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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黄怀信先生清华简金縢校读（三） 何焱林 黃教授在《校读》結語中說：“可見古書流傳，傳抄者多可改易增删文字，乃至移動句子，改變句式。對于重新認識《古文尚書》當有幫助。”窃以为，黄先生之说不足取。 一、黄先生之说以偏概全，据一芒而论天下之谷，椐一叶而议古今之木。黄先生能再找出一篇《金縢》与《书》之《金縢》有如此大之区别吗？即以《尚书》为例，唐前置不论，孔颖达与蔡沈相距几六百年，将孔疏与蔡传两篇《金縢》作比较，有多大差别？将孔疏与今通行之诸版本比较，有多大差别？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汤祷桑林，周公秉圭。”“周公秉圭”之典，出自魏时《尚书》金縢，可见“秉圭”二字，六艺成书，与所谓的“清华简”入土，相距不足两百年，何以差别如此之大？或者黄先生能找出一位古人，曾经论证古书流传”多可改易增删文字，乃至移动句子，改变句式“吗？黄先生之说既不符合归纳推理，也不符合演绎推理，没有逻辑依据。 二、姑设定“清华简”为前2300±30年之作，照“清华简”此篇说明：“简文不用‘金縢’作篇题，疑抄写者没有见过《书序》”。《书序》置不论，但《书》成编即有篇题，古今没有争议。孔壁《书》出，没有人指出其篇题与伏生《书》不同，可见壁《书》不仅篇篇有题，且与伏《书》一致，明、清证古文《书》为伪者，从不曾对《书》之篇题存异议，即黄先生亦以《金縢》校读名篇，可见黄先生对篇题不持异议。而“清华简”固有篇题与《书·金縢》篇题绝不相同。“清华简”《说明》即示“清华简”之文，不来自《书》，与《书》不存在依存或承续关系。悉知今《书》出自孔壁一系，即六艺一系，与“清华简”一点关系也没有，半点关系也没有，刘国忠先生辈由“清华简”看见了古文《尚书》之原貌便是无稽之谈！ 三、黄教授说：“（《书·金縢》）但也有個別誤字或改動，甚至增字，如‘溥有’作‘敷佑’，‘邦’作‘國’，改‘以彰公德’爲‘以彰周公之德’，‘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之前增‘二公及’之類。而簡書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如簡書之‘□□（成王）弁，大夫 此段文字像说绕口令，很费解，但有一条十分明确，从“必不能出于今本‘王与大夫尽弁’”，知黄与“清华简”此篇《说明》持同一立场，即“清华简”与《书》没有依存或承续关系。如此，根据什么判定“传抄者可以改易增删文字----”参照系是什么？现在只有两个本子可比对：《书·金縢》与简《金縢》，既然二文没有承续关系，黄先生此说不成立。如果黄先生说成立，六艺成于孔子，有《庄子》之文为证，《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逝于前479年，至少早“清华简”成简150年，孔子不可能下抄清华简。只有一种可能，清华简据《书·金縢》篇而妄撰乱改，清华简即是伪简。刘国忠先生看到的古文《尚书》原貌即是伪书原貌。 “簡書之‘□□（成王）弁，大夫 “簡書之‘□□（成王）弁，大夫 黄先生绕了半天，“说明未改以前之今本，也不是原始之作。”才是最要命的，才是黄先生此文之关键。 何谓“未改以前之今本”？“改以前之今本”？“改以后之今本”又是什么本？黄教授行文莫测高深，下愚试着把黄先生这段话说得通俗一点。所谓“今本“，指今通行之《书》，刘国忠先生曾说“（书）今文部份则是真的”；所谓“未改以前之今本”，即孔子据以编定六艺之底本。黄教授结论：此本非原始之作。什么是原始之作？“这个本子也不是原始之作”之作，是经过几抄几改之作？黄先生没有论证，黄教授恐怕也无力论证。可以推论的是：至少“原始之作”是一本，“未改以前之今本”是一本，今本是一本，则今本至少经过两次“多可改易增删文字，乃至移動句子，改變句式。” 须知《尚书》是史书，不是稗官说部，不是聊斋。这样经过多可改易增删之《书》，还能当信史看待？如此说来，《尚书》，无论今文或古文，都是经多次“改易增删文字”之书，孰增孰删，孰真孰假，概不可知，上古史一片混沌，由此类推，六艺皆后人伪作。黄教授把玩笑开大了。 简书有“□□（成王）弁，大夫 黄先生很懂得迂回前进之术，绕了个大圈子，说了许多此优彼劣的话，最后一语点睛：清华简比孔子具以编写六经之底本更“底”，清华简才是六经根柢之作，是“祖本”。由此得出结论：清华简真，六经必伪；六经真，清华简必伪。二者必居其一，只居其一。 关于清华简《金縢》从篇题到内容皆今人伪作，下愚在文（一）、（二）中已有说明，不重述。流传久远的《尚书》今文篇目，清华简炮制者可以恣意改易增删，其他未见诸文献，或被斥为伪之古文篇目，清华简炮制者更可以恣意杜撰。 有网友称“溥有四方”为周初祝词，如“万寿无疆”，为人习用，下愚遍查《十三经》及先秦诸子之作，连“溥有”二字连文也没有，遑论“溥有四方”，手边金文资料，除盂鼎，也无“溥（匍）有四方”，连《史记》也没有，臆说耳！今人可用器文证史，但古人绝不以器铭入史。器为私物，史为公行。理当有别。 须知，惟周武王可被称“溥有四方”，武王前之周，据周原一隅之地，为商方伯；武王伐纣成功，从一镇诸侯而成天下共主，故讼其“溥有四方”。至于成康以下诸王，不过守成之君，何须讼其“溥有四方”？有人称诵清之乾隆、嘉庆、道光等“溥有四方”？此正是清华简之七寸，死穴。正“清华简”为今日文物贩子伪作之铁证。 四、孔子编写六经，学界大体认同，《孔传·尚书序》称：“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若以《孔传》伪，则《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及前引《庄子》之文，皆说明六经出于孔子。 孔子尝称“敍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对待古之典籍，当从此八字求之，虽有芟、剪、举、撮，绝不随意增删文字，而失文献之真。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以六艺传播儒学，至汉尊为经，诸儒绝不会擅自改易增删先师所定之文，使之淆乱错杂。当然，后世流传渐广，传抄越多，难免三豕涉河之讹，或将传注阑入经文之误，但绝非多可改易、增删之举，后世亦不断刊正经文，如《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之立，即为便后学刊正经文。 录写经文与引用经文，当分别看待。古人简书，携带不便，家储不多，图书馆之设尤寡，其引文多凭记忆，或摘录，或引其意，而非直隶原文。故多不可以引文证、校经文，而以今人杜撰之清华简证：“古書流傳，傳抄者多可改易增删文字，乃至移動句子，改變句式。”尤为不当。 五、前2300±30年之楚宫，不可能有比春秋时代鲁国更原始的周室历史档案。 ㈠楚亲不及鲁，贤不如齐 《礼记·中庸》倡亲亲尊贤。《史记·楚世家》称，楚先鬻熊之子曾仕文王。成王始封其后嗣熊绎于楚蛮，“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鲁、齐皆为公侯之爵，居中原开化之地，楚为子，其爵位有三等之差，居蛮夷之中。鲁为姬旦封地，旦为武王嫡亲之弟，长期居摄，辅佐成王，为周室至亲。齐太公为武王伐纣功臣，于周之兴，与有大功。楚不过外姓小臣，蛮夷君长。须知当时书写工具简拙，不似后世有纸张，有印刷术，周将历史档案，上代典籍颁之诸侯，必有等级。公侯之国，屈指可数，颁与典籍，力可胜任，子男之国则成百上千，皆颁之典籍，不胜其力，且无必要。故周初历史档案及上代典籍，不可能传入楚宫。 ㈡鲁为文献旧邦 周公长期辅政，制礼作乐，鲁为其封地，周将历史档案及诸多文献，颁之诸侯，其首选之地，必是鲁国，至少周初之作，以周公封地之便，必大量输入鲁地。周初文献，更不可能先入楚，后入鲁，楚地不可能比鲁地有更古老文献。《左传·襄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于歌则有《周南》、《召南》等十四国风及大、小《雅》，《讼》之奏；于舞则有《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之观，并盛赞之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可见周之礼乐备极于鲁，他国所未有。 《左传·昭二年》（前540）：“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处《书》或即为《尚书》原型、底本。 孔子据鲁史作《春秋》，为学界公认，左丘明为鲁史官，为《春秋》作传，可见鲁在春秋时代，为文献大邦。儒学兴于鲁，六经出于鲁，不仅因有孔子及其弟子这样的先圣先贤，更因为鲁地有丰富的文化积累，特别是有大量周室历史档案及典章制度遗存，这些条件，他国不能有，齐国不能有，偏在南蛮之楚地更不能有，东迁后之周室也不能有，犬戎攻破镐京，文献随之散失。故儒学只能兴于鲁，六经只能出于鲁，孔子只能产于鲁，七十子之徒只能聚于鲁，非鲁之水土适于生圣贤，以其富于文献故耳。稷下学兴，也与鲁富文献有关。 ㈢战国中晚期，楚不可能有周初文献。 ①楚先为子爵，居蛮夷。与之相邻之随则为侯爵。子爵之国太多，以当时书写工具之局限，财力物力之局限，不可能书写众多周初历史档案，遍颁各国。诗、书、礼、乐、易无一出于鲁之外者，便是证明。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殷之典籍，殷之余绪宋尚且不足，楚何能有殷先王典册？ ②楚武王37年（前704），熊通自称王，与周室断绝臣属关系，周室更不可能行文书于楚。 ③或人曰《左传·昭十二年（前530）》不有云乎：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所谓上世帝王遗书。此非楚有古帝王之书乎？ 《左传·昭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楚灵）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此处读，当是记诵，若为照本宣科，可称良史耶？子革即指其不能。故由此不能断定楚宫有上代帝王之书。 此段文字，《史记·楚世家》不载，亦不见倚相之名，《左传》意在引出右尹子革以《祈招》之诗讽谏灵王。有无倚相其人，能否读坟典其事，不可确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为何书，诸说不一，且早已不存，《书》、《逸周书》，先秦诸子，皆不曾引其中文句，知其不存久矣，或更他名久矣。要之，其绝非《尚书》之属。 ④战国中晚期，楚宫不可能有三代历史档案 楚昭王十年（前506），吴兵入楚郢都，昭王出奔，吴人鞭平王尸，楚宫随之残破，其钟鼎重器，典册文献，金玉珠宝，荡然无存。即令楚前有坟典之书，此役之后，已经灰飞烟灭。顷襄王21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都，与“清华简”“成简”时间下限早二年。在如此兵荒马乱，楚王室岌岌可危之秋，楚宫还有闲情逸致大兴文事，将如此众多之文抄录成简？楚宫原无此简，所抄底本从何而来？楚宫有此诸简，另抄并埋于地下，必为殉葬，所殉必为楚王。写如此多之简，非如《郭店简》、《包山简》那种主儿财力所能承担，尤其那些“祖本”级上代帝王之书，尤非臣僚所能具。 距今2300±30年，其间楚有三王，威王、怀王、顷襄王。简书非一般明器，入土殉葬，当有先王遗嘱。威王仅二年在时限内，其立嘱当在威王10年（前330），故其成简期至迟当在前329年。怀王三十年（前299）入秦，旋被囚，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秦归其丧，无法立遗嘱，必无简殉。顷襄王36年（前226）逝，已超出清华简成简时限，且顷襄王21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襄王保于陈城，不复有周初文献。由是知能以“清华简”入殉，仅威王一人。威、怀二王时，楚势虽衰，犹为大国，顷襄王18年（前281），犹为纵约，欲以伐秦。故威王之墓，必极富文物，但迄今未闻有楚王墓被掘者。 ⑤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6），鲁亡于楚，但此时“清华简”已“入地”埋藏，纵然掠得鲁之文献，于清华简已无所补益矣！。 六、要言不烦，要证清华简为今人伪作，其改“敷佑四方”为“溥有四方”足矣，断其为上90年代后之作，以其定清华简为2300±30年写成，其时正《郭店简》与《包山简》成简之时，上世纪90年代，两简出土，文字之形见，无字之简具，万事备也。以??作仁出《包山简》，以??作迟出《汉书·扬雄传》。以??为仁，犹可说也，以??为迟，背六书造字之规，弄巧成拙之谓也！ 七、下愚读“清华简”，见其无一不粗制滥造，泊凑成篇，还要招摇于市，盗名窃利。炮制者耗数年时间，费无穷心力，造出的东西却如此荒疏，不成名器。更信古文《尚书》绝非西晋至东晋短短三四年间所能造出，绝非魏晋人所能造出。即阎若璩、惠栋、康有为辈，亦无能为力。非其无学殖，实其无经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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