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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艳精工”的大晟词人——周邦彦 ——兼析“客中送客”之作《兰陵王·柳》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著有《清真词》。早年落魄不羁，行为放荡，《宋史》说他“不为州里所重”，也就是地方上的乡亲父者都鄙薄他的为人。元丰七年在太学读书时，他向宋神宗进献《汴都赋》，被任命为太学正。因为他精通音律，宋徽宗就让他作“大晟府”的提举官。宋徽宗崇宁四年九月设立国家音乐机构大晟府，至宣和七年撤消。这个音乐机构共存在二十年，对于推进北宋末年词曲的兴盛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曾任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绍圣四年，还朝为国子监主簿。哲宗时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街、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徽宗时曾知隆德府，明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后又知顺昌府，徙处州。病死于扬州。 周邦彦与万俟咏等“大晟词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又按月“进献新词”。这些“进献”的“新词”，歌颂皇帝的盛德大业、描绘祥瑞事迹，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庙堂文学。另外他们又创作一些类似南朝宫体诗的艳词，突出反映了北宋末期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万俟咏把他的作品分为两体编集，叫“雅词”和“侧艳”；大概“雅词”就是按月进献的应制词，“侧艳”就是庸俗下流的艳词。他自己后来都觉得“侧艳”一体“无赖太甚”，于是删去，另编词集为五体；这五体的名目除“应制”以外还是“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之类，而被周邦彦总称为“大声”。可见他们实际是一批帮闲的御用词臣。 周邦彦无论早期或后期，无论在外地或在京城，都经常和歌妓舞女交往，过着冶游放浪的生活，跟柳永的经历类似，在词的创作上也接受了柳永的影响，风月艳情与羁旅闲愁就成了他的词的主要内容。他的这些词还特别在形式字句上刻意雕琢，写得玉润珠圆，“富艳精工”，与柳永的“词语尘下”有所不同，被认为“无一点市井气”，其实这更适合极端腐朽纵情声色的北宋末期上层统治集团的胃口。应该说周邦彦的词对苏轼所开拓的词的道路是一种反动，代表了北宋词创作的一股逆流。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贞”，是贞洁的“贞”，这里指高尚纯洁。刘熙载认为周邦彦的词品卑下、肮脏。他又说：“周旨荡。”意思是周邦彦词的内容放荡。即使是把周邦彦奉为“极则”的清人周济，也不得不承认周邦彦的词“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很不恰当地说周邦彦是“词中老杜”，“两宋之间，一人而已”，但他在《人间词话》中同样不得不承认周邦彦“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而且也不得不承认周邦彦同欧阳修等词人比较起来，有着娼妓和淑女的区别。 周邦彦词中偶有可取的作品，倒是他的有着切身感受、反映一定生活现实的怀古伤今或描写羁旅行役的篇章。怀古伤今的作品如《西河》这首题作“金陵怀古”的词，融化古乐府《莫愁乐》和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等诗的辞意，抒写兴亡之感，境界显得比较开阔。描写羁旅行役的作品比较多。这类作品，有的与柳永的作品近似，如《尉迟杯》这首词，从岸边送别，写到孤舟独去，由回忆“珠歌翠舞”，推想“如今向渔村水驿”，再归结到“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与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异曲同工。 周邦彦写得较为含蓄，尤其是一些中调词，字句本来不多，就更写得曲折深婉，如著名的《蝶恋花》和《玉楼春》、《蝶恋花》题作“早行”，通共只有十句，却由拂晓起床写到独自登程，全由惊飞的乌鸦、井边打水的声音、天上的晓星、地上的露水、远处的鸡鸣，烘托依依不舍的离别心情。《玉楼春》只有八句，上片四句以“当时相候赤栏桥”与“今日独寻黄叶路”对比，表现欲归不能的惆怅；下片四句就专写离别之恨，“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写人如风吹散了的江上白云，表示彼此离散，情则如柳絮被雨打湿以后，紧紧地贴在地面上，表示恩爱缠绵。这种写法显得凝重一些。 周邦彦和柳永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他描写羁旅行役往往采用咏物的方式。如《花犯》一词写梅花，《六丑》一词写蔷薇，《兰陵王》一词写柳树、《大酺》一词写春雨，等等，属于托物咏志，以眼前所见某一景物为题，抒写离别流落的感伤哀怨，这意思就表达得深隐含蓄了。 另如《苏幕遮》这首词，只写对家乡的怀念，情调则比较健康。词的上片是，“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沉香，是一种香料。溽暑，指夏天的湿热。开头两句写屋内点燃沉香，驱除夏天的湿热。中间两句写到屋外鸟雀在欢唱，一是高兴天亮了，二是高兴天晴了。“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两笔就勾勒出鸟雀的神态。然后再有三句写到池塘之上，荷叶经过一夜雨水的浸润，现在又受到朝阳的照射，在晨风中亭亭玉立，摇曳多姿。“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三笔就勾勒出荷叶的神态。词的下片写由荷花引起的乡愁，原文是，“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吴门，本指江苏苏州一带，这里泛指江浙地区。作者是钱塘人，钱塘就是今天浙江的杭州。长安，这里代指北宋都．城汴京。芙蓉，就是荷花。浦，指湖北入口的地方。作者说自己长期留在汴京，不能回到江南故乡，十分想念故乡。但不说自己想，而说“五月渔郎相忆否”，意思是自己长想着夏天在湖上打鱼的渔郎，以致做梦也驾着扁舟，划着小桨，进入满是荷花的湖里去了。作者不仅抒发了思乡之情，而且写出了江南风光之美。写鸟雀、写荷花，不仅能得其神态，而且其中体现着作者的愉悦的感情。这首词清新淡雅，疏郎明快，是周邦彦大量“富艳精工”的淫秽歌词所不能相比的。 周邦彦前期有过和柳永类似的生活经历，后期则是宫廷文人。他也长于写羁旅离别之苦，所以有人把他和柳永并称；又由于他的词律工巧，用语清新，而与奏观并称。他精通音律，把慢词推进一步。张炎说：“美成诸人又复增衍慢、曲、引、进，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他的慢词不仅长于叙述手法，而且善于概括。周词风格接近柳永，工于慢词，格律严谨，语言洗炼，蕴藉含蓄，典雅艳丽。在词的发展史上，周邦彦的贡献是明显的。 首先，由于他的努力，使得慢词词调定型化，使其最后完成了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紧密结合，并成为词坛主要体制。 其次，创造了许多词牌新调，如慢、引、近、犯等调式，使词的体制更为丰富多彩。 另外，他的词作注意协调音律，讲究四声，使词这一文学形式其艺术特色更为明显突出。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派集大成者和格律词派的创始人。但是，他的过于追求音律和形式之美的缺点，也妨碍了人们自由运用词的形式去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 《兰陵王·柳》(以下筒称《兰》)是周邦彦的代表作。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年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迥，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风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咏物词。但这里的“柳”，实是人化了的自然，它拂水飘绵，柔条千尺，作为历史的见证，与人类共悲欢寓合。古代的文人墨客，咏柳与离别已结下不解之缘。因此，这实是一首托柳起兴，描绘羁旅行役的送别词。这首词借咏柳写别情，进而抒发“京华倦客”抑郁惆怅的感情。羁旅行役，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人所熟知，自启然艺术要求更高，创作难度也就愈大。所以即使是握有“生花妙笔”的江淹，也发出了“谁能摹晳寓之状，写永诀之情”的慨叹。要在羁旅行役，寓愁别恨题材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在艺术上多下苦功。《兰》词就集中反映了周邦彦在这方面的艺术突破。 《兰》的主题是什么？据张端义《黄耳集》截，以为是周邦彦与京师名妓李师师狎游，得罪了风流皇帝宋徽宗，被贬寓京，故作此词，这是无稽之谈，后来王国维已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详细辩驳，说明并无此事。我们只要认真阅读作品，也自会体味到这不是作者离京之作，而是如周济《宋四家词选》所说，是深入一层的“客中送客”之作。词中有“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句，这是点明题旨的关键。“故国”，古代常泛指故乡，周邦彦是南方人，年青时入汴京(今河南开封)太学，才华横溢，很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被统治者冷落一旁，“五岁不迁”(《宋史》本传)，落得个“两眼荧荧收泪光”的凄惨下场，这对一个力争上进的青年来说，无疑是当头浇了一瓢冷水，美好理想成了泡影。于是“尽力于辞章”，发泄满腔的愤怒，写下了《兰》这样的千古名篇。“谁识京华倦客”，说明词人虽然早已厌倦羁旅生活的无聊，但被生活所迫，仍不得不继续作客京华，一可悲；“京华倦客”为人送行，深入一层，愈加刺激了自己的“故国”(故乡)之思，二可悲；“谁识”二字，慨叹自己的沦落，才华无人能识，三可悲。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正面抨击社会，但社会的黑暗，却令人感到窒息。“谁识京华倦客”，这无声的悲吟与控诉，是对当时朝廷腐败的批判。北宋后期，社会“积弱积贫”，内外交困，正是兴起改革以挽危图强的用人之秋，但权贵却堵塞贤路，摧残人材，致使大量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蹭蹬仕途，怀才不遇。如《兰》之类的羁旅行役词，正是从另一侧面来反映社会，写出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特殊心理。 在艺术上，《兰》词非常出色，风格含蓄蕴藉，委婉曲折，但它又是“于软媚中有气魄”，气势浑成，扣人心弦。全词分为三叠： 第一叠借柳抒怀，倾泻了久困京师的寂寞，孤独与苦闷。“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随堤，点明送别地点。隋炀帝时开通济渠，自洛阳至淮水沿渠筑堤栽柳。词中“隋堤”，指的是汴京郊外一段，是京师的水上门户。与唐人灞陵折柳送行一样，北宋士人也常在“随堤”折柳送别。柳丝弄碧，点明送别的时间是春天，结合第二叠中“梨花榆火催寒食”句，大概是在梨花烂漫，榆火新传的寒食节前后。“柳阴直”，画出了随堤上的两行垂柳，笔直地仲向无际的天边。这就从横向的空间上给人以无限深远的旷漠的感觉。孤独游子，知向谁边？一个“直”字，感情尽出。柳丝弄碧，形容春天的可爱；拂水飘绵，简直把柳树写活了，柳枝婀娜，牵系人心。但就在这姹紫嫣红、烟姻波荡漾的美好背景里，游子却无心眷恋。眼前景色虽好，怎奈不是家乡，徒增离别痛苦而已！这才引起了下面“登临望故国”的举动，因送客而联系到自己的命运。送与被送，共鸣互应。“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这是从纵向的时间上来展开的。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扬柳》：“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折柳之际，仍存“迎归”的希望。但到周邦彦时，严酷的现实碾碎了一切微茫的希望，“年去岁来”，说明千百年来无不如此，历史上折柳的悲剧无法计数，怎样才能贴切而准确地形容这个“模糊”的数字?作者并不明言，而是用“应折柔条过千尺”句，既形象又含蓄地道破了历史长期积淀的人类共同心理。 第二叠是承上启下的过片。由眼前的触景生情，自然倒叙，引起往日离别的回忆，而由“闲寻旧踪迹”一句领起。这是在绵密的章法结构中形成了一个波澜跌宕，显得既严整又活泼。“闲寻”二字，看似漫不经心，实是惨淡经营之后而趋于平淡的结晶，蕴含了丰富的内容，说明其中埋藏了一种不是理智所能完全控制的潜意识。几次三番，日积月累，离愁别绪已深埋心底，成为一股强烈的感情洪流，一触即发，倾泻而出，但是眼前的歌筵离席，急管衰弦，却惊醒了“闲寻”迷梦，迫使人们回到了现实。“又酒趁衰弦”，一个“又”字，有关合古今，时异情同之妙，忆旧之行，现实之真，交互迭现，彼此相应，有效地加重了感情浓度。以下“愁一箭风快”四句，构思更是新颖奇特，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任凭意识奔流，由当前境，转入了对于将来的想象。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一个‘愁’字，代行者设想。”幻想的出现，常是真情思念的结果，不是平生知己，不能至此境界。当时的行者是从汴京由水路南行，所以说是“望人在天北。”在这里，词人不仅由现在想到了过去，而且由过去想到了未来；不仅在当前景中活动，而且把自己无形的神经触角伸向了视觉不及的遥远地方。这就进一步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把词人的生命活力加以无限延伸，因而取得了惊人的艺术效果。 “凄恻”以下是第三叠。上面二叠主要是当筵时的触景生发，到这里才正式转入别后抒情，正面补足离愁别恨。第二叠的末句是“望人在天北”，这是虚拟设想中的行者“回头”，望见前来送行的“京华倦客”刹那间已远留在“天北”，重点已暗转到送者身上。第三叠即承此而来，顺水推舟，自然过渡到送者的千愁万绪。这是代送者没想，又从太虚幻境中跌落到现实尘世中来。“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真正告别的时候已经降临，送者有意，流水无情，望着友人渐去渐远，消失在暝暝暮色之中，词人的心潮，也随着水流千回万转，回环激荡。知已远去，无人再识“京华倦客”，巨大的痛苦吞啮着心田。眼前唯有寂然不动的渡口戍堡，年复—年地作为离人的见证。想着望着，望着想着，如醉如痴，似梦似幻，无限的怅惘猛然袭上心头。“斜阳冉冉春无极”，这是作品中的神来之笔——饲眼，它的意境是多么深邃！潭献《谭评词辩》评此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春天无限，留光妩媚，莺声燕语，草绿花香，该是多么令人留恋！但如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冉冉西斜的夕阳，已经悄悄展开了昏暝的夜幕，吞下了无限美好的春光，这无异是一曲令人心酸的骊歌低唱！在这里，美好的事物愈加勾引起了作者的缕缕愁思。即使是往日的欢乐，也难以弥补这一心灵的创痛，“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月榭歌台，露笛幽怨，又使人想起唐诗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离别之后，无处不愁。但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词人，总是要活下去，无论处在怎样的困境中，也要把人类的生命力加以延伸与展现。现实的压迫无法逃避，也就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寻找安慰。这又从实到虚，重新回到主观幻境中讨生活，而“梦”就是作者反抗现实压迫的一种特殊武器。“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这是总收全词的结语，调子是多么率真，凄婉而深沉。但现实终是现实，它无情地撕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幕纱，现出了鲜血淋漓的真象。连主观的梦也不得安宁，生活中容纳不下的苦痛，又继续侵蚀到梦境中来。人们常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至少梦中该是个快乐的天堂吧！但对“京华倦客”说来，岁岁年年的离愁别恨实在大多了，难以磨灭，已成为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因而甚至是梦中也被离别的泪水湿透，这是梦吗？既是，又不是。“似梦里”的“似”字，恍如梦中，但真正的处境却是无计相回避的现实生活，在这里，作者又从虚入实，继续浸泡在生活的苦水中，“泪暗滴”的“暗”字，用得极为妥帖，梦中之泪，人所不见，所以是暗滴，一层意思；现实之中，为了生计，不敢对人落泪，而是强颜欢笑，泪水只能悄悄地往肚里咽，这样的“暗滴”，写尽人间辛酸苦楚，这是深一层的意思。李商隐无题诗“梦为远别啼难唤”，周词“似梦里，泪暗滴”与之相比，境异而情同，极异曲同工之效。 周邦彦的词在南宋影响很大，对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王沂孙等注重音律形式的词人有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他的推崇也主要是认为他的艺术成就高。周邦彦在词的创作上确实很讲究字句的锤炼、典故的使用与全篇的层次结构的安排布置，又善于融化前人诗句。为了配合音律，他不仅注意平仄，而且严守四声。这当然对词的艺术表现是有发展和贡献的。但是离开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侈谈艺术成就，剩下的无非就是技巧的卖弄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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