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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圣今贤 颐祯  宋仁宗 公元1063年，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 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 这么多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爹不疼娘不爱 宋仁宗（赵祯）出生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 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脸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 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上本道：“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 太子的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把权力交给皇后。13岁的赵祯即位后，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她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11年。 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的孩子成了“夹心饼”，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练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 短命的范仲淹新政 公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对外平息战争，对内作风俭朴，从而扭转了经济颓势，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至此，他才腾出手来，寻觅到合适的改革经纪人——在群众中呼声很高的范仲淹。 范仲淹从政已经28年，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十大政策一挥而就——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当场拍板：准奏，全国执行。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仁宗不会看不出。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哭一家人。”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哭，那就害了一路百姓哭。”富弼哑然了。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随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摘自《环球人物》总第3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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