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谈现场 时光网讯 由乐视影业主办、纽约大学承办的一场电影大师对谈，于纽约时间3月27日晚8点(北京时间3月28日早8点)开始。张艺谋、李安以“中国的电影，中国的自信”为题进行交流。对谈由华裔纪录片女导演、纽约大学电影系前系主任崔明慧主持，张艺谋、李安现场交流在东西方拍电影的经验，共同探讨中国电影未来。 谈及5月上映的新片《归来》，张艺谋称自己此次是跟过去张扬的风格唱反调，片场拍摄的70天都一直跟自己较劲要“沉得住气”，克制抒情渲染的“冲动”，坚持含蓄内敛的方向。 而在对谈之后的采访中，张艺谋称，作为自己和之前工作伙伴(张伟平)分道扬镳后的第一部作品，“《归来》是我心情平静、安静的开始，希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归来’。” 除了新片，张艺谋还透露自己下一部要挑战“好莱坞的活儿”，算是大制作，类型也是自己未曾挑战过的，自己一句英文都不懂，到时候有问题还要随时向李安请教，不过他也表示，电影虽然是全英文对白，但讲的是“中国题材”，所以“还有发挥的空间 ”。张艺谋所指的或许正是之前媒体热议的中美合拍片《长城》，该片为中国题材的奇幻电影。 李安更是大吐苦水，称自己在好莱坞拍电影也“差钱”，并透露下一部想做关于拳击和信仰的电影，继续“少年pi“人与神，人与精神信仰的关系的主题，并继续在电影语言技术上有所创新，但因为投资较大，目前卡在资金上，“不上不下”。 除了互相“取经”，两人还探讨了如何在世界话语中讲述中国人的观念和故事，但他们更关心的是正以惊人速度崛起的中国电影市场，虽然还有问题、还处在只看得到“钱”的阶段，但其活力和从头开始构建的电影工业和文化体系或许带来新的洗牌。李安更笑称，现在的好莱坞不健康，希望中国电影健康，“救救好莱坞”。 现场对话实录： 崔明慧：讲中文、韩语、上海话、广东话，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电影，中国自信。把这个晚会搞的这么成功，我认识李安大概有三十年了，他一点没变，就是头发变白了，他是这么纯，诚实，而且努力。张艺谋导演也是在中国最成功的导演。当然，张艺谋出的作品比李安多，但是他在中国电影界影响是非常大。 李安这个人有点奇怪，每个片子是不同的故事，也许因为他是受中西文明的影响。 张艺谋不断地也是，我觉得他也是对自己非常有挑战性的，我对这两个大导演是特别尊敬的。 现在请李安和张艺谋导演上台。 (播放短片) 谈《归来》： 李安：担心观众嫌“闷”，称“劲道在结尾才出来” 张艺谋：小说很多东西不能拍，剧本改了两三年 崔明慧：刚才你和我们看到张艺谋的新片子《归来》，你是对哪一段觉得最有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李安：比较结尾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有尾镜，娓娓叙述过来，没有看到刚才（短片中播放的张艺谋电影）的很夺目的画面，它都是很平静的，而且非常的切实，比我们现在舞台还要平实的灯光，非常的细致，演员的表演，对一般的观众都会比较沉闷，对我看是不会的，它有它非常精彩的，非常内敛的（味道），这种戏到结尾味道慢慢才出来。 我觉得是突出了人的记忆，压抑跟自由的辩证关系。在结尾的时候有几个画面让我非常深刻，我觉得不光是那个时代的人，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压抑跟无可奈何，还有对于我们自我的存在（的困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部很好的存在主义的一个电影，人一直在变，社会在变，我们的印象，我们的记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最后几个画面，我感觉非常感动。 崔明慧：你同意吗？张导演你的片子99.9%我都看过了，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好像是你重新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为什么你选择这个故事？ 张艺谋：首先谢谢李安导演刚才对我的褒奖，也是看了严歌苓的小说很受感动，所以就买了版权，但是我做了很多改动，很多小说里的东西不能拍，我把小说的结尾当做我电影的开始，改得很辛苦，差不多用了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改剧本。  张艺谋 互“取经”： 李安问张艺谋为何回归到朴素？ 张艺谋：希望还原到人的故事，回到人本身 崔明慧：你们好几年没见面了？ 李安：好几年了。 张艺谋：大概是2007年在威尼斯见过。 李安：托他的福，我电影比赛的时候他都是评审。（笑声） 崔明慧：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互相帮助。你们很久没见面，心里面有很多疑问要问对方，谁胆子大先开始问？ 李安：胆子小的先问吧。（笑声） 崔明慧：好。张导演拍的片子，我也是影迷，我想问你是回归到你以前的题材，色彩用的是红色，不是那么的鲜艳，红色在我们电影里面是最难用的颜色，红色你怎么会用的那么好？是什么让你有这种冲力？（但）在这个片子我们看不到了，跟（现场）这个色泽差不多，你经过早期的电影，拍了很多在中国电影界领军的大制作的片子，回头讲一部关于记忆跟压抑的片子，这样平实的拍摄，你的心境是怎样的？ 不是为难你，请你讲一下。 张艺谋：实际上是有意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很像李安过去拍电影的风格，我从你的《推手》和《饮食男女》看过来。 李安：那是因为那时候没钱。（笑声） 张艺谋：我现在属于有钱专门当没钱拍，还是觉得这个故事本身需要娓娓道来，需要返璞归真，希望还原到人的故事上，关注人，也希望把所有的历史记忆都变作细节慢慢地渗透，所以就没有用那种张扬的拍法。 但是这样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你要沉住气，这个跟李安导演不一样，他是拍那一类电影过来的，对他来说比较自然。我是《红高粱》过来的，所以对我来说是跟自己走反面，要特别能沉住气。其实我常常还想到李安，我拍的时候我会想我这样做，我这样拍行吗？我就会想你看李安过去，他的类型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回到家庭，无论怎么样是通过家庭来传递一个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和记忆。所以实际上这个家庭原来小说里写的是大家族，我把他缩到了三个人，最小的单元上，希望以小见大，用含蓄内敛的方式反映。 差不多拍了70多天，每一天其实都是在挑战自己。因为我的团队是过去的团队，拍的当中摄影师会给你建议，“导演这个镜头那么拍特棒，这样一摇，或者这样那样”，经常有一些渲染性的镜头，或者抒情的比较外化的镜头。这些都很不错，现场讨论的时候，觉得这场戏这么拍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就对我有诱惑力，这些东西拍出来不见得差，而且说不定很有效果，可能更加生动一点，但是我常常反思不能这么拍，坚持一种方向，这种坚持跟我自己唱反调是很让人难忘的过程。 张艺谋向李安取经“如何干好莱坞的活儿” 李安：做回自己，也要琢磨好莱坞”通俗“的调调 崔明慧：你问问李导演。 张艺谋：我觉得刚才一直在问他各种问题，底下我在干好莱坞的活，李安是我认识的中国导演中游刃在两个世界的导演，在全世界都很少见，很庆幸有李安导演这样中国的代表。我向他请教，干好莱坞的活该找谁，解决什么问题，取他的经，跟他一直讨教。李安导演给我很多建议，现在还是要当面问一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一下李安导演，比如说把自己的中国人的某种观念和中国人的方式放到电影当中？ 说起来很容易，就是刚才李安导演也跟我说做你自己好了，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常常会被要求“这是一个给全世界人看的电影”，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的细节全世界不一定懂，但是你要拍这样一个电影给全世界看，你希望人家懂，你具体是怎么做？不是简单的说光做回自己，做回自己（别人）看不懂不理你了，这你是怎么处理的？ 李安：对我来讲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一般的层次，就是你娴熟的部分，电影语法基本是美国建立的，这个你要精通。这个你没有问题，其实不是干好莱坞的活，好莱坞的电影你看得很多了，这个是一般的通俗语汇。这里面基本电影语法差不多，我们都蛮娴熟的，美国建立这样一个片子的时候，也建立一个文化的间隙，很难抗衡的，几斤几量要去算的，大致按我的意思，全世界都要看美国电影，通俗化这点东西要表面上满足。就像在中国你做电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大家要满足，领导要满足，我们片场老板满足，一般观众基本语汇你要说得通。但是里面真的想夹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各显神通了，看你里面放什么东西，这个有体会的人，他会非常投入。 我觉得你在做一个大片的时候，我觉得起码你这两个东西要有，表面的东西要有，能够卖座，你花那么多钱拍，一般人进了戏院不知道看了什么。我很陶醉我的那个片子，观众满了一肚子气，那是不行的。它有它的套路，套路的东西说的通，基本语汇说的通，这是功夫。真正浅层还有一个功夫，我觉得我再大一点，阅历比较深，我在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时候就比较成熟一点，尽量两方面都能交代，表面几乎没法交代，因为结尾太困难了，太天残忍了，我怎么样美化它让小孩都能看的高兴，真正的东西是放在下面，别人也有体会，我想是左右两手，你已经很精通了，不需要我指点。我觉得是美国的习惯需要，一般人看美国电影，想当然的约定俗成的人的调调，那个味道你要琢磨一下，不过你在中国大陆拍也没什么关系。好莱坞顶尖的工作人员，到你的势力范围下他也没办法，他也得听话，我觉得你没什么担心的。  李安 谈中国电影市场： 张艺谋：或成世界第一大市场，怎么办？每年先出一部好电影 李安：暂时畸形不健康，每种类型都应该能找到管道 崔明慧：张导演我是在上海出身，我做梦没有想到中国变成世界第二最强经济上面，中国人自信心也是成长的非常高。两个因素的结合，这种信心，对中国将来的电影有什么影响？而且你觉得中国电影需要在什么地方更要发展？ 张艺谋：中国市场确实发展很快，从电影市场的角度来说，我估计会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市场，带动整个行业向这个市场倾斜，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在国内也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市场发展下中国电影怎么办？ 我自己看还是非常简单，要有好电影，我们可能要细化一些类型。现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就是一切都是票房为王，以票房其实是太简单了。这个阶段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太简单了。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各种类型，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好的代表作，每年都有好的作品，甚至爆米花电影我们也有很多好的作品，各个领域都有好作品，这么大的市场，中国电影才占有一个合理的份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求市场的合理化、健康化，要求观众观看得合理化、健康化等等，更多是电影创作人的素质提高，学习发展，壮大等等，方方面面很复杂的原因。但是删繁就简还是希望每年都要有好作品，你才能把它做的更好。 崔明慧：你在中国没常住过吗？ 李安：没有，除了拍片。 崔明慧：哪一天你要去住一段时间，空气好了再去，你对这方面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客观的。 李安：中国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可是它的电影文化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例子，它不像美国，一百年慢慢的。所以我想大家还都在摸索，拍电影的人，投资的人，我想观众也还在摸索，包括前一阵子张导作为领军的人物，又要拍商业，又要得奖，大家都指望他，全世界没有导演这么做，大家指望在他身上，对于电影工作人来讲是很大的压力。造成这种原因，其实中国人有大概30年基本上没有电影文化这个东西，突然之间先是从港台、好莱坞，现在又有这么大一个市场，总要给他一点时间。 我在台湾长大，比较注重自然一点。我觉得台湾这个东西是累积的，自然发生的，快速发展的话结果都是畸形的，不健康的局面。我觉得人最健康就是不要偏食，像刚才张导演讲的各个类型，各个样子，各个不同的品类，都有一个管道，都能找到它的观众，这样均衡的发展才是比较健康的。偏门种不太好，不管是偏艺术还是偏商业都不是很健康。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当然希望看到它是健康的，我们也希望它比美国健康，我觉得美国现在并不健康，我希望中国能够来救他一下。（张艺谋）很羡慕我在好莱坞干好莱坞的活，我们也有很多苦衷，在这边做的人都是有很多苦水的，都有不健康的问题。我祝福中国的市场，不仅对华语市场，对全世界都很重要，我们等于重新出发，电影的积习不是很重，比如拍这个电影在美国不好卖，在中国很好卖。而且大家对3D，新的东西非常好奇，求知欲很强。 我从网上看来的东西，我觉得求知欲最强的东西在中国，对电影有一种新鲜感，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契机。但是离成熟还有很大区别，买一些美国的电影，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在模仿，我觉得不好。应该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的观众站起来。我想在这个中间领导也有关系，我非常希望它的题材管制能够自由一点，大家创作自由，相信观众。现在观众教育比较好，自己可以管理自己，不需要硬性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市场，还有新的电影文化的一个体系，它的发展我是很愿意相信很乐观的。目前只有看到钱，在文化提升上面有待加强。我讲的文化不是影展得奖这些高调的电影，一般的电影，丰富我们的生活，反映国情的文化，大家共同的娱乐，共同的语汇这种东西能够有一个很健全的发展，我希望它能够超越美国。 谈计划： 李安：筹备拳击电影 张艺谋：挑战英语片 崔明慧：你讲一下你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李安：很难讲，现在搞的不上不下。我在筹划一个跟拳击有关的电影，我希望在技术电影上有一些突破。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来我对人与神的关系也在探讨，我也想继续走下去，因为资金比较高，所以还卡在那边。资金还是不太顺畅，刚才张导演问我拍片还有钱的问题？现在还是有，我们永远有钱的问题。电影是有它既有的工业，本身有限制在那边，包括你的工作习惯，你要开发一点新的东西，逆水行舟蛮困难，我现在还处在尴尬阶段，所以没有信心讲出来干什么，是一个跟拳击有关的，跟信仰有关的电影。 崔明慧：女的男的？ 李安：男的。 崔明慧：张导演，我听说《归来》会在美国放映，下次的节目你现在准备什么？ 张艺谋：麦克(音译)他们来发行，老朋友，很多都是他们来发行的。下来也是跟李安导演一样，不能说太多，不能透露太多，也是一个好莱坞的活，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大片，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首先一句英文都不懂，这个电影要讲英文。 崔明慧：他的女儿是我们学院毕业的。（向观众） 张艺谋：对，女儿会有帮忙，我也跟李安导演说要请教他。也有题材，是关于中国的话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我有我发挥的空间，我也尝试新的类型。这种挑战不亚于《归来》的挑战，我自己很愿意冒这样的险。其实我生活中是比较老实的，比较规矩的样子，但是我电影的风格样式上，其实会经常冒风险的。我问李安导演说你拍拳击我没想到，我在媒体上看，我很爱看的，我问他不怎么看，他拍这个我就很期待。可能越是这种跟它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拍出来越期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电影我也很期待，我很好奇我拍这样一个戏最终怎么样，有多少的发挥，能不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观众提问： 崔明慧：现在你们两个可以接受观众的问题。 提问：我想问李安导演一个问题，我特别喜欢您的电影，您的电影有很多都是从小说改编来的，这些小说我之前也读的，我觉得您特别神奇的地方是那些小说觉得其貌不扬，到您那里就脱胎换骨了。我想问一下您和您的团队怎么发现您李安式的电影呢？谢谢您。 李安：通常改编小说也是懒得自己想题材，我这个人不企划，很多导演都是饵下去了，看哪个铃响了，我不是这样，一次我是拍一个电影，拍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活在那个电影里面的，我觉得很幸福。我也不想做什么大的事业，通常我选的题材都是跟我那个时候最关心的一个人生的主题，比如说《归来》是跟存在和记忆有关的。我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跟信仰的关系，到了我这个年纪，五十而知天命，正好搭上了。 我选一个小说，跟我那个题材正好撞上了，不见得对那个小说喜爱，我觉得对那个小说非常喜爱的话，读它就好了，不会拍电影。让我拍电影的话，是我可以借他这个题材表达一下我想要的东西。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是这样，很多东西和小说不一样，我是东方人，对宗教和信仰看法不一样。我的团队是听我的，我想做什么他们尽量写出来，拍出来，拍完以后也不想了。我想只有《断背山》是别人编好的，我直接拿过来接手。 从理性和感受以后，拍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念头，心动了，对那个题材有长期的好奇心，不是说两个月就过去，那样剩下一年要干什么？我要维持我的本心和周围人员热情的投入，我一定要有足够的好奇，原料在那个地方让我去摸索，大概是这个样子。包括像《断背山》这种片子，不是说小说从头到尾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是拍电影的人，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花了那么多功夫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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