文王和周武王灭商纣、开创周朝七百多年基业的吕望，曾经穷困卑贱，而且年纪也很老了。但他胸怀大志，留心天下大事，假装在渭水边上钓鱼，以观察周文王在西伯的动静，以期能和周文王一起成就一番大事。有一天，周文王要出去打猎，占卜的卦辞说：“今天的猎获物既不是龙，也不是螭；既不是虎，也不是熊。今天要得到一个霸王的辅佐。”于是周文王出去打猎，果然在渭水之滨遇到了吕尚。周文王与吕尚谈论天下大事，一拍即合，非常高兴。周文王说：“我的先君太公曾经说有圣人要来我们周国，到那时周就要兴旺发达了。先生果真应验了这句话。我的太公盼望先生已经很久了。”所以称呼吕尚为太公望。当时就用车子把吕尚接了回去，并立为帝师。

    管仲和鲍叔牙是一对好朋友，开始的时候，管仲辅佐齐国的公子纠，鲍叔牙辅佐齐国的公子小白。后来，公子小白继承了王位，公子纠被杀，管仲也被关进了监狱。但在鲍叔牙的劝说下，公子小白（齐桓公）最终不记前嫌，任管仲为相。管仲使齐国大治，使齐桓公得以称霸春秋。

    韩信，淮阴人。先在项羽军中，项羽不能重用他，他就跑到了刘邦的军中。刘邦手下的萧何与韩信谈话，知道韩信是一个智谋出众的人。

    但是刘邦并不看中韩信，于是韩信就从刘邦的军中逃走了。萧何闻讯，未及与刘邦说明，就去追赶韩信。有人告诉刘邦，说萧何也逃走了。刘邦非常吃惊，如失左右手。过了几天，萧何来见刘邦，刘邦又惊又喜，骂道：“你为什么也要逃走？”萧何说：“我并非逃走，我是去追逃亡者的。”刘邦问：“所追何人？”萧何说：“我去追韩信。”刘邦又骂道：“你撒谎！将领逃走的有许多，你为什么单去追一个韩信？”

    萧何答道：“一般的将领容易得到，而象韩信这样的人，国内再难找到第二个。如果大王只想呆在关中，那就无所谓了，如果大王想东向争夺天下，那么非得到韩信不可。”刘邦又说：“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就拜他为将。”萧何说：“大王虽拜他为将，他还是要走的。”刘邦说：“那就拜他为大将，这回总可以了吧？”萧何说：“很好。”刘邦就要叫韩信来，拜他为大将。萧何拦住他说：“等等，你拜一位大将，如同召唤一个小孩子，也太无礼了。你应该先斋戒，设拜将坛，然后在拜将。”刘邦只好照办。到了拜将的日子，诸将都以为要拜自己为大将，一看是韩信，大家都很吃惊。拜毕，刘邦请教韩信争霸天下的方略，韩信分析了项羽和刘邦的力量对比，然后告诉刘邦应该怎么办。刘邦听后大喜，按着韩信的计划施行，刘邦最终大败项羽，取得了天下。而且，在此期间韩信立下了赫赫战功。

    伊尹开始想为汤出谋划策，但苦于没有机会。于是他甘心做了有莘氏的媵臣，趁着给汤端菜的机会，以王道游说于汤。商汤并没有因为伊尹是个厨师而感到羞耻，结果伊尹不光辅佐了成汤，还辅佐了成汤的儿子太甲。伊尹成了殷商国运得以延续的主要功臣。

    在商纣王时期，姜太公曾经隐身于朝歌，以宰牛卖酒为生七年。后来他又在渭水之滨垂钓，遇到了周文王。周文王不以姜太公过去的经历为耻，拜他为帝师。结果太公辅佐周室，使周成为天下诸侯的领袖，逐步走向兴盛。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靠得都是管仲的谋略。汉朝能够拥有天下，实际上也是依赖韩信的策略。

    所以说，如果要乘船渡海，必须要借助划船的工具；鸿鹄要凌云翱翔，必须要有羽毛和翅膀；帝王治理国家，也必须要借助能够匡辅国家的贤才。

    所以，要在搜寻人才上下功夫，一旦任用了能干的人，就可以一劳永逸。蜀先主三顾茅庐寻访孔明，这就是苦心寻找人才；一用孔明而蜀中定，这就是因任用人才而获得了安逸。这样看来，即便是拥有前后能够各照亮十二辆车子的宝珠，即便是成千上万的黄金，也不如多拥有一些人才好，也不如得一贤士贵重。这就是贵在求贤的道理。

    【求贤第三释评】

    得高人者得天下，这几乎是一条被大家公认的真理。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凡是有些作为的帝王，他的手下肯定有一个或几个高人在为他谋划。

    商代因为有伊尹，所以“光启殷朝”；周文王和周武王因尊姜太公为师，能开启七百多年的江山；秦朝也是得益于几个人才，所以最终能统一中国；汉代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更是明显地体现出了人才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张良、萧何、韩信等人的智谋，刘邦即使再有本事也不会有所成就。反过来讲，项羽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不如刘邦会用人。此后的历朝历代，也大同小异，都是这个道理。

    难怪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一个皇帝往往因为得到一位贤良之士而能够安邦定国；一位有才能的人又往往通过一位仁君贤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结构，要么明君贤臣，要么昏君奸臣。像周武王与姜太公、齐桓公与管仲、刘备与诸葛亮，这都是明君贤臣；像秦二世和赵高、唐玄宗和杨国忠，这都是昏君奸臣。明君自然择贤臣，昏君当政，奸臣自然得势，这也是常理。

    唐太宗作为帝王深深地认识到了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因此他把求贤提到了帝范的高度。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不仅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对于人才要“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换句话说，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且对于真正的人才，还要以礼相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只想把韩信喊来，告诉他一声了事。

    萧何说：“不可，拜大将怎么能像招呼小孩子一样呢？”意思是说，你刘邦给他一个大将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表现出尊重人家的意思，人家才能给你好好干。最后，刘邦为韩信筑了一个拜将坛，非常隆重地拜韩信为将，韩信才死心塌地去为刘邦效力。

    其实何止是治国，干其他事业也一样存在人才的竞争。譬如现代工商业，如果你要经营好一个大公司，在这个行业中成为佼佼者，那么你就一定要延揽人才。在某种意义上讲，事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繁荣发达的地方，必然人才济济；落后愚昧的地方，肯定缺乏人才。

    要学会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尊重人才，这也是现代社会有所作为的人必备的素质。如果我们能从《帝范》中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我们就算是没有白读这本书。

    即便你干很小的一点事业，手下有很少的几个人，其用人的道理也和为王治国是一样的。因此，唐太宗的这本书，对我们一定有很重要的启迪作用。

    【正文】

    帝范卷二

    审官第四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

    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

    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审官第四译文】

    一个国家首先设百官，分职守，这样就可以百事俱兴。然后才能做到阐扬德化，宣布风教，以教化天下万民。

    所以明智的君主任人选官，就好象能工巧匠选用木料一样，直的就让它做车辕，曲的就让它做车轮；长的就用它做栋梁，短的就用它做拱角。总之，不管是曲的直的，还是长的短的，都能派上用场。

    圣明的君主选用人才，和能工巧匠选用木料是一个道理。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就用他的谋略；如果是比较愚笨的人，就使用他的蛮力；如果是勇敢的人，就使用他的威武；如果是胆小的人就使用他的谨慎；如果是既不算太聪明也不算太笨、既不是很勇敢也不是特别胆小的，就用他综合起来的能力和特点。

    所以，对于一个良好的工匠来说，没有没用的材料；对于一个圣明的君主来说，没有没用的人。对于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坏事，就忘掉他做过的所有的好事。使用一个人才，也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小的过错，就抹杀掉他所有的功绩。作为国家，应该根据不同的政务，分设不同的职能部门来管理。这样就可以人尽其用，而不是对人才求全责备。

    不过，用人一定要量才而用。能容纳一头牛的大鼎，就不适合用来煮鸡，这是说大不可小用的道理；狸猫只能捕鼠，不可以让它去与猛兽搏斗，这是说小不可大用的道理；只能放三十斤东西的容器，不能让它去容纳长江和汉水，这是说轻不可重用的道理；能装几百石粮食的车，如果你只放几斗几升谷粟，那么它就不能装满，这是说重不可轻用的道理。这么说来，大的东西和小的东西容量不一样，将轻的东西当重的东西用，就会不适宜。

    人与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区别的，有的人智慧多，能力大，有的人智慧少，能力小。对于才能小的人，不能让他担当重任。对于能力不大的人，不能给他大的职务。

    君主如果委任官员合适，那么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用操劳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如果是这样，那说明设官分职，任用人员是比较允当的。国家的治与乱，都在于得人和失人。用人得当还是失当，这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国家来治理万民，要依靠忠良之臣共同的德行；宣播仁风，化导美俗，要寄托在明哲贤能的人的身上。

    星星虽然很小，但它们列布于天空，也可以给晚上的月照增加光芒；地上的小小河流，水虽然很少，但也可以给大海增添一点水。大海那么深广，月亮那么明朗，仍然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来壮大自己。作为国君，居上临下，总统三极，循理四时，以自己的方寸之心，来料理整个天下的事务，如果不去借助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怎么能够成功呢？

    所以必须明辨职位大小，审识贤俊可否，选择材能短长，分颁他们的爵禄。如果用人得当，就会仁风流行，教化得施；如果用人不得当，就会教化不行，有伤人伦。因此说，知人善任非常重要，就连尧帝也感觉到知人很难，一定要慎重对待啊！

    【审官第四释评】

    求贤一般是指寻访一个或几个杰出的人才，为皇帝出谋划策。只要皇帝自己不是糊涂蛋，主观上又愿意，大都能求到贤才。审官，或者说选官，则不一样，选官是选择全国各级官吏，要了解人，考察众多的人的才学和品行。求贤固然很难，但选官在某种程度上比求贤更难。所以《尚书》说，审官知人，连尧帝都感到不易。

    一个国家就好象一座房子，各级官吏是支撑这座房子的栋梁，这座房子是否牢固，就要看这些栋梁是不是真材实料。我们都知道封建时代是一个人治社会，所谓人在则政举，人走则政散。一个国家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宰辅重臣，因而走向繁荣。一个州县、地区，因为有了一个勤政廉洁的地方官，因而风俗淳正，百姓富裕。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太多了。

    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故事叫西门豹治邺。战国时候的魏国，有一个地方叫邺，这个地方由于地方官糊涂，一度搞得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后来魏文侯派遣西门豹任邺令，去治理邺地。西门豹上任后，首先了解到，原来这个地方水旱灾害比较严重，但以前的地方官不去整治水利，而是宣扬迷信。说漳河水中有一个河神，叫河伯，他主宰着水旱吉凶。百姓每年都要给河伯娶妇，否则，河伯就要降灾惩罚这个地方。于是每年都要有无辜的年轻女子，被活活地扔进漳河。当地百姓为此而逃的非常多，几乎十室九空。而当地的一些刁滑之徒，也趁机从中渔利。

    西门豹得知这些情况后，严厉地惩治了那些兴妖作怪的巫婆神汉，同时也教育了愚昧的群众。从此这个地方废除了给河伯娶妇的陋习。接着，西门豹带领当地群众整修水利，开凿了十二条排灌渠，引彰河水灌溉农田，并改良当地土壤，发展农业生产。

    经过西门豹的治理，邺地很快就富裕了起来，过去逃走的百姓也都陆续返了回来。这个地方从一片荒芜变得充满生机，这都是因为魏文侯任用了西门豹这样一个好官。

    一个地方会因人而治，也会因人而废。这个道理历代封建君主都懂，而且也都很重视。所以历朝历代，选拔官吏都十分认真，有的是中央直接任命，有的是地方推荐，中央任命。但在中国古代，实行时间最长、采用最多的方法，大概要算是用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了。科举制从发端到完善，一直到晚清寿终正寝，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选拔人才的做法。在历代人才的选拔方面，确实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科举制并没有彻底解决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问题。

    科举考试只能选拔学问方面的人才，对一个人的品行是没法通过考卷来评判的。加之科举考试的作弊现象和其他弊端，使得科举制远远不能成为理想的选拔良吏的途径。

    任命官吏几乎是历代封建政府都感到头疼的一件事，也是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好的一个棘手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归根结底，还是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毋庸讳言，皇帝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利益，都要将皇亲国戚封王封侯，上行下效，皇帝下面的官员也要想法设法提拔自己的亲信，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加之封建时代是一个权力至尊的时代，对权力很少监督和制约，这样，即便选拔了有品行的官吏，时间久了也会腐化堕落。

    在中国古代，老百姓总是期盼能有清官。而事实上青天大老爷太少了。一个包青天，被中国人传诵了上千年，而包青天也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想象的化身。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这是其致命的弱点。因此选拔官吏的态度再认真，方法再奇巧，都无助于事情的圆满解决。

    在今天看来，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复杂。民主选举，法制监督，许多问题会变得简单得多。要想使官吏廉洁公正，勤政爱民，关键要靠一种机制来维持。当然我们不能在这方面苛求唐太宗。相反，我们只能说，唐太宗在选官任人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

    【正文】

    纳谏第五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纳谏第五译文】

    君主深处九重之宫，与民隔绝，不能看到天下所有的东西，不能听到天下所有的声音。惟恐自己有过失而不能听到，自己有缺失而不能及时补救。因此，大禹治理天下，专门设立了一个如同小鼓一样的鞀，并且对百姓说：如果谁有诉讼和不平，就可以摇鞀；尧帝也专门树起一根“谤木”，表示愿意倾听老百姓的呼声。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够吸纳正确的意见和谋略。他们侧耳倾听，虚心纳谏，期望有识之士能以正直之言相告。

    如果他说的话有道理，他即便是个草民奴仆，也不能因为他没有身份和地位而不去听他的话；如果他说的话没有道理，他即便是王侯卿相，也不能因为他出身高贵就采纳他的意见。

    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话在道理上合乎大义，那么他的辩辞巧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说的事理可以采用，我们又何在乎他表达事理的文采呢？

    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朱云，他身长八尺，身材魁梧，喜好接交侠客，以有勇力而闻名以当时。到四十岁的时候，他突然又爱好学问，从师学习《易经》和《论语》，竟然都能得其传授。时人都佩服他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他常上书议论朝中大臣。

    汉成帝的时候，安昌侯张禹被特进为帝师，汉成帝对他非常尊重。

    有一次，朱云给皇帝上书求见，在殿上当着众大臣的面说：“当今朝臣，上不能辅佐君主，下不能有益于人民，都像死人一样占据着位子，又白吃饭。臣愿圣上赐给我尚方斩马剑，杀死一个奸臣，以警戒其余。”皇上问道：“你说的奸臣是指谁呢？”朱云答道：“安昌侯张禹。”皇上勃然大怒，喝道：“你作为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小臣，竟敢当众侮辱帝师，死罪不赦！”当时就有御史上前将朱云架出去要斩首。朱云用手攀住大殿的门槛，竟将门槛折断。朱云大呼道：“我能像从前的忠臣龙逢和比干那样死去，已经很满足了。但不知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这时，御史已将朱云拖了出去。

    在这危急关头，左将军辛庆忌摘掉乌纱帽，解下为官的印绶，一边给皇上叩头，一边说：“这个人一向以狂妄耿直著称，如果他说的对，本不应该杀他；如果他说的不对，也应当宽恕他。如果皇上今天不赦免他，我甘愿死在这里！”说罢，叩头流血。皇上的怒气消解了，也就原谅了朱云。

    等到后来修理大殿门槛的时候，皇上说：“不要更换，就把这根坏的留着，以表彰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

    《三国志》里有一段记载，魏文帝想把冀州的居民十万户迁徙到河南。正好这几年连年蝗灾，老百姓都在挨饿，朝中的各有关部门都认为这时迁徙人口不妥，但是皇上的主意非常坚决。大臣辛毗和其他朝臣一起去见皇上，皇上知道这些人要阻拦他，便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于是众大臣都不敢说话。唯辛毗问道：“陛下迁徙十万户人口，是怎么打算的呢？”皇上反问道：“你是不是说我的做法错了呢？”辛毗直截了当地答道：“我确实觉得您错了。”皇上说：“我不愿再和你商谈这事了。”辛毗说：“陛下既然不嫌弃我，把我安排在您的左右，作为给您出谋划策的官员，为什么就不愿和我商议了呢？再说，我所说的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国家，陛下为什么对我发怒呢？”皇上不再回答，起身进了里边。辛毗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皇上奋力一扯，挣脱辛毗而去。

    过了好半天，皇上才出来，说道：“你为什么逼得我这么紧呢？”辛毗说：“如果现在迁徙人口，老百姓既有怨言，又无法解决粮食问题。”

    皇帝终于听从了辛毗的劝诫，只迁徙了一半人口。

    所以说，如果人君能够容忍像朱云折槛、辛毗引裾那样的规劝，就可以使忠诚正直的臣子竭尽其心，让那些有谋略的臣子尽献其良策。这样，大臣的意见都能上达于君王，君王的光辉又能普照天下。

    那些昏庸的君主就不一样，如果有对他的过失进行劝谏的，他就以他的威势来拒谏，或者干脆对进谏者治罪。这样一来，大官害怕丢了官位俸禄而不去进谏，小官畏惧引来杀身之祸而不敢说话。皇帝便彻底失去了约束，放纵暴虐之心，穷奢极欲。自己蒙蔽自己，从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以为他的德行超过了三皇，才能超过了五帝。直到最后身死国灭，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这就是拒绝接受劝谏的恶果。

    【纳谏第五释评】

    虚心纳谏，听取别人的意见，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要战胜的乃是皇帝自己的享乐欲和虚荣心。批评和意见远不如奉承令人悦耳。惟其如此，纳谏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

    要说勇于纳谏，唐太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大概算是一个模范人物了。

    他特别注重听取臣下的意见，贞观之初，他一登上皇位，就屡次提醒手下的大臣，如果发现皇上的决策有误，一定要敢于直谏。为了提倡这种进谏之风，只要大臣进谏在理，太宗一般都要给予重赏，以资鼓励。

    当时的名臣魏征就是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于世的。魏征和唐太宗被世人赞誉为“明君直臣”。确实有许多关于魏征和唐太宗进谏、纳谏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曾在隋朝做过官的人叫郑仁基，他有个女儿，正值十六七岁的妙龄，容貌生得羞花闭月，当时没有一位女子能比得上她。长孙皇后得知后，就派人寻访这位姑娘，让太宗将她纳为嫔妃。于是太宗就册封了这位女子。诏书已经发布，但册封的使节尚未派出。这时，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了陆家。他立即请求面见太宗，谏阻说：“陛下等同于百姓的父母，应该忧百姓之忧，乐百姓只乐。自古以来，凡有道之明君，都想老百姓之所想。在自己安居亭台楼阁的时候，要想到老百姓是否也有房子；在自己吃美味佳肴的时候，也要想到老百姓是否有饭吃；在自己宠幸嫔妃的时候，也要想到百姓能否娶妻成家。这才是当国君的正道。如今郑家的这位姑娘，早就许配给了别的人家，现在陛下聘为嫔妃，如果这件事传扬出去，这难道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事吗？我担心这件事会使陛下的崇高品德受到损害，所以不敢隐瞒。”

    太宗听后大吃一惊，对自己的行为深表自责，下令停止册立，将郑家的女儿还给她的未婚夫家。房玄龄等大臣说：“郑氏之女有夫家这件事，并没有得到证实，现在既然已经册立，又何必半途而废呢？”

    这时，陆家也上书太宗说：“我们家与郑家关系不错，平时多有来往，但并没有结为婚姻的事。最近的谣传只是局外人不了解内情，胡乱猜测。”陆家一说话，大臣们又都劝太宗纳郑氏之女为嫔妃。太宗也有些犹豫不决，便问魏征：“大臣们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是曲意顺从我，但陆家又为何要反复说明与郑家没有婚姻关系呢？”

    魏征回答说：“陆氏把您看成和太上皇一样的人了。您不记得太上皇在刚攻下长安的时候，得到了辛处俭的妻子，并渐渐宠爱她。辛处俭当时正担任太子舍人一职，太上皇知道这种关系后，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命令辛处俭离开东宫，任万年县县令。辛处俭总有一种恐惧感，害怕哪一天自己的脑袋会搬家。陆家也怕陛下虽一时能容忍他，但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责罚他，所以才不敢承认他家与郑家有婚姻之约。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太宗听了笑着说：“在外人看来或许就是这样，我不管说得多么诚恳，人家也不会相信的。”于是发布赦令：现在获悉郑家之女在此之前已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布册立她为嫔妃的诏令时对这些情况不了解，这是我的过失。因此此前的册立诏令作废。当时的舆论莫不对此举大加赞叹。

    贞观七年，唐太宗第六子蜀王妃子的父亲杨誉，在宫禁中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拘禁起来审讯。杨誉的儿子当时也在京城做官，他向太宗陈述说：“官员在五品以上，倘若所犯不是谋反的重罪，不应拘禁，只是因为我父亲是皇亲国戚，所以才会这样。”太宗听了，非常生气地说：“好吧，因为是我的亲戚，所以才故意这样刁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并解除了他的职务。

    魏征进谏说：“在城墙上挖洞而居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本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动物，但由于它们有所凭借，所以除掉它们非常困难，就是因为人们有所顾忌。更何况世家大族、皇亲国戚，过去多少朝代都认为难以管理，甚至朝廷也无法控制他们。高祖皇帝在位时，大多数国戚骄奢放纵，没人敢管，自陛下登上帝位以来，他们才开始有所收敛。这次薛仁方处理杨誉，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他能为国家捍卫法律的尊严，本该受到嘉奖才是，怎么能对他错加惩罚，从而为外戚撑腰呢？如果这个头一开，今后外戚有恃无恐，生出各种事端来，到那时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凡事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本来是治理国家的一般道理，怎么能因为洪水尚未泛滥，就自己先把堤防毁掉呢？”

    唐太宗听后说：“的确像你所讲，先前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

    于是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唐太宗身居至尊，能够虚心听取魏征的意见，确实气度非凡。但是唐太宗对于魏征的进谏，并非没有一点抵触情绪。

    有一次，太宗从朝廷里回到后宫，骂骂咧咧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惩罚这个乡巴佬。”在一旁的长孙皇后问道：“陛下和谁生这么大的气呢？”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听了，立刻进里边换上朝服，来到太宗面前道贺。太宗不明白，问她有什么可贺的。长孙皇后说：“自古以来，君主胸怀宽广，才会有耿直的臣子。今魏征敢于犯颜直谏，说明陛下仁德广厚，这难道不值得道贺吗？”唐太宗听了，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再去怀恨魏征。

    长孙皇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知礼识节的女人。她不但为魏征辩护，还亲自向太宗进谏。

    太宗曾有一匹骏马，非常喜欢，派人精心喂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疾而死。太宗极为愤怒，认为是养马人没有养好这匹马，要下令杀他。这时，长孙皇后劝阻说：“过去齐景公因为自己所喜爱的马死了，也要杀养马人，晏子向齐景公请求，允许他数说养马人的罪过。晏子训斥养马人说：'你的职责是养马，却把马养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由此而导致大王为了一匹马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会怨恨大王不仁慈，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各个诸侯国听到这件事后，会因此而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感到羞愧，便赦免了养马人。陛下读书也曾读到过这一段，难道你忘了吗？”太宗于是醒悟。

    事后，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太后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以开导和启发，这是对国家极为有利的事情啊！”

    纳谏，道理上很简单，但在具体实践中认真施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唐太宗对纳谏的认识不能说不通达，可要做到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地虚心纳谏，也需要不断地惊醒自己。贞观十二年，魏征对唐太宗的纳谏精神作了一番深刻的总结，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一次，太宗问魏征：“我的行为和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吗？”

    魏征说：“在贞观初年的时候，你就怕听不到别人的意见，所以想方设法引导臣下提意见。贞观三年后，遇到别人提批评意见总是愉快地接受，并采纳实行。近一二年以来，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了，尽管勉强听取不同意见，甚至也采纳了，但脸上确实有为难的表情。”

    太宗说：“从哪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呢？”

    魏征答道：“陛下刚登基的时候，要判处一个人死刑，大臣孙伏伽进谏说：'按照法律规定，不应该判死刑，不允许有超越法律条文的胡乱处罚。’于是陛下便将兰陵公主的一处园林赏赐给了孙伏伽，价值达百万钱。当时有人说：'孙伏伽所谏阻的只是一般的事情，而您给他的赏赐却太重了。’陛下回答说：'我自登上帝位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提过批评意见，所以才这样重赏他。’这是在引导别人提意见啊！后来徐州司户李雄，在申报隋朝时代自己的官阶时，弄虚作假。经大理寺查获证据后，将要判处李雄死刑。但大理寺少卿戴胄奏称，按照法律只能判服苦役一至三年。陛下说：'我已经同意了大理寺的死刑判决，像这样的人就该判死刑。’戴胄却争辩说：'陛下既然不采纳我的意见，那就把我交付给司法机关治罪吧。我认为所犯罪行不该判死刑，就不能胡乱判。’陛下脸色都变了，一选连声地命令杀掉，而戴胄始终坚持不同意见，不肯屈服。他反复辩驳四五次之后，您才同意赦免李雄的死罪。过后您对大理寺的官员说：'如果你们都能像戴胄这样为我捍卫法律的尊严，还担心什么践踏法律的事出现呢？’这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并能付诸实践的例子。最近的一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大大违背了您的心意，陛下认为他是有意诽谤。我当时上奏章为他辩护说：'上书如果言辞不激烈就不足以打动人主之心，而言辞一旦激烈，就有些近似于诽谤。’那时陛下虽然采纳了我的意见，并赏赐皇甫德参绢帛二十匹，但内心总有些不痛快，这就是您不再愿意接受批评意见的例子。”

    太宗听了，诚恳地说：“的确像你所讲的那样，除了你，别人不会对我说这样直率的话。人做到有自知之明是非常难的，你刚才没讲那些例子的时候，我认为现在的所作所为与贞观初年没什么两样，等到听了你的这一番话，我才感觉到，这几年的过错和失误令人震惊。你只要继续保持勇于进谏的精神，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唐太宗一生基本保持了虚心纳谏的美德，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在魏征去世的时候，太宗十分痛惜地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去世，朕少了一面镜子啊！”

    【正文】

    去谗第六

    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奸邪之志，恐富贵之不我先。朋党相持，无深而不入；比同相习，无高而不升。令色巧言，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千臣，昭公去国而不悟；弓无九石，宁一终身而不知。

    以疏间亲，宋有伊戾之祸；以邪败正，楚有郤宛之诛。斯乃暗主庸君之所迷惑，忠臣孝子之可泣冤。

    故藂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斯二者，危国之本。

    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犹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自庸愚，何迷之甚！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可不诫哉！

    【去谗第六译文】

    如果朝廷里边混入谄谀奸佞之徒，就像禾苗有了专门吃苗根的蝥虫一样，是国家的大患。谗佞奸险的小人，只知道贪财谋利，窃取权势，争一时一世的荣华富贵，根本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

    自己只会阿谀奉承，毫无忠君之心和佐君之才，反而不满忠良贤能之人地位在自己之上；这种人用心极其奸猾险恶，惟恐自己不先于别人大富大贵。

    奸佞小人拉帮结伙，相互勾结，施展阴谋诡计，无孔不入，无深不至；他们来往密切，交相因习，穷尽其所好乐，虽至高之地亦无所不至。

    奸佞之人花言巧语，弄姿作态，想方设法去亲近地位在自己之上的人；察言观色，未命而唯唯，未使而喏喏，迎合人主之意趣，以求人主只媚悦。

    《左传》记载，起初季公鸟在齐国鲍文子家娶了妻子，生了甲。公鸟死后，季公亥、公思展和公鸟的家臣申夜姑一起来管理他的家务。季姒和管伙食的檀私通，季姒有些害怕，就让她的侍女打了自己一顿，然后跑去给秦遄的妻子看，说：“公若要让我陪他睡觉，我不答应，就打了我。”又向公甫诉苦，说：“公思展和夜姑打算要挟我。”秦遄的妻子把这话告诉公之。公之和公甫告诉了平子，平子把公思展拘留在卞地，逮了夜姑打算杀掉他。季公亥哭泣着哀求说：“杀了这个人，就等于杀了我。”打算为他请求。平子让手下人不放他进来，太阳到中午了还没有能请求上。官吏去领受处理夜姑的命令，公之让他快点杀了夜姑。所以季公亥怨恨平子。

    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套上皮甲，郈氏给鸡安上金属爪子。季氏的鸡斗败，平子发怒，在郈氏那里扩展自己的住宅，并且责备他们。

    所以郈昭伯也怨恨平子。

    臧昭伯的叔伯兄弟会在臧氏那里诬陷别人，臧氏逮了他。平子发怒，拘留了臧氏的家臣。将要在襄公庙里举行禘祭，跳万舞的只有两个人，多数人到季氏那里跳万舞去了。臧昭伯说：“这就是所谓不能在先君的宗庙里酬谢先君。”大夫们于是也怨恨平子。

    季公亥向公为献弓，并且和他在外面射箭，商量要去掉季氏。公为告诉了公果、公贲。公果、公贲派随从僚报告昭公。昭公已经睡下了，要拿起戈来击僚，僚就跑了。昭公说：“逮住他！”但也没有正式下命令。僚害怕不敢出门，几个月不去朝见昭公。昭公没有发怒。又派他去说，昭公拿起戈来吓唬他，他就跑了。又派他去说，昭公说：“这不是小人管得着的。”公果自己去说了，昭公把话告诉臧孙。臧孙认为不好办，告诉了郈昭伯。郈昭伯认为可以，劝昭公干。昭公告诉子家懿伯。

    懿伯说：“坏人们让君王侥幸行事，事情如果不能成功，君王蒙受坏名声，这是不能做的。丢掉百姓已经几代了，以此要求事情成功，这是不能保证的。而且政权在人家手里，恐怕是很难算计他的。”昭公让懿伯下去，懿伯回答说：“下臣已经听到命令了，话如果泄漏，下臣会不得好死的。”于是就住在公宫里。

    叔孙昭子去到阚地，昭公住在长府里。九月十一日，攻打季氏，在大门中杀死公之，攻了进去。平子登台请求说：“君王没有调查下臣的罪过，派官吏用武力讨伐下臣，下臣请求待在沂水边上让君王调查。”

    昭公不答应。请求囚禁在费地，也不答应。请求带着五辆车子逃亡，昭公也不答应。子家子说：“君王还是答应他吧！政令从他那里出来已经很久了，贫困百姓靠他吃饭的很多，和他一党的人也很多了。太阳下山以后坏人是否会冒出来，还不知道呢。大家的怒气不能让它积聚，积聚而不妥善处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怒气积聚起来，百姓将会发生叛变之心。他们发生叛变之心，和有同样要求的人会纠合在一起。君王必然要后悔的！”昭公不听。昭伯说：“一定要杀了他。”

    寺人惠墙伊戾做太子的内师而不受宠信。秋天，楚国的客人到晋国聘问，经过宋国。太子和楚国的客人原来相识，请求在野外设宴招待他，平公就让他去了。伊戾请求跟从太子。平公说：“他不讨厌你吗？”伊戾回答说：“小人事奉君子，被讨厌不敢远离，被喜欢不敢亲近，恭敬地等待命令，岂敢有三心二意呢？太子那里即使有人在外边伺候，却没有人在里边伺候，下臣请求前去。”平公就派他去了。到那里，就挖坑，用牺牲，把盟书放在牲口上，并且检查一遍，伊戾驰马回来报告平公，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和楚国的客人结盟了。”平公说：“他已经是我的继承人了，还谋求什么？”伊戾回答说：“想快点即位。”平公派人去视察，真有这些现象。平公向夫人和左师询问，他们都说：“的确听到过。”于是平公囚禁了太子。太子说：“只有佐能够使我免于灾难。”召请佐并让他向平公请求，并说：“到中午还不来，我知道就要死了。”左师听到了，就和佐说话说个没完没了。过了中午，太子就上吊死了。

    佐被立为太子。后来平公慢慢地听到痤没有罪，就把伊戾给煮了。

    郤宛正直而温和，国内的人们很喜欢他。鄢将师做右领，和费无极勾结，憎恨郤宛。令尹子常贪财而相信诬蔑别人的话，费无极就诬陷郤宛，他对子常说：“郤宛要请您喝酒。”又对郤宛说：“令尹要到您家里去喝酒。”郤宛说：“我是下贱的人，不足以让令尹屈尊前来。令尹如果愿意屈尊而来，赐给我的恩惠就太大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奉献给他，怎么办？”费无极说：“令尹喜欢各类皮甲武器，您拿出来，我来挑选。”费无极选取了五领皮甲、五种武器，说：“你把这些东西放在门口，令尹来了，一定要观看，你就乘机献给他。”等到举行享礼的那一天，郤宛把皮甲武器放在门边的帐幔里。费无极却又对令尹说：“我几乎让您遭祸。郤宛打算对您下毒手，皮甲和武器都放在门口了。您一定不要去！而且这次潜地的战役，本来可以打败吴国，郤宛受了贿赂而回来；又贻误将领们，让他们退兵。他说：'乘人动乱而进攻，不吉祥。’吴国乘我们有丧事，我们乘他们的动乱，不也是可以的吗？”令尹让人到郤氏那里观察动静，果然看到了有皮甲和武器在那里。于是令尹不再前去，他召见鄢将师把情况告诉他。鄢将师出来，就下令攻打郤氏，而且放火烧他的家。郤宛听到消息，就自杀了。国内的人们不肯放火，鄢将师下令说：“谁如果不烧郤家，就和他同罪。”有人拿着一张席子，有人拿着一把谷草，国内的人们都拿来扔了，因此没有烧着。令尹派人烧了郤家，把郤氏的族人、亲属全都消灭，杀了阳令终跟他的弟弟完和佗，还杀了晋陈和他的子弟。晋陈的族人在国都里喊叫说：“鄢氏、费氏以君王自居，专权而祸乱楚国，削弱孤立王室，蒙蔽君王和令尹来为自己牟利，令尹全都相信他们的话了，国家将要怎么办？”令尹很担心。后来他下令杀掉了鄢将师和费无极，诛灭其九族，以取悦于国人。

    这就是那些昏庸不明的君主，荒迷惑乱，远拒贤良，听信小人的谗言，以致于这样。因为有小人从中作梗，他们对上进谗，对下诬蔑，所以有许多忠臣孝子被诬陷，实在是冤枉啊！这些都是人主轻信小人，听信谗言的结果。

    兰花一旦长得茂盛，就会被凄冷的秋风吹落。这就像忠良之臣往往被小人用谗言陷害一样；君王本来很想明察是非，但往往被小人蒙蔽耳目，不能成为英明之主。这就是奸臣、谗佞之人的危害。以上说的这两个方面，是倾覆一个国家的最大的隐患。

    所以说，人君如果想磨练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最好的办法就是接近正直的臣子，倾听忠直之言；相反，败坏大德，背离正理，没有再比谗佞小人更厉害的了。

    一个人的容颜相貌就长在眼睛的附近，人还无法自己审视自己，而况一个人的是非得失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怎么能够轻易觉察呢？

    人们在修饰打扮自己的容颜的时候，都懂得去照镜子。但在修养自己的德行的时候，就不懂得去向明道的哲人请教。这是何等的愚蠢和迷惑啊！

    一般人都是对逆耳良言难以接受，对顺自己心意的话易于听从。殊不知那些你不爱听的话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那些你爱听的话，虽然像美味一样甘甜，岂知其中有鸩毒只祸！

    因此，英明的君主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像人有了病而能去吃药，疾病能够被消除；昏暗的君主却听从谄佞小人的阿谀奉承，就好象喝味道甘甜的毒药一样，因此而送了命。

    为人君者，既知谗佞祸乱的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就一定要警惕啊！一定要警惕！

    【去谗第六释评】

    不听信谗言其实是纳谏的另一个方面。作为帝王，虚心纳谏是美德，但帝王必须具备纳谏的素质，即要能够分清什么是谏，什么是谗；哪种人是好人，哪种人是小人。否则，如果皇帝自己昏聩无能，就容易忠奸不分，错把谗言当成忠言，这样的“纳谏”就不如不纳了。

    由此说来，纳谏再往前错走一步就成了信谗！

    有一次，唐太宗对房玄令和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帝王能够顺应天意，使天下太平，都是贤臣辅助的功劳。我最近广开言路，希望能听到谏诤，但是我发现所有奏事的人，多揭发攻击百官的短处，那些意见细小得没有采纳的必要。我曾考察历代帝王，如果国君怀疑臣下，那么臣下的意见国君就很难了解，如此而想让臣下竭忠尽力，怎么可能呢？那些没有见识的人，只知道进谗言毁谤别人，离间君臣关系，实在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从今天开始，凡上书揭发他人细小错误的，应当按毁谤罪论处。”

    可见信谗不光起不到纳谏的作用，反而对国家有相当大的危害。唐太宗把“去谗”专门列为《帝范》中的一篇，指出小人和谗言是祸国之大害，切切告诫子孙一定要提高警惕。

    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就对大臣们说：“我看前代善进谗言的奸佞小人，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花言巧语，结党营私，昏庸的国君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忠臣孝子因此而泣血含冤。这类事情多得举不胜举。至于距离现在很近的北齐和隋朝时候的谗巧之人惑主的事情，更是耳闻目睹。律明月是北齐的优秀将领，威震敌国。北周每年冬天都要凿碎汾河上的冰，就是担心北齐的兵渡河。后来，律明月被祖孝徵谗言陷害而死，北周才有了吞并北齐的意图。隋朝的高颎有治理国家的卓越才能，他辅助隋文帝完成了霸业，当隋朝的丞相二十多年，隋朝依赖他使国家太平。可是隋文帝听信妇人的巧言，一味排斥他，后来他竟被隋炀帝杀害，隋朝的法制政令从此衰败。另外，隋太子杨勇统帅军队、代理朝政，前后二十年，本来早已确定了太子的名分。宰相杨素欺骗皇上，谗害忠良，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祸乱的源头由此开始。隋文帝听信谗言，最终祸及自身，国家也很快就灭亡了。古人说：'世道混乱则谗巧得逞。’实在不是妄言啊！前代史书说：'猛兽占有山林，人民就不敢去采摘野菜；正直的臣子立于朝廷，奸佞之人不敢玩弄阴谋。’这就是我所期待于你们各位的。”

    魏征接应说：“《中庸》上说：'在看不见的地方也要谨慎，在听不到的时候也要小心。’孔子也说：'邪恶善辩的口才能使国家覆灭。’都是为此而发的。臣曾考察自古以来有国家有封邑的人，谁如果接受谗言，忠奸不分，国家必然灭亡。希望陛下警惕这样的事。”

    贞观七年，太宗巡视蒲州，刺史赵元楷督促当地父老穿着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跪拜，并大肆装饰官署，修建楼阁城墙，想以此求取太宗的宠媚。他还在暗地里准备了百余头羊，数千条鱼，打算送给皇亲国戚。

    太宗获悉后，训斥他说：“朕巡视黄河、洛河，经过好几个州，一切所需都由公家提供。你养羊养鱼，装饰楼宇，这是已经灭亡的隋朝的坏习惯，今天这一套用不上了。朕正是要改变过去的做法的。”因为赵元楷在隋朝的时候就有过邪佞之举，所以太宗说这番话来告诫他。赵元楷既羞愧又害怕，几天不吃饭就死掉了。

    有一次，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太子的老师，自古以来就难以挑选。

    周成王很小的时候，周公和召公做他的老师，成王周围都是贤德之人，他每天都能够听到良好的教诲，能够不断增加仁义道德，因此成王后来成了圣贤之君。秦朝的胡亥就不是这样了，选择了一个奸佞之人赵高做他的老师，每天教给他严厉苛酷的刑法。所以在胡亥即位之后，就诛杀功臣，屠戮亲族，十分暴虐。没几天就落了个国灭身死的下场。由此说来，一个人的善恶确实会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朕长大后交往的人并不是古人所谓'友直、友谅、友多闻’。但朕即位之后，治理国家，虽然比不上尧舜的圣明，但能够努力做到避免三国吴主孙皓、北齐后主高纬的暴虐。朕并没有沾染什么恶习，这是什么原因呢？”魏征回答说：“中等智慧的人可以为善，也可以做恶；然上等智慧的人自然就不会沾染什么恶习。陛下受命于天，除暴乱，拯万民，哪里是一般人所能损害圣德的？”

    在魏征担任秘书监的时候，有人诬告魏征谋反。唐太宗说：“魏征以前是我的仇人，只是因为他忠于他所侍奉的人，我于是才提拔任用了他，怎么竟会有人诬陷他呢？”太宗竟然不去询问魏征，也不调查，就立刻斩杀了诬告者。这一方面说明了太宗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魏征的信任程度。

    唐太宗一生杜绝谗邪，不愧为一代英主。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是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近来记录我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遂良说：“史官的设置，就是要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好事必定要记录，有过失也不能隐讳。”太宗说：“我现在要努力做到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不至于记录下我的过失。一是研究前代的成败，作为借鉴；二是提拔任用贤能的人，共同制定治国的策略；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我要坚持这样做，始终不会改变。”

    【正文】

    帝范卷三

    诫盈第七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絺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

    【诫盈第七译文】

    作国君的，应该以俭约质朴之道涵养自己的品性，应该用淡泊静远之方修炼自己的德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俭约可以使人民不至于困顿疲惫，静远可以使百姓不至于进退失据。秦始皇、汉武帝无事生非，穷兵黩武，劳师袭远，因而给国家和庶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教训之烈，正在于野心恶性膨胀从而破坏了俭约和静远的原则啊！人们困顿疲惫时，随之就要发出怨恨之声，小民不断被骚扰从而出现鸡犬不宁的情形，也正说明了政治的乖戾昏聩。

    皇帝如果喜好邪门歪道，靡靡之音，玩鸟斗兽，声色狗马，就会逐步把军国大事置之脑后，从而干出违反礼度、伤害民生的种种坏事。这些恶行如果不加节制，就会陷入穷奢极欲的泥淖。皇帝一旦达到玩物逞欲的境地，就必然会乱兴徭役，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百姓如果被迫倾尽全力去满足皇帝的欲求，就必然会荒废生产，延误农时。

    皇帝如果追求高屋广厦，珠玉珍玩，奇木异石，衮衮华服，就会渐渐把道德修养的根本弃之一旁，进而做出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种种丑事。这些歪术如果不加校正，就会滑入乱性败德的池沼。皇帝一旦达到玩人极情的地步。就必然会加重赋敛，强化对人民的压榨。有识之士如果遗弃而不被重用，那么饥饿和寒冷的灾祸就难以避免了。

    身处乱世的昏君，没有一个不是骄横奢侈的。他们放纵自己的嗜好和欲望，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方面是连土墙木梁都披上了华彩的丝绸，另一方面是老百姓连粗布衣裳也穿不起；一方面是狗马的精美食物富余得吃不了，另一方面是黎民连酒糟稗糠都吃不饱。于是乎搞得天怒人恨，民怨沸腾，上诈其下，下欺其上，民情真伪难辨，世风日趋恶化。寻欢作乐的好日子还没走到尽头，倾覆危亡的命运就等在那里了。正所谓地位尊贵之后不去与骄横约定，骄横也会自己到来；财物富裕之后不去与奢侈约定，奢侈也会自己到来一样。因此，一定要以骄奢二字引以为鉴啊！

    【诫盈第七释评】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把这两句箴言看作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警策之词，大概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只有忧患之君，才能常存谦虚之心，从而不至因为骄傲自满而败国亡身。

    中国封建时代的帝王，大概可分为两类，一为创业之主，二为守成之君。一般来说，创业之主，多能谦虚谨慎，持盈保泰。

    原因有三。一是身历坎坷，备尝艰辛，因而更懂得天下来之不易。二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必须屈己虚人，礼贤下士，于是培养了谦恭之态，敬贤之心。三是讨暴诛虐之时，前代昏君狂妄失政的教训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

    守成之君则不然，他们常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没经历金戈铁马、鼓角钲鸣的锤炼，又缺乏对国计民生、世态人心的了解，常常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从父祖手中承袭了江山社稷。正因如此，这一类人物也往往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以及随优越感和自豪感滋生而出的高人一等傲视万物的虚无感。虚无在身，则骄傲必至。故尔，守成之君亡身丧国的悲剧之所以不断重演，其根本原因盖出于自满自大。

    且看隋场帝的《春喜游歌》二首：

    禁苑百花新，佳期游上春。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

    步缓知无力，脸晃动余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

    不难推想，一个整天沉醉于春花秋月，耽迷于醇酒美人，满足于征歌逐舞的“花鸟使者”，怎么可能虚以接物，诚心待人呢？甚至在他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死到临头之时，还荒谬可笑，顾盼自雄地揽镜自照说：好头颅，谁来砍我？一个失去了自知之明，连自己能吃几碗干饭都不清楚的人，又怎么可能有好下场呢？瓦岗军的讨伐檄文，宣告了隋炀帝君王美梦的破产：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反隋起义而位登大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仅自己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而且常以隋亡的教训引以为鉴，警策自己和告诫皇子：殷鉴不远，戒骄戒躁！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作了皇帝就尊贵无比，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我却认为正应该自己保持谦逊恭谨，经常存有畏惧之心。过去舜帝告诫禹说：'你如果不自以为贤能，天下就不会有谁同你争贤能；你假若不居功自傲，天下就不会有谁同你争功劳。’而且《周易》也说：'有道的君子必定都厌恶骄傲自满追求谦逊恭谨。’大凡作皇帝的，如果自认为尊贵无比，不保持谦逊恭谨，在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有谁肯犯颜直谏呢？因此，我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必定是在上害怕皇天，在下畏惧群臣。皇天高高在上，能俯察人间的善恶，怎么能不害怕呢？下边有那么多公卿大臣士人，他们都抬头向上注视着自己，又怎么能不畏惧呢？正因如此，我才常保持谦逊恭谨、小心畏惧，这还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心愿呢。”魏征说：“古人说：'做任何事都有开头，但坚持至最后的却并不多见。’希望您能坚守谦恭、畏惧原则，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国家就能永远巩固，不至被倾覆了。尧舜时代之所以太平，其实就是因为采用了这一法则。”

    贞观五年，唐太宗就防止自满这一问题，又发表过一次形象而深刻的议论。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获，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

    这一番金石之声，虽是说给他当时的大臣们的，但后来的人难道不也可以拿来作为座右铭吗？因此，太宗在《帝范》中特设“诫盈”一章，其教导太子高宗的一片苦心，真是灼然可见！

    有什么样的君王，就会有什么样的大臣。太宗的贤臣张蕴古也曾说：“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因此他主张，君王应“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他并且强调说，皇帝只有“归罪于己，推恩于民”，才可以保天下，得民心。与此同时，被太宗敬作“人镜”的魏征也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魏征这段话的微言大义，不同样是在告诫人们，要想做到居安不忘危，处治不忘乱，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务必具有谦虚之德，谨慎之行。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后期，唐太宗随着自己声威的树立和政权的稳固，先前他与大臣们苦苦讨论并用以约束自己和训示皇子们的那些治国良策，便一古脑儿地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他变得骄傲了，变得奢侈了，他开始批自己的耳光，把自己一再倡导的勤政慎独的思想丢开不顾，不是防微杜渐，而是纵情肆志；不再轻徭薄赋，而是重敛于民。早期和中期的德政仁心已荡然无存，此时只剩下狂傲骄横，不可一世。他甚至毫不掩饰地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作辨护：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有了这种荒谬的理论作指导，太宗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他本来三令五申要善始慎终，这时却一意孤行，认为百姓一旦生活安定，就会惹事生非。他更错误地认为，人民只有像牛马一样被套在车辕上，才个个会变成听话的顺民。为此，他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贞观二十一年下令修造翠微宫和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仅如此，他还一改往昔纳谏的风范，拒绝接受大臣们的苦谏，好大喜功地发动了对高丽的侵略战争。兵尘既起，损兵折将。一方面是对内搜刮，一方面是对外征伐，既浪费民资，又消耗国力，结果搞得民怨沸腾，甚至因此还在四川一带引发了武装反抗。为什么一生谦逊恭谨的一代英主，到生命的末年反而变得如此让人不可思议呢？其中虽然我们可以去寻找许多原因，但从本质上来说，不仍然是封建体制的流弊所致吗？想想吧，一个人尽管再聪明再谨慎，一当大权在握，且在位日久，又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要是不变质才怪呢！这也是封建政治的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唐太宗的这一转变，确实是徇名丧实，有亏圣德。

    我们与其说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封建制度使然。在终身制家天下的封建樊篱中，又有谁能逃脱善始而不能善终的老路呢？

    唐太宗是这样，唐玄宗是这样，唐灭之后的五代后晋同样也是这样。

    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道：“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想当初庄宗李存勖在接受父亲遗命后，是多么意气奋发啊！可是当他趁一时之气灭掉了仇敌燕国和梁国之后，却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从此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于是纵情声色，宠用伶人，结果在猝不及防之中死于部下的流矢之下。一壮一衰的强烈对比，不再一次地重演了一场历史的老剧吗？所以，欧阳修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便禁不住引用《尚书》的话大发感慨：“满招损，谦受益。”

    毛泽东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的前代同乡曾国藩，也反复拿这样的道理教育自己的族人和子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部《曾国藩家书》，满纸只写着两个字，曰：诫盈。透过该书，我们固然能揣摸到曾氏的韬晦之术，但我们更可以一语道破曾氏的人生策略，其答案仍然是持盈保泰！其道理仍然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

    【正文】

    崇俭第八

    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

    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荣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故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赏罚第九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开其利本。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崇俭第八译文】

    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只有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坏政败国；尤其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后，就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戒自己，否则，国运就要衰微，社稷也必定倾覆。古代的圣王，虽然智慧高超，才能卓越，但都大智若愚，以拙藏巧。不敢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也不会因为自己功德伟大就恃功傲物，不可一世。

    那些明君圣主们，常常用茅草盖了房子，都不去修剪得漂亮一些，用柞木立了柱子，都不去砍削得光滑一些，甚至坐的车船也没有装饰彩绘，穿的衣服也一点都不华丽。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去建造高大豪华的厅堂，而且连吃饭都只图饱腹，不求味美。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憎嫌荣华，讨厌甘美，是希望能率先垂范，用淡薄节俭的风尚为天下百姓作榜样。于是，风俗纯正厚朴，邻人和睦相处。因此，骄奢还是节俭，是荣辱的开端啊！

    骄奢还是节俭，关乎平安和危乱，而这一切都是由人自身决定的。

    如果能清心寡欲，美好的命运就会长久地延续下去。相反，欲望横流，就必然要生出凶乱。所以，丹桂尽管美艳芬芳，假使生出蠹虫，最终也会变成朽木；红色的火苗虽然明亮爽朗，倘若被细微的烟尘所覆盖，终究也将熄灭。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不防微杜渐，始善敬终，骄奢就会不招自来，恶欲就要急速生长。骄奢和恶欲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就势必要导致身死国灭的惨剧。夏桀商纣因为纵肆情意，倒行逆施，从而引火烧身，自掘坟墓；唐尧虞舜却因为约己修身，顺乎民心，从而使帝业辉煌，江山永续。比较一下桀纣的败亡和尧舜的兴盛，难道不应该更好地躬行节俭的良方吗？

    【崇俭第八释评】

    俗语说：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这两句话最集中地道出了这样一条真理：在俭朴和奢侈之间，人们只有正确地掌握好分寸，既不因为贫困而吝啬，也不因为富有而挥霍，才会出入有常，进退合度。

    成由俭朴败由奢。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不仅自己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还不断拿这个道理去教育自己的臣民和子弟。但不幸的是，不只是受教育者，就是教育者本身，也常是嘴上说的一套，背后做的却是另一套。当天下安定，国阜民康之际，那些曾经冷静清醒的皇帝们，也都不可避免地一个个陷入物欲横流、暴殄天物的泥淖，成为后人的反面样板。为此，我们应该不断反省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崇尚俭朴的必要性到底何在？

    《贞观政要》里有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珍奇的玩物和邪淫的技巧，是亡国的斧子；珠宝玉器和华丽的锦绣，其实也是迷乱人心性的毒药。我私下看见陛下您服用和玩赏的都是一些少见而纤巧的东西，好像是从大自然中变化出来的；人们贡献给您的珍宝奇物，又如同神仙制造的那般精美。这些奢华的东西尽管在世俗之中显得那么光彩夺目，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也确实败坏了淳朴敦厚的风气。由此可知，漆器虽然不是引起叛逆的方术，但夏桀却因制造它而导致了诸侯的叛逆；玉杯又哪里是招致灭亡的手段，但商纣也因使用它而使国家灭亡。要考查奢侈靡丽的根源，就一定要遏止它们。在节俭方面制订了法令，还担心会滋生奢侈；在奢侈方面制订法令的话，又怎么能约束后人呢？只希望您能详察不显著的事物，智慧远达广阔的地方，在麟阁中研究深奥的秘密，从读书人那里探求幽深难见的事迹。历代君王治理与祸乱的踪迹，百代安危的经验教训，兴亡衰乱的命运，得失成败的关键，原本就包容在心胸之中，重复在视线之内，这是陛下内心长期考察的结果，无须臣妾在这里绕舌。只是明白这些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不易实行。人们总是在功业卓著时心志骄傲，在时势安定时贪图享乐。只希望您能抑制心志，善始慎终，纠正轻微的过失用来增添高尚的道德，选择今天的正确来取代昨天的错误。那么您的美名就会远播万代，与日月一样无穷，鼎盛的事业也会长久不衰，与天地一样永存！”这篇议论旁征博引、借古喻今，真可谓高屋建瓴，精妙绝伦！但它却并非出自太宗的股肱大臣之口，而是来源于一个后宫嫔妃徐惠的规劝。也许是女姓的心灵更为敏感吧，因而也更能把奢俭的利弊讲得如此透彻。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太宗本人关于俭约兴邦骄奢丧国的论述也同样发人深思。“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太宗这样说了，那么他自己究竟做得如何呢？“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凭心而论，唐代到了贞观年间，国力已逐步发展起来，不用说建一个楼阁，就是造一座宫殿，财力的花费也不会形成什么负担。何况太宗又患有气喘病，在夏秋交替，气候无常，不断受到暑气和雨气侵扰的时候，单从一个普通人的健康需要，也应该改变一下居住环境。可是大臣们劝来劝去，还是被太宗拒绝了。真可谓是令行禁止，身教重于言教。

    皇帝既然能以身作则，大臣们就更能严于律己了。不妨仍就引述《贞观政要》的记载：“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魏征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征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斋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

    看看吧，这些大臣们生活得多么可怜！上至副宰相，下至中央的各个部长，包括皇帝的顾问在内，没有一个人有所气派的房子，不是面积狭窄，就是破败低湿。但大家都能安居乐业，以俭朴为荣。这些人的清廉寒素与安贫乐道的品格和精神，不用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会令人感佩不已吧！如此动人的情景，又与那些人则华屋，出则肥马的豪奢之举，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许多官吏，面对这样一群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超凡脱俗的伟大灵魂，大概会感到汗颜吧？不错，确实有许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其所作所为，分明就是老爷。

    世间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又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居高位的领导者，只要说到做到，而且真正实行对下级的严格监督，又何愁自己的主张和政策难以通行呢？领导者如果不徇私情、奉公守法，又何惧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呢？

    每当读到唐代贞观时期的那段历史，我总是禁不住神往太宗与其臣子们那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乐相处、共理国是的美好情景。尽管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来揭露这种君臣关系的虚伪性，或者我们可以用一千双眼睛去挑剔他们这样那样的毛病，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贞观之治”的形成，与君臣的和睦团结、风气的纯正俭朴、德操的崇高伟大如此等等，是密不可分的。那种上能导之，下能行之，去奢诫躁、勤俭办事的崇高风范，不是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吗？

    毫无疑问，唐太宗是封建时代少见的开明英主，“贞观之治”也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太平圣世。英主的缔造和圣世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最不能被人忽视的缘由，必须得归结到崇俭上去。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俭朴二字。要知道，俭朴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风范，它永远导引人们不断迈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永远匡正人们不要走向假丑恶的歧途。为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重温太宗侍御史马周的一段著名论断：“臣观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

    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

    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败不作也。”

    国有明君，则朝有贤臣。唐太宗能有马周这样的贤臣，难道不是他的福份吗？而马周能有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同样可以无憾了吧？

    【正文】

    赏罚第九

    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 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者，使民各务其业。显罚以威之， 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赏罚第九译文】

    天地养育万物，就如同君王统治百姓。如果说上天以严寒和酷暑作为德行的话，那么君王就应该以仁慈和恩爱作为心愿。因此，不论天地的寒暑如何更迭，君王的仁爱之心应该始终不渝。

    天地的寒暑如能调和不乱，适得其时，一年四季人们就不会生病；自然的风雨如果时起时伏，变幻无常，一年之中人们就可能会挨饿受寒。自然和人间的道理往往是相通的，君王如果以仁爱为怀，常能哀悯百姓，那么人民就会安居乐业，体健事成。相反，如果朝令夕改，是非混淆，人民就手足无措，不知所从，这是发号施令者应该特别警惕的教训。防止百姓不去触犯法律，又能使他们各务其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实行公正的赏罚。

    赏罚必须要明确，而且要适时适度。要用惩罚罪恶，防止小人们作奸犯科；也要用奖赏有功，劝导守法者行善立功。威慑的力量一旦形成，做恶的人就会感到畏惧；奖赏的制度一旦确立，行善的人就会受到鼓励。赏罚严明，自然就会起到劝善止恶、行善备恶的作用。有的人尽管能顺应君王，但他的行为只要不利于大政方针的施行，或者有时竟然是带了坏头，那么就绝不能因为他会讨自己欢心，而给他加官进爵。

    如汉高祖对待丁公即是如此。丁公当年作为项羽的部将，曾与刘邦遭遇，情急之中，刘邦以两贤不相害的道理谕导丁公，结果使丁公解除了对自己的包围。楚汉战争结束，丁公以为自己曾经顺应过刘邦，才没对刘邦形成威胁，于是前去拜见刘邦。没想到刘邦在全军面前以不忠之罪斩掉了丁公。在刘邦看来，丁公虽曾经对自己有恩，但作为项羽的部下，丁公的行为又是不忠诚的。至于说到刘邦之所以恩将仇报的动机，其实是再明显不过了：杀鸡儆猴！

    相反，有的人虽然拂逆君王，但他的做法只要有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固，或许有时竟然能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那么就绝不能因为他惹自己厌恶，而对他滥施刑罚。还以汉高祖为例。当刘邦取得天下大封功臣之际，许多大臣因封赏不均在沙地图谋叛乱时，张良劝告刘邦，如果给高祖的仇人雍齿也行赏，大家见到这种情形，就会认为高祖对仇人都这么宽厚，自然更不会亏待他们。刘邦照计去做，果然平息了纷扰和骚乱，没有因此而引出意外。

  由此可知，作君王的必须要具备高瞻远瞩的智慧和胸怀，而不应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一切应从社稷安危出发，不必计较个人恩怨。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受奖赏的人不一定去感激君王，之所以受奖赏，是因为自己建立了功业；同样，受惩罚的人也不会去怨恨皇帝，之所以受惩罚，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这正如《书》中所说：不要偏于私情，也不要结党营私，君王的事业就会畅行无阻，皇帝的美名就会百世流芳。这就是赏罚的重大意义啊！

    【赏罚第九释评】

    《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东汉荀悦也说：赏以劝善，罚以惩恶。这两种理论，既为我们指出了赏罚的原则，也为我们阐明了赏罚的作用。赏罚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心的向背和统治的成败；也正因赏罚是如此关键，所以使用起来也就更须异常谨慎。

    难怪唐太宗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自古帝王都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为此，他殷切地告诫大臣们说：“我听说周代和秦代，在最初取得天下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周朝因为专门兴办好事，积累功业和仁德，所以能够保持八百年的基业。秦朝却放纵自己的奢侈淫逸，喜好使用严刑酷法，所以没有超过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不是做善事可使帝业永久，而做恶事则天命不长吗？”太宗的对比之论，其核心仍在强调赏罚的意义。

    翻开一部中国古代史，因赏罚不公而导致祸国殃民的记录，真可谓俯拾皆是。赏罚既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一种道德行为。尤其是在古代，当行政权和司法权尚为一体之时，行政者的道德准则和修养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其司法行为表现出来。仁惠之君，常能宽简爱民，重赏轻罚；暴虐之主，则往往苛酷残民，轻赏重罚，或竟至于有罚而无赏。因此，身居九五之尊的帝王们，只有正确处理好君臣关系，掌握好赏罚原则，才会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就我所知，最早在理论上比较全面而深刻地阐释这一问题的思想家，当推战国时代的孟子。他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这虽然是一种朴素的辨证法，但却一语道破了治国安民的天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一般只狭隘地把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君臣之“臣”理解为“大臣”，其实扩展开来看，这里的“臣”显然已包括了庶民百姓。君王的爱憎好恶，决定了民心的得失向背。爱憎好恶又如何体现呢？自然仍要用赏罚。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能够做到像《礼记》所说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并进而使赏罚公正无私的帝王，自古及今，确如凤毛麟角，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魏征曾说：“因官职与地位不相称而受罚，罪过不在臣子自身。否则，要想让他们抛弃私心杂念而各尽其力为国服务，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把大事交给他，大臣也不能因小罪而受罚。委任大臣以高位之后，却又去追查他的小过，那就会使那些拿着笔杆子并善于窥测风向的文官们，深文周纳，玩弄法律，歪曲事实来为大臣定罪。”魏征的话，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在施行赏罚的时候，一定要看主流，看大节，而不能吹毛求疵，求全责备。相反，如果尺度掌握不当，就会制造冤假错案。

    今天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苦了奉公守法的，提了溜须拍马的”。除去其中愤世嫉俗的因素，我们不也可以看到人们对赏罚不公的讽刺和批判吗？

    东汉时，著名文学家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写道：“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同样的意思，魏征说得更为具体更加透彻。他在给唐太宗的一封奏疏中说：“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这些警策之论，在今天也确实不可轻视啊！可是，环顾现实，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许多单位，许多部门，有许多领导人物，不是从事业大局出发，而是从个人利益和目的出发，在奖惩之时，推行顺我者赏，逆我者罚的强盗逻辑。

    流风所及，阿谀献媚者得以高升，尸位素餐者得以保名，察言观色者得以重用，而正道直行、耿介忠厚者却受到冷落甚至打击。赏罚不公，是非不清的荒唐做法，不但败坏了风气，玷污了法律，更为严重的是使事业停顿，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危害之烈，难以预料！写到这里，唐太宗的谆谆教诲又萦绕在耳际，他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如参读《旧唐书·太宗本纪》，我们还会从正面认识到太宗善于赏罚的光辉范例。

    “贞观五年秋八月二十一日，开始规定地方判处死刑，要复奏过三次后而无疑义方可执行，京城判处死刑，则要复奏过五次万无一失后才能执行。执行死刑那天，皇宫的玉膳房只能上蔬食，管宫廷音乐歌舞的内教坊和太常寺不得演奏。”“贞观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亲自审核囚犯罪案，把死刑犯290 人都暂时放回家，要他们第二年秋天再来受刑。后来这些死刑犯都如期归来，太宗于是下诏全部免罪释放。本年，党项羌先后归附的有30 万人。”“贞观十三年，从去年冬天到这年五月，老天滴雨未落，五月十二日，太宗鉴于旱灾严重，自己贬抑而不在正殿听政，令五品以上官员上书议论政事得失，自己则减少膳食，停罢百姓的无偿劳役，派使者分头去救济抚恤，并为百姓申理冤屈，天于是下雨。..”判处死刑，历来是最大的也是最重的惩罚，太宗为避免伤害无辜，特别下令要多次复核。又因为死刑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从而引得太宗不忍下手，一律宽赦，其谨慎之心，仁慈之德，真是溢于言表。

    在封建时代，皇帝即是真理的化身。而老天下不下雨，本是自然现象，与皇帝本人并没关系，但太宗却把天灾视作人祸，甚至用减少膳食、自我贬抑这种近乎残酷的手法惩罚自己，这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可是作为举手投足可为万世法的天子，用得着去玩儿这些花架子吗？行赏罚而至于罪及自己，避天灾而至于惠及下民，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今天那些好委过于人、争功于己的领导者与太宗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我们也似乎可以理会，“贞观之治”的家给人足、天下太平的美好景象，原来就是靠这样的感天地泣鬼神的义举换来的啊！

    与太宗勇于惩罚自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太宗为能摸到实情、为听到真话，更为能得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又不知奖赏过多少个他的大臣们。有兴趣并且愿意的读者，可以用数学统计的方法从《贞观政要》及唐代别的典籍里去查证这个事实。当然众所周知的是，在太宗所有的大臣里，魏征是被奖赏次数最多额度也最大的一个。细心的读者更不妨去作一个个案分析，看看太宗到底是怎样不吝其财地去奖赏他这个“智囊”的。天不下雨，太宗要惩罚自己；洪涝成灾，太宗也要惩罚自己，地震发生，太宗还要惩罚自己。史官们的记载或许不免粉饰，但再粉饰，也必有所据吧。要知道，这些记载太宗都是亲眼看到过的，他总不会去不顾事实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欺骗舆论和民心吧。大方地赏人，不断地责己，把赏罚大事当作国计民生的根本，大哉，太宗！贤哉，太宗！

    由太宗之贤，我们又不能不说到长孙皇后之贤。《贞观政要》载“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廖，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佑。’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透过这一段母子对答，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识大体明大理的贤德的皇后形象。在古代，皇后病危，一切方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长孙氏却不因一己的性命安危而扰乱国家大法。她深知，无端地赦免囚徒，无故地度人入道，这无异于滥施赏罚，因而她宁愿扮演一个法律的自觉维护者和模范执行者。

    【正文】

    帝范卷四

    务农第十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

    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而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慑軏，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著，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务农第十译文】

    穿衣吃饭是人的天性，这是谁也难以更改和遏止的。因此，为国治民的根本在于加强农业生产。粮仓里堆满粮食之后，不用谁去训导，人们自然而然就懂得讲求礼节了；达到丰衣足食之后，更不用谁去教育，人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区别荣辱了。因此，作君王的，在农业生产方面，必须要身体力行，为百姓带好头，以此来调动和鼓励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所谓上行下效，天子一旦确立重农的制度，并且能以躬耕为乐，百姓就会如影随形地实行起来。

    国库的粮食如果没有九年的储备，就不能抵御水灾和旱灾；家中衣服假使没有一年的积存，就不能抵御秋冬的寒冷。当人们因饥荒而缺衣少食之时，就会出现盗贼蜂起的局面。山野村民之所以敢手执长刀身带短剑去铤而走险，其根本原因是农事荒废，生活无着。而汉宣帝时，渤海郡因发生灾荒而引发骚乱，幸亏贤臣龚遂以怀柔宽恕之策收买人心，并以重农抑末、开仓赈荒的手段加以疏导，事态才得以控制。想当初，人们因赤贫难以为生，个个放弃实在的农作而去从事牟利的商业，为的是追求投机买卖中的蝇头小利。流风所及，大家舍本逐末，最终使农桑废绝。而农桑废绝，则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让一个人去耕种，而去养活百口人，就势必会滋生许多游手好闲之徒。果真如此，国家的危乱就在所难免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比秋天的蝗虫去吞噬庄稼更可怕啊！

    治国大计，应该尽力消除浮糜奢华的不良风气，劝勉督促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耕种和纺织。只有铲除了由工商之业而产生的浮华恶习，才能使百姓重新回到重视农业的根本之路，社会风俗也才会重新变得真朴淳厚起来。这样，人人都会怀有仁义之心，也就永远断绝了商贾小人贪财好利的后路。果真如此，也就抓住了务农的根本。用严威去抑制势利之徒，用仁惠去抚爱忠直之士，这是制驭风俗、掌握天下的关键与核心。身为人君，应视民如子，但统领之术仍不出威惠两端。既然百姓之中有行善的，也有作恶的，就应该以严威和仁惠分别对待之。

    施仁惠可以使人们做善事，也可以使风俗变纯正，恩泽所及，人们就如同在严冬沐浴在春阳之中一样感到温暖；树严威可以使坏人恐惧，也可以使普天之下的臣民变得像车辕之中的牛马一般驯服。坏人如常感脚踏刀刃头顶雷霆，就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因此，只有威惠交互为用，不偏不滥，才能使百姓行有所依，做有所据。如两者使用不当，则可能持政不公，规矩失度。威惠之术，一为刚，一为柔，也只有将两者兼顾起来，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才会创造出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君王的声望一旦树立，那么制定了刑法之后，人们就不敢去违犯了。天子要想使自己取信于民，还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言必信，行必果，如同历史上的商鞅一样，为使自己的变法主张获得人心，不惜用搬移圆木获得奖赏的办法使天下人信服自己。

    该赏则赏，该罚则罚，那么善恶是非就自然区别开了；多施仁惠，诚信爱民，那么不论是远是近，人心就安定了。鼓励人们从事农作，那么饥饿寒冷就不会发生了；扼止奢华艳丽，那么国阜民康的景象就会出现了。

    君王如果以仁义和诚实的风范引导天下，民心所向，百姓服从和实行起来就会像风过草倒一样顺理成章。相反，在上如欲望横流，不加检点，下边的人就会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君子如果不能严于律己，反倒要求别人不做坏事，这正像是怕火燃起，却用加上柴薪的办法去扑灭火焰；也如同讨厌池水浑浊，却自己动手不断搅动，希图它能澄清一样，是同样荒谬的！与其制止别人的不良行为，不如先从自己做起。自己做好了，自己的品德、修养提高了，他的为人自然就会成为大家的典范，你尽管不用说什么，人们也不约而同地会向你学习。

    【务农第十释评】

    在中国文化中，“社稷”一词是国家的代称。如把这个词拆开来说，“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将土和谷放在一起，就象征了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农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从农业在我国诞生之早和历朝历代从事农业生产人数之多的事实可以得到印证。迄今为止，我国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为农民。与此相对，城市人口，尤其是产业工人数量之少，也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于是，在中国古代词汇里，又把“本”作为农的代称，而把“末”作为商的代称。

    中国的农业一直很脆弱，生产力水平一直比较低下，因而物质产品始终不够丰富，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比较匮乏，所以封建时代，商业也始终不发达。商业的核心是交换，或以物易物，或以泉购物。农耕社会既然生产不出足够交换的商品，商业也自然会沦为末技。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的不被重视，甚至备受损抑，其源盖出于此。

    皇帝们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之所以代代相传，与其说是政治家们的偏见和政策的痼疾，不如说也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匮乏的事实使然。我们之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小农经济为主，究其原因，也主要是因为生产工具落后和在管理上实行条块分割。农业只有作为产业来经营，而不是停留于各自为阵、自给自足的简单重复，才可能找到出路，得到大的发展。既然农业被提高到这样一个统领全局乃至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商业的萧条和冷落就势所难免了。综观古代农商两业的社会地位，农业的受重视确实是由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

    中国的农业，其实从未真正地解决好人们的穿衣吃饭问题，百姓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又怎么可能顾及到工业的发展呢？也难怪整个古代社会把工业，甚至是手工业，或者拓展来说是所谓“百工”之业，都视作是奇技淫巧，从而大力排斥，直至剿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即是一部以农为本的历史。哪个时期风调雨顺，统治阶级又轻徭薄赋，这个时期就家给人足，国富兵强；相反，只要有水旱灾害发生，或者有虫灾、地震肆虐，农业的基础就几乎要受到致命的摧击。

    凡此之时，百姓就会转徙呼号或竞至揭杆而起。民不聊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主要地表现为农业生产的薄弱。或者倒过来看，如果农业生产基础雄厚，即使统治者加重盘剥，百姓也不至于因此而家破人亡、啼饥号寒。翻开中国农民起义的壮丽画卷，印入眼帘的都是一桩桩官逼民反的血淋淋的事实。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实最驯服的百姓。他们吃不上肉，不要紧；吃不上粮，也不要紧；甚至吃不上菜，还不要紧；只是到了连草根、树皮甚至是观音土也吃不到时，才迫不得已地奋起反抗。农民起义之所以无一例外地是为起码的生存权而斗争，并不能上升到争取政治权自由权等高度，也主要是由农业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

    因此，封建君王们没有一个不把农业放在治国的首位，其原因当然也是由于农业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存亡。

    唐代重农的直接原因又何在呢？据史书记载，唐朝初年，官府所能控制的农户仅及隋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农村残破、农业凋敝的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唐政权的巩固。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唐太宗提出了“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的著名论断。其实我们不必要认为太宗的这一思想是多么超前，这不过是常识而已。道理非常简单，只有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尽可能多的人口，才可能使国成为大国，让民成为顺民。贞观二年，唐太宗再一次告诫侍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事隔两年，到贞观五年二月，官更要调动府兵充当皇太子举行“冠礼”的仪仗队，结果被太宗否决，改为十月举行。原因何在呢？二月是农忙之时，兴师动众地用那么多人去操办庆典，会违背农时。而十月是农闲季节，那时多用些人力于农事无妨。太子的冠礼，不能说是小事，但在太宗看来，与农事相比，不值得“以无为害有为。”如果我们把历史再查找的清楚一点儿的话，就会知道，在太子冠礼的前一年，即贞观四年，是全国大丰收的一年。可是尽管如此，太宗也不敢对农业掉以轻心。是作样子吗？也许有这个因素，但作样子也总比没有样子要好吧！

    要想了解唐代的农业情况，就不能不知道它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

    唐朝从立国之初，一直到晚唐初年，在长达二个世纪的时间之内，曾经同时或先后实行过多种灵活而有效的政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

    均田制是一种计丁授田的土地政策。这个制度虽然不是在唐代首倡，但高祖李渊和太宗世民承袭前制，将它发扬光大。均田制规定，男丁18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残废授田四十亩，寡妇授田三十亩，户主加二十亩。受田人身死，永业田可由继承人继承，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此外，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授永业四五百亩至一万亩。立有战功并被授勋的，也可以依照勋级高低受勋田六十亩至三千亩。均田制的实行，一方面有助于鼓励人民垦植荒地，另一方面又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了被长期战争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它不仅调动了农民耕种土地的热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百姓的租税负担，其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与均田制几乎同时颁布执行的，是租庸调制。按史书的说法，这是一项“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制度。租是指田税。

    唐朝规定每丁每年交租二石。调是指绢税。唐朝规定每丁每年调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另加绵或麻若干。庸是指以绢或市代替力役。唐朝规定每丁每年要服徭役20 天。如不服役，每天可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代替徭役。这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虽与以丁男授田百亩为基础的均田制本质上没多少区别，但执行起来更灵活更方便，显然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最初施行时也较受人民的拥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按每丁受足百亩田地来对农民征收税额的。但是，由于普遍受田不足，实际上农民得到的实惠却较少，而且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对农民的剥削量更不断加重。

    大概在上述两项政策推行一个半世纪终于流产之后，到中唐时期，宰相杨炎向唐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户无主客”，“人无中丁”，都要在现居住地建立户籍，“以资产为宗”，即按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纳税等级。流动的商贾，则须在所在州县，缴纳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的税收。所有人都废去以前的租庸调和杂税，统一于夏秋两季征收，两税法即因此而得名。它的出现，更为合理地避免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较为彻底地解决了由于授田不足而给农民带来的额外负担，使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反映了唐朝社会有了较新较大的进步和发展。

    唐朝农业的大发展，还可以用一组非常直观的数字来加以说明。据1971 年以后对隋唐时期全国最大的粮仓洛阳含嘉仓的发掘证明，该仓在唐朝官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储存量尤以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最为巨大。整个含嘉仓在达到最高储额时，可容纳六百万石粮食，其数量相当于三百万农民一年的租粮。唐朝经济，特别是农业的繁荣，于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作为一代英主，虽然依正统观念来看是篡唐自立，但她的功绩确实又是与整个唐代难以剥离的。唐代的重视农业生产，这位女皇分明又充当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684 年，她下令奖励农桑，并说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官可以得到奖赏。相反，户口减少，就要受到处罚。以652 年，即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前三年为例，当时全国户口总数是380 万户。到705 年，也就是她被迫退位时，户口却猛增到615 万户。在短短50 年中，户口增长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任何朝代当它走向穷途末路之时，都必然是国库空虚，赋税繁重。

    晚唐杜荀鹤《山中寡妇》一诗写道：“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这正是唐代晚期国力衰退、民不堪命的真实写照！

    此外，从唐代实行的府兵制，我们也可以透视出其重农励农的宝贵经验和重大价值。当时的政策是“三时农耕，一时教战”，即土兵们在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生产，只在冬天不违农时的情况下才进行军事训练。这个事实，也至少说明，唐代在养了庞大军队的情况下，却没有在供给上形成负担，其根本原因正在军队自身也始终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实现了自我保障的良性循环。

    展读《旧唐书·太宗本纪》，在贞观四年下有这样一条记载：“本年，判死刑的只有29 人，几乎做到了不必使用刑法。东边到海，南边到岭，都做到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随处都可以吃上饭，不必自带粮食。”这样一派太平兴盛的景象，真是令人神往啊！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试想，当百姓家给人足之际，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自然会得到提高，还有谁肯去违法乱纪呢？

    然而，社会在发展，历史在演化。如果今天我们还只固守着田园一隅，而轻视或放弃百业的繁衍，那无疑会落后挨打。正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我们应走出历史的狭隘，以更加充满智慧的方式，全方位地拓展人类进步的新天地。

    【正文】

    阅武第十一

    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彫；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遂以丧邦。何则？越习其威，徐忘其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

    【阅武第十一译文】

    军队和武器，是国家用来对付凶乱暴虐的工具。一个国家，虽然领土广大，如果喜好战争，那么人口就一定会减少；尽管秩序安定，如果频繁动武，那么国力就一定要衰竭。人口缺乏就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力削弱就难以抵御贼寇的践踏侵凌。因此，战争一事，务求慎重，既不能没有，也不能常用，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所以作君王的要在四季农闲之际，不忘讲解和演习军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既是为了打猎，也是为了练兵。

    历史上，越王勾践将要伐吴复仇，苦于找不到机会鼓舞士气。不料偶尔在路上遇到青蛙张腹而怒，于是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征兆。勾践借机行事，以对青蛙表示深切敬意的方式，唤起军心，最终取得了伐吴的胜利。由此可见，只要适逢其时，该战则战，就会扭转乾坤复国兴邦。

    周穆王时期，有一个叫徐偃王的诸侯，一心只知行仁义之道，不懂得以军事作为防备，别人虽然向他指陈利害，却没有引起重视，结果终因武备松弛而被文王攻灭。徐偃王临死之际，虽痛心疾首，可惜悔之晚矣！为什么勾践明白战争的意义，而徐偃王却忘记武备的作用呢？

    孔子说：不预先教导和训练百姓，让他们知晓战争的价值，临到不测之时，急忙驱赶他们去迎战，这叫做白白地把人民丢给了敌人。

    《孙子兵法》也说，军队不强大，装备不精良，练习不熟悉，拿这样的武装去投入战争，也等于是在敌人面前白白送死。所以，只有真正明白战争与武备的含义，才可以退得以守，进得以攻，常居不败，永保太平，这才是战争的深刻价值。

    【阅武第十一释评】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满足于粗服素食，不去横征暴敛，就不会招致侮辱；后一句是说满足于兵革止息，不去滥兴武事，就不会导致失败。知足也好，知止也罢，其实说的是一码事，即垂拱而治，才会使天下安定，国运长久。

    关于战争的利害得失，《老子·三十一章》进一步阐释道：“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君王，不会轻易去使用。..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应该使用的东西，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它，也最好是能淡然处之。胜利了但不要得意，如果得意，就说明是喜好杀人。喜好杀人，就不能顺利地统治天下。吉庆的事情以左为上，凶丧的事情以右为上。偏将军在左边，上将军在右边。这说明是用丧礼的仪式来对待用兵。杀人很多的话，就用悲伤的心情去对待。尽管战胜了，也要用凶丧的礼仪对待。”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酷爱和平的礼仪之邦。从孔子开始，就强调“治国以礼，为政以德。”不仅是儒家学派，先秦时期别的学派，也绝大多数都反对暴力和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试以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在《季氏》篇中这样写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墨家则更以兼爱、任贤、节俭和非攻著称于世。在《墨子》一书中，光是《非攻》就有上中下三篇，由此也可知道墨家对战争的厌恶和鄙视。“非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去攻打别的国家。儒家和墨家尽管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要求统治者爱护人民和反对一切战争这个问题上，却又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更为难得的是，墨子不仅在理论上提出“非攻”的主张，而且注重实践，在行动上也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如在《公输》中，他就曾以细致周密的防御策略制止了公输盘助楚攻宋的战争，帮助宋国解除了危难。

    诸子百家中，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因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所以常被人误解为主战派，这其实是很不应该的。韩非固然主张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但这和战争政策其实是两回事。相反，他对那些腐儒用文学来扰乱法律，游侠用勇武来违犯禁令的做法，却表示了极端的否定。

    《五蠹》中写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连游侠们的逞强斗狠都被认为是导致国家混乱的祸根，韩非又怎么可能张扬战争呢？

    那么，是不是用和谈的方式可以解决一切纷争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合纵连横。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必须让历史回到历史那里去。六国的合纵，表面看是战争的手段，其实是为了用战争换取安宁与和平。合纵联盟的形成，其目的是为了防御战争而不是为了挑起战争。

    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个极富理想色彩的假设：如果当时的合纵联盟真正形成一股众志成城牢不可破的力量，就可以有效地箝制强秦的攻伐，并进而有效地维护各国的和平。遗憾的是，六国联盟因其是乌合之众，不战自溃，故尔秦国才敢狼烟再起，横扫东西。因此，就当时形势来说，合众的意义也不能说是消极的。与此相对，连横从本质上看，其意义却主要是积极的。因为连横的结果，是使天下归于一统，真正而且永久地实现了和平，顺应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同样，尽管连横是以“远交近攻”的战争方式来实现的，但它却前所未有地结束了七雄争霸的混乱局面，使长期纷争不休的中国第一次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人们习惯于把战争与和平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肤浅的思想。要知道，和平之果的得来，常常须仰仗战争之剑的挥杀。人们更习惯于把战争看作是恶，而认为只有和平才是善。其实，在一定时期，或在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推动人类历史向前不断发展的动力，才是荡涤丑恶扫除污浊换取清平的救世良方。

    当然，如果视战争为儿戏，把战争变成穷凶极恶的利器和屠杀无辜的法宝，那就不仅谈不上任何进步，反而成了个别丧心病狂的政治家和战争狂人的血腥娱乐。其为害之深，造孽之重，就会触目惊心了！因而，战争一事，小到部落，大到民族，既不能彻底废止，也不能片面张扬。只有用它去止暴，用它去维和，才是正确而明智的态度。

    否则，用战争去纵暴逞欲，用战争去破坏和平，则是错误而愚蠢的做法。唐太宗虽然在《帝范》中告诫他的儿子李治（即唐高宗）要慎用战争，自己在和大臣们问答讨论时也反复提醒大家要认识到战争的可怕性，可是承平日久之后，却也无所顾忌地在他的后期推行了一条武力侵略的路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攻打高丽。一个人身居高位而又功成名就之后，就必然会不可理喻地变得固执骄狂起来，这是古今中外一条颠扑不破的普遍规律。唐太宗自然也不能例外。

    贞观二十二年，已经是他生命倒计时的第二年，唐太宗还是决定要出兵高丽。此时此刻，不用说别人，就是太宗自己，大概也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搞糊涂了大家没什么，但可悲的是太宗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他变得那样武断、那样专横，竞至于面对那么多的苦谏也丝毫不为所动。事情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且看一段房玄龄的谏表吧：“高丽国，是边远地方卑贱的族类，不值得用仁义去对待，也不能用正常礼仪去要求它。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它当作鱼鳖一类的动物看待，我们也自然应该对它宽缓简略些。一定要灭掉它，我非常担心它会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一样拚死反扑。..何况现在当兵的没有一点罪过，却无缘无故地把他们驱赶到战阵之中，置之于锋刀利剑之下，使他们惨烈牺牲，成了孤鸿野鬼，让他们的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着载运棺材的车子掩面哭泣，怀抱尸骨而肝肠寸断，这样足以使阴阳颠倒，乃至破坏了天地之间的谐和之气，这实在是天下的冤屈和悲痛啊！况且，兵器是凶器；战争也是危险的事情。它们都是万不得已时才可以使用的。假设高丽国过去违背了作臣子的礼节，您诛灭它是可以的；假设它曾经侵扰过我们的百姓，您消灭它是可以的；假设它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的祸患，您削除它也是可以的。这几条中如果占有一条，那么您就是一天杀成千上万个人，我们也不必羞愧。现在这三条并不存在，您却让我们自己的军队去劳师袭远，其结果是对内为它过去的国王洗刷了怨恨，对外为新罗报了仇，难道不是所得太少，而损失太多了吗？”太宗虽然为房玄龄这种勇敢正直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但他还是一意孤行，终于不顾一切地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又与他的初衷和一贯教导多么大相径庭啊！

    也许，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矛盾而难解的谜团组成的吧！《左传》曰：“允当则归”，意思是任何事情都应该适而可止。对于战争来讲，就更是这样。因为战争既可以造福，更可以为孽。晚清重臣曾国藩以武功名震朝野，但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却一再强调战争的恶果，因而不厌其烦地警告子弟慎勿介入行伍兵事。在他看来，战争“易于造孽，难以为功”，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人民的罪人，其危切之意，真是再明晰不过了。

    一个国家之所以养军队，其实主要是为了战略防备。如果养军队是为了穷兵黩武，对他人构成威胁和侵略，就必然会使戌卒怨愤、国疲人乏，从而把国家和人民推入战祸的深渊。唐太宗的君臣问答，仍然是绝好的例证。《贞观政要》载：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发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实，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士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尅翦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这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啊！而房玄龄在贞观十七年的一段谏词，又恰好是太宗上述思想的延伸。他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唯陛下详察。”陛下怎么样了呢？自然是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劝阻。于是，一场可能的战争被制止了。

    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楚汉战争，或许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刘邦之所以终成霸业，项羽之所以乌江自刎，除了策略上的、性格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众多原因，是不是视战争为争夺天下的唯一手段和途径，大概是他们之间结局迥异的最本质区别。诚如外国军事学家所言，战争的核心是哲学而不是武力。无论人们怎么说刘邦入关后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是玩儿装孙子的把戏，但刘邦这样做，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尽管这是一时之策，然而也因此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看看那个项羽吧，杀子婴，戮楚王，烧阿房，屠咸阳，几乎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两相比较，百姓信服谁、拥戴谁，不是昭然若揭吗？二十个世纪之后，毛泽东作诗道：“不可沽名学霸王”，让我们从这朴实而深刻的诗句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吧。

    【正文】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

    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圣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崇文第十二译文】

    功业完成，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专力教化。天下虽然可以用武力取得，但管理和建设则必须依靠礼乐。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因不明白礼乐的意义，结果群臣争功，纷扰不休。后起用大儒叔孙通颁定朝仪，于是天下肃然，莫不宾服。高祖感慨地说，有了这些章程和规矩，我才明白了作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因此，制礼作乐的大事，非武夫所能，而应以儒生为本。

    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没有比用文术更好的了；宣扬政策，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依靠文术，可以弘扬道德；凭借学习，能够光显身名。

    不靠近深溪，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源泉。吴地的竹竿虽然端直质劲，堪作良箭。但如果不把它放在弓弦上，就没法显出其独特的功用。有的人尽管天资聪慧，善辨有识，但不学习也终究成不了大气候。所以，天子设立明堂，作为尊贤之所；帝王建立学校，作为学习之地，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进德修业，养身增智。

    一国之主，必须博览群书才能积累学问，深入控讨六艺的精髓，才能增长见识。积学储宝，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就可以鉴古知今，安然地把国家治理好了。要想传扬英美之声名，播撒嘉惠之德行，从而使自己能不朽于世，不靠学习怎么能行呢？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的独特价值啊！文武之道，在乎张弛。文以安邦，武能定国。因此，两者交互使用，并驰不偏，才是驾驭天下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不管兵祸如何惨烈，但最后决定成败的仍是文艺儒道；无论灾乱怎样弥漫天地，兴盛和衰亡也只取决于战争。每当战事降临之时，人们往往只懂得追求坚戟利盾，却忽视了学校教育。自古至今，之所以在全国上下兴办学校，就是为了教育人们知礼养德，不至于胡作非为啊！

    等到兵尘不起，海晏河清，天下平定之后，君王必须放弃武功而专修文治，只有这样，才能够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丰厚的物质去养育黎民。当此之际，人们就会丢开兵器而钻研诗书。由此可知，文武之道，缺一不可。是兴文还是尚武，必须结合时事恰当运用。国家之栋材，既要有武艺忠勇之士，也要有儒学贤德之人，两者同样重要，丝毫不可偏废。

    以上讲的十二条，是推行王霸大略的纲领。江山是平安还是危乱，是兴盛还是衰败，其中的道理都包括在其中了。有人说，难的不是明白这些道理，而是不易实行；更难的不是一时能够实行，而是能否坚持始终。所以说，暴虐荒乱之君，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恶，而是不能把善行推延下去；圣明哲智之主，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能始终行善备恶。确实是大路幽远而难以循行，小路近在眼前而极易遵行。

    小人因为只选择那些容易的事情去做，不愿努力去做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难以获得成功，而倒霉的事情却往往与他们伴随。君子因为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不愿毫不费力地去做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能不断进步，福祉和祥庆也总是环绕着他们。因此，是福是祸，本来无所谓天命，一切都是由人的主观努力和追求所决定的，正如《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们能够在祸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过往的缺失，虽然类似亡羊补牢，但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做事就会谨慎有加，不至招来灾祸了。你应该选择那些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不要以我为鉴戒，因为我的作为确实是不足为训的。

    从最好的学起，结果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水平；从中等的学起，结果只能获得下等的水平。自己只有下等的水平，怎么可以成为百姓的榜样呢？除非是高尚大德之君，如尧、舜、文王方可成为取法的楷模。否则，自己倘若起点很低，不去选择圣君明主作为老师，就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我从即位为君以来，建树应该说是很多了。但反省自己的功过，又不禁常觉汗颜。服饰华艳，珠玉满堂，大兴土木，筑台掘池，这是我不知节俭，纵欲奢侈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悔；斗鸡走马，纵情声色，招奇纳巧，搜求无度，这是我不懂约己，肆志荒唐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憾。上述各事，是我平日难以被人原谅的大过，希望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唯尤是效。如果拿这些作为后来的法度，从而让人们去效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虽然有许多毛病和缺失，但我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功过相较，功大过微，所以德行还算圆满，百姓不会怨愤和计较。试想当年挥师平乱，救民于水火；荡涤天下，建都于长安，也可以说是贡献大于危害吧。尽管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毕竟还是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反省之余，常深感惭愧。至于说到你，不曾建立过纤细毫末的功绩，却直接从父祖这里继承了皇位，又怎么能不更加奋勉呢？

    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贪嗜邪恶，那么就会基业倾危，身位丧败。要知道，国家的基业，确实是形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宝座，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易啊！自己怎么能不珍惜呢？面对前代的治乱兴衰，成败利钝，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啊！

    【崇文第十二释评】

    《庄子》曰：“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哲学家，惯常以逆挽法起笔。上述两则论述，就是从结尾说起，然后追溯形成此结果的根由。他们很少从正面去说应该怎样施行仁义礼乐，而是更多地从反面警示人们不施行仁义礼乐的恶果和危害。毋庸讳言，今天的学术界有许多人对道家哲学存有很强的偏见和很深的误解，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清静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不少人片面而肤浅地认为，所谓“清静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等机会，因而把“清静无为”看作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持论者甚至把无欲无求、清心寡欲、不与人争等命题也曲解为是保守倒退、不思进取等等。

    殊不知，道家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僵死教条、万古不变的人生准则，而贯溢其中的却是鲜活的生命的律动和制止妄为，反对暴虐的呼唤。老子和庄子面对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以及由战祸摧毁了的世道人心，真可谓泪干心枯、往事成灰。兵灾由何而起，荒败由何而生，还不是源于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欲望没有止境，争伐没有尽头。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家从扼制人性之恶入手，大概比儒家单纯张扬礼乐之兴，仁义之作更深刻也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道家哲学的出现，是对儒家哲学盲目煽动进取有为因而不断导致罪恶产生的一种制衡，是一种正本清源，更是一种拔乱反正。

    当人们集体无意识般地沉迷于儒家哲学的有欲有为中时，道家哲学确实称得上是一味厚重的清醒剂，它既矫正了人类的自大狂，更尖锐地揭示了儒家哲学“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穷凶极恶的偏谬，起到了匡时救世的积极作用。正因为祸乱不已，所以才要清心寡欲；正因为征伐无度，所以才要清静无为；正因为争斗不息，所以才要抱朴守拙。那些用脚底板思考的人，又哪里知道，儒家思想在正面鼓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同时，又是多么巧妙地掩盖了其欲壑难填的恶劣倾向。

    环顾历史，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又给自身带来了多少难以克服的灾难啊！我们也必须明白，道家哲学并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求，而是试图疏导人们有所克制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儒家哲学是更多地从正面教育人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就是更多地从反面训导人们不应该去做什么。因而从本质上说，道家哲学不仅不是冷眼旁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热心救世的哲学；不仅不是消极悲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积极乐观的哲学。当然，任何哲学都只可能揭示出相对真理。儒家哲学在讲求修齐治平的同时，业已潜藏着纵欲的危机，而道家哲学在强调无为而治的同时，分明也孕含着虚无的色彩，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儒家与道家相比，前者更重建设，而后者更重破坏。尤其是在礼乐文化方面，儒家可谓建树颇多，影响颇深，贡献颇大。试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则告诫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更明确地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著名主张，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强化人们的道德修养。

    《论语》、《孟子》、《荀子》，作为儒家经典，其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阐扬仁教德化义礼智勇。它对于炎黄子孙性格的塑造和熔铸，对于中华民族礼仪典章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不用说古代，即使在今天，我们所遵循和奉行的仍然是以儒家之道为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比较而言，先秦百家以及后来的诸如宋明理学等传统，显然或消声匿迹或退居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思想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几乎演化成了一种国教、一种官方哲学、一种深入人心并历久弥新的理论准则。

    传统儒家虽然普遍存在着忽视乃至贬斥法治刑名的倾向，但它在重教兴学方面的突出建树，又是其它百家所望尘莫及的。从孔子的施仁政、办私学，到孟子的行王道、废霸道，再到荀子的法后王、重后学，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诗书继世、礼乐兴邦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不断导引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们弃武修文、经邦济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把马上得天下，诗书致太平作为最高的统治之术。因而，制礼作乐、文教德化、尊贤重道，几乎成为了历朝历代政治家们的终极关怀。自然，进德修业的课题也长盛不衰地被提到一个崇高的位置。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子李治初立时，散骑常侍刘洎的一番议论就极具代表性。他说：“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窃唯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当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

    同年，太宗有感于此，把自己教育太子的殷切之情坦言于大臣。他说：“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太宗这一套教育方法，固然与其借鉴前代陈例有关，实则亦与时贤劝诫关系更切。

    贞观二年，大臣张蕴古上表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蕴古之说，仍落结于礼乐，其意在于为太宗提供驾驭天下之纲领，防微杜渐之方略。观诸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所作《帝范》一书之《崇文》篇中深自反省悔恨一节，则知确是由来有自。太宗之所以反省悔恨，大概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其反省悔恨的依据，似乎又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一年魏征的奏疏。

    魏征说：“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

    回想太宗刚即位时的情景，我们又不禁想到魏征的另一番忠告之辞。

    魏征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欣然接受，并奉为的矢。“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

    上以导之，下以劝之，君唱臣随，臣谏君行，有唐一代重儒崇文终至蔚然成风，确是势所必然啊！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选拔官员，有四条标准：

    一是身，即身体健壮，相貌端正。

    二是言，即吐谈清晰，言辞善辨，富于口才。

    三是书，即善于楷书，字体优美。

    四是判，即文词优秀，论说有根据，理论水平高。

    为此，他进一步分析到，从朝廷到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不认真读书、不善于写文章是不行的。于此，我们也仿佛可以窥视到唐代文学异常发达的原因所在了。

    从唐太宗贞观之初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充任教席，到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开创“殿试”，唐代重文术重人才的政策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贞观23 年之中，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有205 人，而在高宗和武后统治的55 年间，录用的进士竟有一千多人。一时间，文臣儒士，遍及朝野；国家景象，蒸蒸日上。

    五代后唐裴尚书曾作诗道：“宦途最重是文衡。”唐太宗也曾说：“我从贞观以来，每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体，见理政之源。”一直到清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的好学不倦，更是妇孺皆知。康熙帝不仅漫游经、史、子、集，而且广涉天文、地理、数学、军事以至音乐、美术、医药诸书。他在自述读书的好处时说：“读一卷书，有一卷书的收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书的收益……阅读不辍，可以鉴古知今，少犯错误。”

    从先民的结绳记事，到后来文字的发明，再到后来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人类的贡献，真是源远流长，功载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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